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年前的人大会上，总理回答记者提问时讲了“穷人经济学”的一席话，温总理谦称自己不是经济学家，他引述经济学家舒尔茨经济学思想的核心内涵，“世界大多数是贫困人口，如果你懂得了穷人的经济学，那么你就会懂得经济学当中许多重要的原理”。关注穷人经济，且出自大国总理之口，发自肺腑之言，令我久久感动。当即写下评论：感念总理的穷人经济学。《作家文摘》头版头条全文转载。我甚至评价历史在这里转了一弯。只关注经济发展的速度而牺牲经济发展成果公平分配的时代落下帷幕。众所周知弱势群体在改革发展中同样付出了艰辛的努力，同样承受了改革的代价，与强势群体相比，所获得的收益比重过小，基尼系数一直在警戒线上扩大。尽管中国经济突飞猛进和中央一再下大力扭转收入差距拉大的趋势使弱势群体看得到希望，各种突发性群体事件依然频频见诸媒体，甚至出现“无直接利益诉求的群体性事件和冲突”。社会承受力何等脆弱可见一斑。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是推进社会公正。社会公正就是使弱势群体和强势群体在社会财富分配上大致均衡。主流经济学家可以只关注如何实现经济效率的最大化，而作为国家权力行使者的政府还必须关注社会财富分配的公正性。总理提出“穷人经济学”，意味着政府将在社会财富公正分配上着力，弱势群体也将分享发展成果。
结果怎么样呢？这两年多以来，政府在维护弱势群体的权利和利益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农民的税费基本上全免了。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包括最低生活保障在内的各种社会保障提高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于2007年6月29日通过，将自2008年1月1日起施行。各地政府也掀起了关注弱势群体社会的“惠民”行动。
这是纵向看，弱势群体的收入在逐年提高。然而，世界是扁平的，横向比较更重要。在弱势群体收入提高的同时，强势群体的收入以更快的速度提高，收入差距仍在继续拉大。发展很不平衡的矛盾和问题并没有解决。
问题出在哪儿呢？
近三十年来，我们从重视GDP到重视人均收入，是中国进步的标志。中国盘子大，经济发展总量进入世界前列，比较容易做到。中国人口众多，人均创造的财富和人均收入要进入世界前列，就相当难了。所以，人均收入的提高进入政府政绩考量的内容，意味着政府将更加重视如何发挥每一个人的创造财富的能力，更加重视这个地方的人均收入水平，是一大进步。
但是，提高人均收入，并不是新阶段改革发展的目标。在不少地方政府官员热中于介绍他们的人均GDP增长了好多、人均收入提高了好多的宣传声中，我的心中却充满了忧虑。2007年公布的中国富翁排行榜，就有好几位百亿富翁的财富增长了一倍以上。按人均收入计算，荣登第一位的富翁拥有个人财富1300多亿元，且不说低收入群体，即使如我这类中等收入者全年收入6万元，是不是两者相加再除以2就是彼此的人均收入了呢？显然不是，中低收入群体的实际收入与两者相加再除以2的数目相差甚远。所以我认为热中人均收入的提高会掩盖一些严峻的问题——社会财富大量增长中财富是否公平分配。照如此下去，“穷人经济学”的宗旨何时兑现？太阳何时照在桑干河上？
我们改革发展的目标是消除贫困，缩小收入差距，走向共同富裕，而不是离这个目标越来越远。支撑我对这一目标的思想有：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的论述，温家宝提出的穷人经济学，更重要的是我对社会主义制度的理解。中国还是发展中国家，发展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都会是第一要务，发展的重要性自不待言。我们需要发展，需要速度，同时也需要对社会主义制度的坚守。发展和速度不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制度的区别。两种制度的区别就在于发展的成果如何进行制度性分配。
所谓改革发展进入关键时刻，我的理解是，中国改革不仅面临突破传统体制性弊端的障碍，而且要化解长期积累起来的“发展很不平衡”的矛盾。解决这两大问题，都非常艰巨，都涉及对社会主义的信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仍然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决不仅仅是未来理想，更是中国的实践。“发展很不平衡”必然收入很不平衡。2007年公布的800位富翁总财富加起来是3万多亿，相当于2006年中国GDP20多万亿元的1/7。我们社会还存在如最近媒体上抄得沸沸扬扬的“年仅12岁的最美女环卫工”等现象。这些社会大量存在的细节，折射出社会财富分配很不平衡已经到了非常严重的程度，两极分化的危机对我们虎视眈眈。中国的发展已经到了必须将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纳入政绩考量的阶段。
由于持续20多年的高速发展，中国2007年的GDP有望进入世界前三强，使我们有了初步解决收入不平衡的问题的经济条件。同时，由于长期积累起来的发展很不平衡，也到了非解决不可的时候了。八十年代，小平就告诫我们，改革发展如果出现了什么两极分化，什么新的资产阶级，那就失败了，就走上邪路了。我们已经进行的和正在进行的改革，特别是网上舆论可以看到，饱受争议，这与我们发展很不平衡、收入分配很不平衡密切相关。对小平的告诫，我们决不能充耳不闻；对现实中的重大矛盾和问题，决不能视而不见。成就和付出的艰辛已经铭刻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史册上。居安思危，千万不能被已经取得的辉煌成就迷失了方向。
改革发展进程中，出现过一次又一次旷日持久的致富风暴，从80年代的“官倒”开始，接着是国企改革中的国资流失，资本市场形成初期的“黑庄”、“黑东”，以及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圈地、价格不断飙升的房地产等等。这些致富风暴造就一大批富裕群体，并在不断的演化中成为一个新兴社会阶层，向各个行业延伸。由于这些力量的出现，并深刻地影响社会变化，所谓起点公平、程序公平、结果公平都会难上加难。市场经济难以克服的弊病就有“黑洞效应”。所谓“黑洞效应”就是已经形成大势的力量有吸噬其他弱小群体发展能量的天性和能力。同时，由于彼此历史地形成了起点不同，即使得到公平发展，彼此的增速相同，差距也会越来越大，这就是发展中国家往往要遇到的“极差乘数效应”。由于“黑洞效应”和“极差乘数效应”的作用，必然使收入差距的解决越往后拖，就越艰难。
对于已经形成趋势的“发展很不平衡”的“收入差距扩大”，我们要用阶段论的思想来认识，来看待。在改革发展初期，我们只能通过非均衡发展来激发创造社会财富的活力。因而发展很不平衡和收入差距扩大既是第一个阶段的必然结果，也是那个时期必然产生的阶段性矛盾和问题。如今，改革发展进入新阶段，同样需要用阶段论思想来解决收入差距，激发全社会一切力量的创造活力，因为发展很不平衡已经成为影响社会和谐的主因。
贯彻和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关键环节是增长“木桶”的最短的那块。社会主义制度就是朝着消除两极分化、共同富裕方向发展的制度。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不仅在于能够创造比资本主义制度更快的生产力，而且能够使人民群众分享发展成果，制度对此有刚性安排。科学发展观的提出，使国家在大政方针上也做了相应的安排。比如，调节过高收入，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这些都为我们解决发展很不平衡和收入很不平衡提供了政治条件和政治保证。
事实上，我们在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方面也做了大量工作，比如，提高最低工资标准等。但这远远没有解决问题，提高的最低工资涨幅根本追不上高收入群体的收入涨幅，由于“极差乘数效应”，收入差距仍在拉大。所以，科学发展观提出已经5年多，据2007年5月出版的《中国社会发展报告》，发展很不平衡的态势并没有从根本上扭转。
看来，要落实科学发展观，实现制度和政策对弱势群体的呵护，只有将提高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纳入政绩考量，使它成为考核地方政府政绩的一项硬指标，才能到位。
人们谈到政府职能转变主要是建设服务型政府。其实，调节同样重要。我们不是多次谈到在社会分层已经明显的今天，要调节各个社会阶层的利益诉求吗？谁去调节？当然靠政府。市场经济是竞争经济，优胜劣汰，是市场经济的铁律。市场经济不相信眼泪。要维护弱势群体的利益，只有靠政府的力量才能实现。
现在仍然有一种观点，强调调节过高收入，将挫伤高收入群体创造社会财富的能力。这些观点，不仅是强势群体逃避社会责任的托词，还是不少政府官员的潜意识。我们谈效率优先，就意味着将社会资源、资源资源通过政府或市场优先配置给了能够创造最大效率的群体，意味着未获得资源配置的群体将自己拥有的那部分资源通过政府或市场转让了出去。依照市场交换的公平原则，获得资源配置的群体，虽然没有参与创造，仍应该获得原本有他一份的资源价值。由于转让是间接的，是通过政府或市场进行的，因而获取也应该通过政府或市场体制得以实现。政府是不是好政府、称职的政府，市场体制是不是完善的体制、有力量的体制，考察的标准之一，就是看这个政府这个体制是不是实现了没参与创造但隐型支出了资源投入的那些群体同样得到了公平的回报。人类文明的历史，就是剩余价值由少数人垄断向均衡分配方向发展的历史。
中央认为：构建科学合理、公平公正的社会收入分配体系，关系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关系到广大干部群众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的充分发挥，关系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全局。进而中央提出，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更加注重社会公平，合理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加大收入分配调节力度，使全体人民都能享受到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成果。着力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调节过高收入，大政方针已经明了，如同初升的太阳。然而，再好的制度安排，再好的政策安排，也需要代表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政府来执行和落实。所以，将提高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纳入政绩考量，是贯彻和落实科学发展观、推动改革发展成果由全体人民共享的重大举措。如此，或许太阳就会照在桑干河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