处于社会转型的变革时期和面对构建“和谐社会”的战略目标，社会学确乎变得重要起来，以至一些以此为业的人们欣喜地发现“社会学的春天来了”。究竟春天是不是来了要看这个领域中的从业者在做什么，做的又如何，如果看看近年来的一些“显赫”成果，我们大概就兴奋不起来了。继“农村居民幸福感超过城里人”、“农民工安全感最高”的调查结果之后，又出来了“2005中国女性生活质量报告”，乍一看题目真让人不免心里紧张，生怕再弄出个女性的幸福感超过男性之类的东西，因为毕竟中国社会的现实是：出生性别比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持续上升，1995年达到115.6，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时为116.9，个别地区甚至达到130。但这份据称是“我国第一份多层面、多角度反映中国女性生活质量状况、填补了以往对女性生活质量缺乏单独研究和评估的空白”的调查报告还是告诉我们：“小城镇和农村女性比城市女性更知足更幸福”、“已婚女性的幸福感最高”等研究结果。对此公众依然报以不屑甚至嘲笑的回应，我们也依然不能知晓这类社会调查到底想干什么。在这样一堆“幸福感”或“满意度”的破烂儿面前，我们不可避免地想到米尔斯，虽然他的《社会学的想象力》已经出版了将近半个世纪，而今天我们依然在呼唤这种社会学的想象力。
米尔斯倡导的“社会学的想象力”指的是在具体情境中的个人烦恼和社会结构的公共议题之间建立联系、在微观的经验材料和宏观的社会历史之间进行穿梭的能力。米尔斯还具体论述到，只要经济结构和秩序出现整体性的衰败，失业便不再是个人所能化解的问题；只要战争成为民族国家体系与全球工业化不均衡的内在属性，人们对此带来的困扰便无能为力……。我们可以获知，社会学的想象力不仅仅是一种研究能力和研究方法，而是米尔斯所定义的最迫切需要的心智品质，并且还承担着社会研究的学术使命和政治使命——将社会科学作为一种公共智识的工具，将人类的理性和自由常存于心。是否具有这样一种心智品质，会导致全然不同的研究结果，举对失业下岗社会保障制度的研究为例：有些研究所呈现的是失业群体的生命历程与重大的社会变迁联系在一起、是为国家形塑的，他们生命周期中的各个阶段的紊乱与错位是制度性的，社会保障制度的实际运作应该符合目标群体变化了的生命历程的需求。也有的研究把失业下岗群体的困境归结为个体职业素质或地方文化特性，或者告诉人们当下的困难是改革的“阵痛”，鼓励他们“只要努力就有希望”，甚至认为社会保障制度不应该养懒汉。这样不同的结果可能被视为研究所强调的重点、研究的地域或研究方法的不同，但重温一下米尔斯，会发现它们根本上是有无社会学的想象力的差别，是洞悉事实去除蒙昧与制造迷思之间的差别。
当我们身处社会重大变革时期试图解析这一转型过程、回答当前各种社会问题时，我们需要社会学的想象力这样一种心智品质，需要对中国社会通透性的理解，需要一种历史社会学的眼光。通透性的历史的理解就是贯穿传统社会（或前现代社会）、共产主义和后共产主义社会的想象力和洞察力。
穿透个体经验与社会结构、穿透历史与现实的能力是社会记忆的能力。我们总是感叹我们民族是个“健忘一族”，不必说太过久远的历史，刚刚过去30年的“文化大革命”对于孩子们来说已经是“史前史”了，甚至更近期的历史事件都在渐渐淡出民族的记忆——在亲历者的头脑中模糊，在后来者的印象中扭曲。说到记忆与忘却，我总是会想起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在著名的《1984》中所描述的记忆剥夺和历史重构的作法：各种历史记录被有意识、有步骤地忘却、篡改和消灭，“过去给抹掉了，而抹掉本身又被遗忘了，于是谎言就变成了真话”。这种记忆剥夺和历史重构是一种治理技术——因为“谁控制过去就控制未来；谁控制现在就控制过去”。通过改变和消除个人的记忆，思想实际上就被切断了它最重要的源泉。我们还总是感叹，幸亏我们还有林昭、遇罗克、张志新，还有顾准、李慎之、李锐等人，他们不仅仅在极权主义统治的重压下保持了人格、尊严和独立的思想，而且使全民族免于在暴力与屈从的泥沼中灭顶，使知识界免于全军覆没于灵魂的丧失。然而，令人悲哀的是，今天又有多少人还知道他们，还记得他们。忘记过去，无论是有意还是无意的，对一个民族而言，都是一种犯罪，也都将是一种灾难，对一种文化来说都将是毁灭性的。一个健忘的民族是可悲、可耻的，是没有未来的。
正是在此意义上，我们需要米尔斯所提倡的“具有理论性的”历史学，或者“必须具有历史观的”社会科学以及根据人类社会历史多样性的比较研究。在保存和传递社会记忆的努力中，我们尤其要关注底层的历史、民间的历史和口述的历史，这既有发现和保存历史的努力，也包含着改变历史存在的状态的雄心——改变仅仅有官方史、精英史、文字史被记录和承认的状态，从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和经历、记忆、讲述中发现历史。
社会学的想象力是对作为一种文明而存在的共产主义和后共产主义社会的洞察能力。正如孙立平指出的，一种文明，只要在人类历史上占有一个重要的位置，无论它最终的命运如何，都会对人类的智慧构成严峻的挑战：这种文明是怎样产生的？这种文明从文化到制度是怎样运作的？它的独特之处在哪里？它又将向何处去？
共产主义，无疑是不同于资本主义的在人类历史上产生重要影响的另一种文明形式。我们曾经并且依然处于这个文明的影响之下。作为社会研究者，我们所面对的是一个在人类历史上堪称独特的、拥有最多人口的、对世界格局有着重要影响的社会以及它的大转变。这个社会生成于前现代即传统的农业社会，经历了极为独特的我们称之为“社会主义”的半个世纪的治理，而今天又处在探索自己的发展之路的重大转型过程中。勿庸讳言，对这个相当独特的文明，我们少有对其内在的结构和精密微妙的运作机制的解析，更缺少从整体文明层面上的反思。
有人可能不同意“共产主义文明”的提法，毕竟“文明”这一概念指的是宏大的、形态完整并且发展到相当高水平的文化与社会。关于“共产主义文明”这一概念，在与同仁的讨论也中经常遇到不同看法。意见分歧不足为怪，争论多了就慢慢了发现分歧的由来，特别是一次与外国学者的讨论终于让我明白对这一概念的不同看法正是来自于对“文明”一词的不同理解。不同意将“共产主义文明”用于1949年以后的中国社会的观点认为，这一段历史时间不够长，原属“共产主义阵营”的国家大都在半个世纪内就发生了解体、重构或者改革，走上了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而且更重要的是那样一种统治类型是缺少人道、违背人权因而是决难称作“文明”的，一些西方学者最多可以承认那是一种“共产党文化”。有鉴于此，我们可以先看看有关文化与文明概念的解释：
将“文明”与“文化”对应地看，是因为二者在实际使用中处于不同的“级别”，虽然广义来看二者有相通之处，但“文明”通常被用于某种高级的、达到较高发展阶段的文化。从概念释义中我们不难理解“文明”一词的含义、它与“文化”概念的区别。应该说“文明”是社会与文化发展到较高阶段的状态，是相对于“原始”、“蒙昧”、“野蛮”状态的人类社会发展或进化的产物。然而我们同时也看到，文明是一个过程（the process, becoming），是动态的和相对性的概念；特别是这一相对性体现为不同的社会、文化对于“文明”与“野蛮”的分殊有着各自不同的理解。将自己定义为文明人和文明的中心是诸多文化中不足为怪的现象。因而，我们若从社会人类学的文化概念的角度来理解“文明”，就不难体会到这一明显褒义性的概念其实如同许多文化概念一样也是社会认知和文化定义的结果，表达了潜意识中的自我肯定和自我认同。
埃利亚斯在《文明的进程——文明的社会起源和心理起源的研究》一书的开篇即指出：与社会长期朝着某一方向“发展”相伴，人的行为和经验，个人情感以及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人的所有行为的构成也会朝着某一个方向变化。对这种变化的解释往往是：自己所处的国家的人比以前“文明”了，其他国家的人“不文明”，甚至比自己国家的人“野蛮”。在这本探讨“文明人所特有的行为方式”的书中，埃利亚斯目光犀利地一语道破：文明这一概念表现了西方国家的自我意识，或者也可以把它说成是民族的自我意识。它包括了西方社会自认为在最近两三百年内所取得的一切成就，由于这些成就他们超越了前人或同时代尚处于“原始”阶段的人们。西方社会正是试图通过这样的概念来表达他们自身的特点以及那些他们引以为自豪的东西，他们的技术水准，他们的礼仪规范，他们的科学知识和世界观的发展。他还特别指出，在英、法两国，“文明”一词集中地表现了这两个民族对于西方国家进步乃至人类进步所起作用的一种骄傲。而“有教养的”一词与文明概念非常接近，它是文明的最高形式。
埃利亚斯对“文明”与“文化”概念的社会起源的论述，更清楚地表明“文明”概念在人们的使用中和由使用而显示的认知意义，那就是对自己所属的文明赋予宏大、高级、美好、理性和独特的优势意义。
由上述对于文明的理解出发，共产主义特别是中国上个世纪中期以来的共产主义理想社会的建构过程能否被视为一种文明呢？
首先，中国的社会主义是建立在传统农业社会基础之上的，而那个农业文明古国恐怕没有人不承认是与其他几大文明并列的中华文明或华夏文明。新社会不是原有文明的中断，更不是退回到“原始”或“蒙昧”时代。就此而言，称共产主义为文明应该不是高攀。
其次，从文明的具体因素，即共产党政权建立以后的经济发展和科学技术发展来看，发展与现代化的主题始终是被追求的目标，在改革开放的新时代更是成为了最大的政治与意识形态目标。虽然其间经历了人为因素造成的停滞、缓慢阶段，但毕竟极大地超过帝国时期甚至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速度。而中国在高科技和军事技术方面的进步同样引人注目。
此外，在所谓精神文明包括文化、艺术，特别是意识形态和埃利亚斯所说的“世界观”方面，这半个多世纪以来的成绩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恐怕都不能不认为是属于“文明”的范畴。虽然这一精神文化领域的创造不时地成为政治的附属品。
说到政治体制和与之相关联的人权状态，最为西方所诟病，但无论如何恐怕还是不能简单地归入与文明相对的野蛮状态吧？毕竟，为实现共产主义而进行的奋斗是对人类大同的理想社会的追求——那个人类社会发展的最高级阶段是有着最辉煌前景和最美好期待的社会。虽然乌托邦理想带来的结果是人类的悲剧，但其初衷并非某个人或某些人有意设计的恶，也不是狂人或傻子的行为；在中国那曾经是最有抱负、最具学识和智慧的一群精英开创的事业；那也是吸引最多的人为之牺牲、奉献的事业。至于为什么美好的初衷却导致整个社会的悲剧，正是需要我们深入探究的。我们不能因为“共产主义不是文明，而只是一场闹剧”的简单判断就放弃对它的深究，那毕竟是支配了我们民族半个世纪之久而今日依然没有寿终正寝的制度与意识形态。
就此而言，以共产主义为理想和标榜的社会难道够不上“文明”的标准吗？无论从经济发展水平、科学技术水平还是从政治制度、意识形态来看，超过半个世纪的社会主义的历史都应该是一种“文明”的历史。而更重要的还在于这一文明相对于前资本主义和资本主义社会的独特性。我们关注今天的社会转型，就不能不关注转型前的社会即半个世纪以来的社会主义社会，同样不能不关注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之前的传统社会。前现代的农业社会是共产主义文明产生的土壤，也是今日社会转型的基础和条件。传统社会、共产主义和后共产主义社会这三者交织叠加在一起，错综复杂，但却构成我们学术灵感和思想、理论的丰厚资源。这就是我们为什么强调一种贯穿传统社会、共产主义与后共产主义社会的眼光的原因所在。
社会学的想象力也是对共产主义治理的独特逻辑和微妙运作的解析能力。米尔斯提出社会学的想象力的背景条件是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其社会理念是给予个人的自由、权利和个性以充分的肯定。在此情境中，米尔斯强调在在个人传记与社会历史之间、在小情境与大结构之间建立联系，有着其具体的社会意涵和意义。而这一想象力运用于研究共产主义文明当有其独特的重要性。因为在共产主义的理念下，个人与群体、社会的关系非常不同于资本主义社会，共产主义强调个体服从、融入甚至泯灭于群体之中，实际上它正是试图通过改造和管理个人最本体的身体和最内在的精神完成其宏大的社会工程与理想的。
网上的一篇《沫若祭》曾引起我的注意。
从上个世纪80年代起就对郭沫若没有好印象，认为他是趋附权势丧失灵魂的文人，可这篇祭文读后却让我心痛不已而且思索再三。郭沫若有才情没有人格。有文学没有政治。有脸无皮。他用文学敲开政治大门，而政治最终又谋杀了他的文学。沫若以《女神》燃烧了旧中国。一句“神佛都是假，谁还相信它”，足以使他在文学史留名。沫若又逢伟大领袖。倘若作为政治领袖的那个人不是文人，沫若仍可以做文学。偏偏那个是文人，沫若则只好搞政治了。文化革命起，沫若却被放在油锅上煎。他和他的作品都被批判。连儿子也不能幸免。1967年4月，小儿子郭世民在音乐学院被批斗，自杀。整整一年以后，大儿子郭世英又在中国农业学院遭绑架关押，受尽酷刑后死亡。接连失去两个爱子，沫若肝肠寸断，但他仍不怀疑那场吃人的革命，更不怀疑领袖。从郭世英惨死的那天起，每到夜深人静时，沫若就伏在办公上桌上，用颤抖的手，一笔一划地抄写儿子的日记。一抄就是一整夜。他不停地抄啊抄啊，把对儿子深深的父爱，溶进那厚厚的手抄本中。然而就在儿子死后两个月，在一次会议上，他竟即席朗诵了一首诗，“献给在座的江青同志”：
亲爱的江青同志，
你是我们学习的好榜样，
你善于活学活用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
你奋不顾身地在文艺战线上陷阵冲锋，
使中国舞台充满工农兵的英雄形象。
我们要使世界舞台也充满工农兵的英雄形象！
不独郭沫若，还有老舍先生。老舍年轻时倜傥不羁，嫉恶如仇。可就是这样一个倔强的老舍，自杀前发表的最后一部作品竟是《陈各庄上养猪多》：“热爱猪，不辞劳。干劲大，不识闲。越进步，越学习，永远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人民艺术家老舍，在太平盛世投进太平湖自绝于人民。他是手握一卷平素抄写的《毛主席语录》迈出生命的最后一步的。在他尸体四周水面上漂浮着和陪伴着他的是他工工整整抄写的毛泽东的“最高指示”。 （刘亚洲，《沫若祭》http://www.ccforum.org.cn/viewthread.php?tid=3253&extra=page%3D1）
究竟是什么样的治理技术，能够将人改造成这般模样？究竟是什么样的宰制，能够如此扭曲人的心灵，究竟是什么力量，能够在人的内心造成如此恐惧？能够让人自觉地建造起精神的牢狱？这当中的机制、逻辑、技术到底是什么？难道不值得我们去探究、去破解吗？我们曾经有限地经历了那一幕历史，我们就有责任记录和解析它，并且让下一代了解它记住它。我们身为这个民族的成员，我们生于这样一个转变的时代，我们还是以社会研究为志业的人，如果我们不能完成破解共产主义文明逻辑的使命，至少我们应该在这个方向上努力。否则，我们民族经历的所有苦难将毫无意义，我们作为社会研究者也就白来这世上一遭。
这样一种文明中蕴藏着太多等待破解的谜团——它极强大的动员裹胁势能，它改造和重建人们精神世界的能力，它促使人们放弃自我和自由服膺于统一的思想和意志的力量，它作为制度和意识形态运作的实践过程和逻辑，不了解这一切，就无从理解现代中国社会转型的历史过程，也无力解释当代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把共产主义作为一种独特的文明形式来对待，才能揭示其中的许多奥秘及其内在的机制与逻辑。它的确是一种复杂微妙、充满耐人寻味意义的文明形式，破解这些谜题是我们的使命。一个好的社会研究者应该是最具社会学想象力的人——以充满智慧的心智品质承担解释、说明人类处境，启示人的觉醒的责任。正是在此意义上，从事学术事业的内在冲动——人文关怀、社会责任、求知的好奇、破解迷题的乐趣将融为一体。记录普通生命的历程，书写未被书写的历史，改变以往仅从精英角度对社会变革的关注和分析，从底层的视角、为沉默的大多数关注和破解社会转型，从事这些工作，我们需要良知和记忆，需要洞穿历史与现实的眼光，需要深沉的悲悯之心和浑厚的智慧。如此才能从平凡琐细中构建出大气磅礴、从细语微言中发掘出洪钟大吕，生产出有意义的知识，而不是在重大的社会问题面前沦为一个米尔斯所痛斥的“打零工”的社会学者。将社会学的想象力运用于对共产主义文明的探究，我们将超越米尔斯。
2006年3月1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