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是人们面临的最基本的现实条件。人们无一例外地受到现实社会的束缚，成为情愿或不情愿的社会动物。古往今来，社会作为人们关注的对象，寄托了无限美好的期待。《礼运》记载，远在春秋战国之时，先贤们就提出“大同”、“小康”社会理想，历代亦不乏相同或相似主张的仁人志士。在西方，从远古到近代，柏拉图、莫尔、康帕内拉等，更描绘了一幅幅未来社会的生动、美妙图景，体现了西方人更多的天真与好奇。中西仁人志士理想中的社会形态反映了“均利”和一定程度的“平权”思想，虽与今之谓“共产主义”不无区别，但却秉承了“公平”、“民主”的共同渊源，实为现代意义的“社会主义”雏形。他们的理想体现了理性与先知。
先贤们对理想的觉悟固然令人钦佩，但理想的历史遭遇却令我们唏嘘。从秦末到近代，无数次农民起义无不肇始于“均贫富”大纛之下，但起义无论成败，其后的现实总与当初的理想分道扬镳，历史只是在改头换面后沿着旧的轨道进行新一轮的循环。个中原因，在探究起义个例时，我们或可归因于领袖人物的个人素质欠佳，或可归因于专制力量的强大。但历史总是无数次按固有模式重复，则昭示着在人们理性之上和在历史表象背后，隐藏着人们无法驾驭的力量，正是它左右着历史进程并决定社会历史形态。
唯物论者认为：特定的社会历史形态只是特定的社会生产力发展阶段的产物。按照这种观点，相应于一定发展阶段的生产力，社会形态或左或右的偏离，注定不会稳定地存在。这解释了前述历史上理想与现实相背离的原因。今人的理想超越了古人“均贫富”的狭隘，更向往于利益与权利平等的“共产主义”。那么今人的理想又将遭遇什么命运呢？对此，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能够给我们什么启示呢？
马克思说“一种科学只有在成功地应用了数学时，才算达到了真正完善的地步”。当令西方经济学、社会学已广泛应用了数理方法。按照这种方法，任何一种经济系统及其相关联的社会环境，都是由其实体、属性和活动所组成的整体，系统和环境属性用状态变量指标加以表征，并通过建立数理模型对其相互关系及其发展、变化过程进行定量和定性的研究。如此既保证研究结论的客观性，又避免了主观好恶等情感因素的干扰。但在我国，西方这种方法及其结论未被承认和接受。更有以“人民利益代表”自居的左派，将前述方法视为维护利益的“辨解”，而斥之为“见事不见人”的“庸俗”。但他们却未提出既见事又见人的数理方法。在左派所杜撰的政治经济学中，社会发展的途径具有单向性和模式化的特点，即在两极的类型中循着原始社会、奴隶社会……、直至共产主义社会的途径，各个社会形态具有确定性、顺序性。且不说这种观点是否符合事物多样性规律，我们更感兴趣的是，左派似乎也懂得社会形态不是通过贴上“主义”的标签就可以指鹿为马的，而应通过其不同的固有属性（状态变量），如所有制形式、分配原则等等，加以表征。但令人费解的是，左派对于更重要的、有决定意义的生产力水平或其发展阶段，却没有提出反映其本质属性的状态表征指标，因此对不同的生产力发展阶段，我们无法通过其特征指标加以区分和判断。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相互依存、相互制约和协同发展，属于物理学意义上的“耦合体”，这为数理方法的应用提供了可能。根据数理原理，我们只有定量、定性地了解生产力状态变量以及其与生产关系状态变量的对应关系后，才能知道一定生产力发展阶段下，与其适应的生产关系及社会形态是什么。对此，左派既不可能理解，同时也不屑一顾。他们只习惯于用“私利” 与“公平”、“阴谋” 与“阳谋”、“压迫” 与“反抗”等基于唯理论和唯心论的观点来附会客观事物。他们的行为准则亦出于唯心，即将其所希望的和谓之理性的生产关系及社会形态强加于现实之上，而无需了解现实生产力发展水平。如强制改造所有制形式或强制实行平均主义，就是他们在20世纪中后叶的“杰作” 。在人类灾难史中，该“杰作” 当不可不书。
在西方理论不被接受而左派理论又存在严重纰漏的情况下，我们能够得出什么结论呢？相对于已有的几千年人类文明史，今天我们引以自豪的“现代化”，可以判定其生产力高度发达，虽然这只不过历史长河中的一瞬。但相对于生产力无止境发展，今天的“现代化”仍将面临更为长久的发展时期。如此看来，面对未来未可限量的发展，今天的“现代化”只不过今人主观上的“高度”。而其生产力水平到底处于怎样一种客观的“高度”，我们无从判断。不过，有一点十分清楚，那就是相对于生产力未来亿万年发展，包括“现代化”在内的人类几千年文明史，还处于生产力发展的初级阶段，而相对于社会发展的“两极” ，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当属社会发展的高级阶段。两相比较，现实的“右倾”和理想的“左倾” 一目了然。如主观地认定处于人类社会绝对高度或终极状态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是今天仍处于初级发展阶段的生产力的附属，则一“右” 一“左” 如何统一，不得而知。
不过实践已经作答。近代“乌托邦”实践结果早为我们所知晓，现代苏俄、东欧实践更不用说，近、现代资本主义实践又是如何呢？19世纪末、20世纪初，有人先验地认为资本主义已高度发达，其程度似乎无可复加，并列举资本主义与生产力发展的种种“不适应”，试图以此证明资本主义的垂死和社会主义的即将诞生。但时间又过百余年，在其生产力又发展不知多少倍后，其不仅没有死亡，反而进入了一个更加文明的资本主义时期。如果我们辩解这是20世纪不期而至的科学技术挽救了资本主义，那么科学技术是什么？不正是生产力吗？可见其结论与前提自相矛盾。反过来说，即使科学技术能够给资本主义注入活力，那么生产力处于无止境发展之中，我们又岂能断定21世纪科学技术就没有更大、更新的发展？从以上看出，问题不仅在于我们缺乏对生产力发展定性、定量的了解，而且在于我们忽视了社会结构与生产力之间的同一性，还在于社会价值观与生产的目的性两方面，我们偏执于一端。
在经济学家看来，一定生产方式下的经济关系和结构，其生产目的在于追求效益最大化，即以较少的价值代价去创造较多的产出价值。较多的价值无非依靠创新所取得。创新的根本在于新产品、新工艺、新设备以及新的管理方法。这一切都属于生产力范畴。可见，生产方式追求效益最大化的实质，乃是生产力追求效益最大化。生产力具有物质属性，一定生产力具有一定的效益限度。追求更高经济效益，就必须进一步发展生产力。如果人为因素（表现为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相适应而非相反，则生产力发展总是趋于更高的经济效益。对此，“有道义”的政治家担心追求效益最大化将使私欲膨胀而有损于社会公平。他们视私有制为邪恶，视公有制为救星。但事实果真如此吗？经济学奠基人亚当·斯密早已发现其中奥秘，这就是，每个生产者追求其自身最大效益的努力，其结果必然促进全社会（当然包括消费者）的经济效益。这个规律对于熟悉数理经济学的人来说，昭然若揭。它告诉我们，与生产力相适应的生产关系（不论其所有制形式为私有或公有），其本质都是为了实现其自身和社会的效益最大化。可见，在效益原则上，人的理性与客观事物（表现为生产力）具有同一性。正是具有这种同一性，决定了生产关系（包含了人的主观意志）必须自觉地与生产力相适应。从生产力自然属性看，不同的生产力水平质的差别在于生产效益的不同，这种差别是客观的、绝对的。因此，不同生产力水平具有高低或优劣之分。而生产关系作为生产力的派生，是为实现最大效益服务的，只存在适与不适的问题，适与不适只相对一定生产力而言。因此，离开特定生产力发展阶段而泛论生产关系的优劣，毫无意义。可见，生产力发展是社会的中心和根本问题，而以现实并不需要的某种生产关系及某种由其决定的社会形态作为社会的根本追求，则无异南辕北辙、缘木求鱼。按照亚当·斯密的理论，具有竞争的市场经济，是实现个人和社会共同最大效益的前提条件。市场经济作为一种客观存在，其按照“看不见的手”的指导，用不着人们指手划脚，必然导致社会财富的最大实现。这是社会的根本需要，也是社会的最大福祉所在。舍此而选择某些中看而不中用的“主义”，则除了政治广告作用外，于事无补。
以上并不表明除了效益原则，社会别无它求。社会成员的平等和福利，永远是社会伦理准则之一。在社会分配主要基于生产资料所在制形式的条件下，正如有人指出的那样，这将造成社会财富分配上的不均。从社会公平意义上说，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固然有其弊端。而且由于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是社会生产关系以及社会制度的基础，因此，同样就公平意义而言，不同历史时期的生产关系或许具有优劣之分。但社会生产活动是其它一切社会活动的基础和条件，生产效益原则必然决定和影响其它社会价值原则。任何对生产效益的削弱都意味着社会财富的减少，导致可待分配的财富的匮乏，最终失去公平分配的前提。生产资料属于生产力范畴，其所有制形式是一定生产力发展阶段的自然选择，其存在意义是为生产力服务，目的仍在于生产效益的最大化。因此，又就效益原则而言，不同的所有制形式与生产关系一样，亦无优劣之分，只有适与不适的问题。在此，我们面临的难题是，效益原则不可违背，而公平原则也应该遵循。解决的办法只能是在二者之间权衡。所幸权衡是政府的职责，也是政府得以存在的根据。如一味追求公平而人为改造所有制形式，那么在分配上可能公平了，但牺牲的则是效益。这将导致社会生产的萎缩甚至倒退。到头来名曰公平而实为赤贫之下的平均。试问，这种赤贫的平均有何社会进步和公众福利可言？不过这倒是左派所希望看到的。上个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的中国，不正是如此吗？
事实上，现今任何一个社会，在所有制形式上并非仅有非此即彼的选择。相应于不断发展的生产力，所有制形式不可能一成不变或只存在少数几种模式。即使理想中的全民所有制，其内涵和外延也必须由变化的生产力所决定，绝不会存在以不变应万变的模式。因此，面对已经出现或将可能出现的多种多样所有制形式，仅归类于私有和公有，是难以名符其实的。顺应于生产力的发展，出现了股份制、多国合资、国家资本主义、托拉斯、集体所有制、联营组织以及专营经济体等具有产权边缘化特征的所有制形式。现代社会盛行的股份公司，可以是上述各种经济成份的综合。特别是上市股份公司，当其股权不断分化、分散，如按股权定性为私有或公有或上述任何一种所有制形式，都属不妥。今天，当西方发达国家个人独资企业渐少而其经济多为股份制主宰时，我国经济正走向个人独资企业和股份制并行的局面，那么按照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观点，我们指斥前者为资本主义，而自诩为社会主义，有何根据和意义？在我国，几十年前被扫除干净的私有经济，今日则以鼓励发展的方式获得新生。历史已经回到了原点。或忧耶？或乐耶？称谓并不重要，内容决定一切。只要其目的在于生产效益的提高，只要政府不被金钱所收买，那么我们大可无忧。因为这不仅意味着社会财富的增多，而且也意味着效益和公平的最优权衡。我们几十年前曾选择了的理想社会，并没有带给我们所希望的一切，而曾为我们所抛弃了的东西却在今天给了我们福利。因此，当理想连同那悦耳动听的鼓吹逐渐离我们远去时，即使令人伤感，也只好作罢。不过，我们仍然深信，先前的理想仍是最终的辉煌，当它真正孕育成熟而再一次面临我们时，时间不会早于公元三千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