（本报记者 向振中）11月23日至24日，本报记者在武汉专访了香港科技大学丁学良教授。丁教授认为，没有大面积饿死人是30年来农民维权最伟大的进步。他呼吁政府大力投资人力资本和就业资本，并称高额遗产税可解决城郊“啃老族”问题……
没大面积饿死人是最大进步
南方农村报：在您看来，1978年以来中国农民维权最大的进步是什么？
丁学良：最伟大的进步就是中国农民没有大面积饿死人。1959年到1962年三年灾害是人类有文字记载的最大的饥荒。还有什么东西比这更厉害。那个时候农民不能到外地去讨饭，只能饿死在家里，就是说农民没有人身自由。而1978年之后的30年，中国经历的是人类历史上最快速，而且是规模最大的移民潮，也就是都市化，几亿农民进城务工，人身自由更多了。
南方农村报：这个权利进步是怎么得来的？
丁学良：抗争出来的。马克思的根本学说也就是以人为本。不能以权为本，以资本为本。但是在农村，农民没有权力，也缺乏资本，就是因为它的制度不以人为本，所以他们才没有权力和资本。如果有以人为本的制度，他们就是服务的对象。美国的个人本来也不是以人为本的，是有奴隶制的，奴隶不是人啊，奴隶就造反，后来就成了人。原来全世界妇女也不是人啊，妇女没有选举权啊，然后妇女就抗争啊，后来就成了人啊，都是这么过来的啊。
给穷孩子第二第三次机会
南方农村报：在一些农村地区，一些群众送子女读书的积极性不高，理由之一就是大学毕业生都不好找工作。
丁学良：就是因为中国的教育制度，不是按照社会的需要，也不是按照中国经济的需要来配置专业，而是按照官的需要来配置专业。专业设置不合理之外，教师素质也不高，这两者之外，教学大纲也不好。目前这三个都不好，你还能怎么的？不仅大学是这样，整个教育制度都是这样。我们需要有解决问题的新视角。
在我们安徽有一句俗话，就是我们出生在农村的孩子命不好。我觉得我们现在不管是从新农村建设出发，还是城乡一体化出发，我们现在就要创建各种各样的政策和制度，来给命不好的那些人，有第二次和第三次的机会。不能因为他出身在农村，他命不好，从此以后他翻不了身，他的孩子也翻不了身。第一次机会不好，我们就要通过制度化的方式，给他第二次机会和第三次机会。
南方农村报：要有什么样的制度，才能既满足社会经济的需要，又让农家子弟获得第二次机会和第三次机会？
丁学良：要有良好的人力资本积累的制度。中国许多农村的孩子读完初中之后，就不再接受教育、培训。这个方面，国外有非常好的经验给我们借鉴。
美国就业市场非常活跃，竞争非常激烈。这么一个制度之下，如果说一个十七八岁的青年人，他没有受过高中毕业以后职业方面的专业教育，他基本上找不到一个饭碗。然后主要靠政府花钱，办社区学院，学生付钱很少。如果你家很穷，你就基本上不用花钱。学生主要来自于美国的穷人家，他们的父母亲受过教育非常少，也不懂教育。社区学院一般都是两年制，就是高中毕业以后学习两年。如果两年以后，你在社区学院学得很好，你仍然可以学本科，你可以选择就业或者继续上学。社区教育既帮助了穷人，对美国制造业的贡献也非常大。到2006年底，美国还是世界上最大的制造业中心。
德国经济出口比重是世界上唯一一个比中国高的，它出口的最重要的部分就是精密制造业。它这个制造业有两个支柱，一个是国内的工业大学，另一个就是专业的技术学校。这些专业技术学校就是让学生在初中毕业以后再受四年的教育，高中毕业以后再受三年的教育。这种学校出来以后，它不一定能够做设计，但是能够把这个制造做得非常的细致。我们中国现在已经是制造业的中心了，但是沿海的高精工的高技术工，越来越缺乏。
如果我们国家从中央政府一级，一直到县政府，能够对农村的孩子，对全国的农民工的孩子在他们初中毕业、高中毕业以后进行这种培训，一毕业以后就能够进入制造业，能够进入高附加值的就业渠道，对这样的教育进行一系列的辅助，我认为这才是建设中国新农村的一个根本的机制。
征高额遗产税让年轻人自立
南方农村报：但是，在中国城郊农村，一些青年人主要靠父母或者出租土地房屋为生，又被称为“啃老族”、“啃屋、啃地族”。比如，广州市萝岗区今年就出台了一个政策，强制适龄青年进技术学校学习然后就业，不接受培训的将减少分红。可见，就是有培训机会也不见得凑效。
丁学良：不要老是强调中国国情，就中国有国情？世界通行的拿到中国来用怎么不可以？比如美国，就是征收高额遗产税，就是一个人死了之后他的高额遗产不能由他的子孙完全继承，大部分要归于社会。这样的话，年轻一代就要靠自己就业来生活，就要自觉去学技术。
向更多的社会项目花钱
南方农村报：您曾经说过，如果先把人力资本和就业资本这两个体系建设起来，新农村建设就走上了光明大道。就业资本是个什么东西？
丁学良：就是农村里面的穷人、家庭和小村庄都有能力自己找活干。在这方面，中国应好好地向我们的两个邻居，就是孟加拉和印度学习。我们都知道前年讲的孟加拉的一个男的(尤努斯，孟加拉国人，专注于向最穷苦的孟加拉人提供小额贷款，帮助穷人实现个体创业，被称为“穷人的银行家”，并获得2006年度诺贝尔和平奖——记者注)，他做的就是很简单的事情。
如果我们中国有一部法律来保证在农村建立这个金融体系，然后能够在全国的农村推广，为农民找到农田以外的高附加值生产的方式，还能够给予财政方面的支持的话，对农村的脱贫和对农民的基本的训练，都有巨大的意义。
南方农村报：尽管人力资本和就业资本对维护农民权益这么重要，但它也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谁应该承担起这个责任？
丁学良：当然是公共机构，主要是政府。现代政府是怎么来的？这是常识。中国政府过去大力投资基础设施中的硬件部分，但是对经济基础设施的软件部分长期欠债。我看“十七大”之后，这个的趋势有可能有转变，从原来的在经济上花钱，转向更多的向社会项目上花钱，比如投资积累人力资本、就业资本。这个转变，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非常关键，这也是对1949年以来中国发展模式的一种非常重要的重新平衡、重新定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