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西厢记》，大家都记得那个机智、善良、活泼、可爱的红娘。她促成了张生和崔莺莺的一段千古佳话。解放后，《西厢记》被解释成打破封建包办婚姻、追求自由恋爱的故事而继续流传。但是，人们大都忘了，《西厢记》的真正主题不是追求自由恋爱，而是鼓励当时的青年人埋头读书，成就功名。对张生来说，崔莺莺是一个真真切切的“颜如玉”，可以随时回忆、想象、展望，成为张生读书的强大的、生动的动力。而且，越是得不到，读书的动力越强。即使有那么一点追求自由恋爱的味道，也只是像今天的电视剧里的脱衣镜头一样，是为了提高收视率，而不是宣传人体美。“私订终身后花园，落难公子中状元”这一传统戏曲套路，就像美国的“英雄救美人”的电影套路一样，体现了各自社会的主流价值观。
一、逆境成才与逆来顺受
这一套路背后，则是更加深刻的人生和社会信念：逆境成才。中国人很少不知道孟子的那段名言：“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生于忧患，死于安乐。不仅个人如此，一个组织，一个社会也如此。奥斯特洛夫斯基，为保卫和建设祖国，承受了肉体上的巨大创痛，身残而志不移，还写出了《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感动了苏联，感动了世界。红军长征，经受了千难万险，锻造出一支无坚不摧的军队。欧洲寒冷，物产稀少，不得不更加重视发明创造，终于战胜了富裕的亚洲；日本资源贫乏，不得不靠自主创新，钻研核心技术以自强；中国物产丰富，人口众多，沦落为世界打工仔。南美洲土地肥沃，矿产丰富，所以长期吃资源饭，被锁定在资源国、农业国，受尽美国的欺压。北美洲寒冷、贫瘠，欧洲移民不得不刀耕火种，自制工具，成为发达的工业国。
但是，顺着逆境成才的思路，就会出现“逆来顺受”的说法。我们的祖先，舜，据说就是一个逆境成才的典范，但也是一个“逆来顺受”的典范。舜出身平民，母亲死得早，父亲是个瞎子，又没有主见，却娶了一很自私的继母，继母生了一个儿子叫“象”。继母总想除掉舜，把舜的口粮给象吃。有一回，舜去挖井，挖到人爬不出来的时候，继母带着瞎眼父亲和弟弟象一起往井里填土，要把舜埋了。再又一回，舜爬到房上修房顶，下面三个人又点上火，想把舜烧死在房上。当然，舜都设法逃了出来。这样一个家庭，显然是逆境。舜怎么办呢？舜逃出陷阱后，他并没有报复他们，还和平常一样与他们相处，继续尊重父亲和继母，继续关心爱护弟弟。舜这种一味退让、忍耐的行为，就是逆来顺受。大概舜相信人性之善，舜以为继母行为的出发点是为了弟弟好，还是有善意成份，不全是坏的。以后应该有机会感化继母，使她弃恶从善。继母的百般挑剔，客观上使自己做事情尽善尽美，客观上增强了自己的意志，锻炼了自己的身体，客观上提高了自己的心理承受能力，客观上还使舜名声远扬，达于帝庭，成为尧帝的接班人。如果舜反抗继母的压迫，以恶报恶，以暴易暴，起了杀心，当然也是情有可原，但是这一切锻炼都无从谈起了。
在我们的日常语言中，逆境成才是一个正面词汇，逆来顺受却是一个负面词汇。其实，这是一枚硬币的两面，不可分割的。逆境成才是指最后的结果，逆来顺受，则是成长过程中的心理状态。人们通常都只想要那个好的结果，却不想要坏的过程。于是，尽管有口齐颂逆境成才，但却很少有人愿意逆来顺受。
逆境有多种。山区和农村，生活条件艰苦，自然环境的逆境，能承受的人多；大学宿舍里富裕同学的歧视，社会环境的逆境，能承受的人少。敌人的进攻，陌生人的欺侮，意料之中的逆境，能承受的人多；领导的冷落，朋友的背叛，父母的责骂和误解，意料之外的逆境，能承受的人少。在社会变迁中，资本家的剥削压迫，呵斥鞭打，能承受的人多；所加入的政党的贪污腐败，官僚主义，能承受的人少。但是，越是难以承受的逆境，对人的身体和心智的锻炼越强。承受得了自然环境的恶劣，可以锻炼坚强的意志和健康的体魄。承受得了富裕同学的歧视，就能够超越当下处境，培养出长远眼光和开阔视野。承受得了父母的责骂和误解，还体谅父母的艰难，感谢父母的培育，就能够换位思考，超越自我；承受得了资本家的剥削，就可以学习生产技术，学会经营管理；承受得了所追随的政党的腐败，还能够不同流合污，能够懂得将党员、党的组织机构与党的理想分开，能够坚守理想，据理力争，就能够了解社会变迁的深刻和复杂，成长为具有坚定的信念和适当宽容的优秀领导人。
逆来逆受呢？环境恶劣，就想办法逃离，或者自暴自弃，破罐子破摔—所谓穷山恶水出刁民；富裕同学歧视，就去偷去抢来满足虚荣心，或者觉得“学好数理化，不如有个好爸爸”，学着混进富人圈，学习溜须拍马，立竿见影地获取财富。父母责骂和误解，就疏远父母，挑剔父母的错误，对父母产生怨恨甚至仇恨。资本家剥削压迫，就捣毁机器，烧毁工厂。所在的政党腐败，就跟着同流合污，或者彻底否定该党。
因此，从个人发展角度看，“逆来顺受”恐怕是对杰出人才成长的心理活动的最准确的刻画。“三人行，必有我师”，总是看别人的长处，看自己的短处，越看自己气越短，心越虚，这就是日常相处时的逆境。反之，总是看自己的长处，看别人的短处，暂时地，可以满足虚荣心，但是，停步不前，长远来看，就会远远落后于他人。“吾日三省吾身”，越反省问题越多，越不安，这是晚上独处时自造的逆境。
当然，这里有一个关键问题需要指出。“逆来顺受”的本意可以理解成，积极地面对消极的环境和压力。按照事物的无限可分性，任何消极的环境中都含有积极成份。反过来说也一样，任何积极的环境中都含有消极成份。心态积极者，总是能在任何消极环境中发现其积极成份，从而搁置其消极面，放大其积极面，保持心态的乐观，不丧失斗志，不丧失信心。监狱，本来是剥夺人的自由，迫使人屈服的场所。但是，古往今来却都有一些人却把监狱看作大学，看作自由意志的训练所。当他们从监狱出来后，意志更加坚强了，智慧更加丰富了，心地更加善良了。但是，能够一分为二地看问题，能够在恶行背后看到善的成份，这是能够“逆来顺受”的思想前提。因此，“逆来顺受”主要适用于那些心地善良的、头脑复杂的人，适用于那些有远大理想的少数人。多数人则往往抱着“顺来顺受，知恩报恩；逆来逆受，有仇必报”的心态。面对别人的批评，能够“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这是逆来顺受；反之，对自己的缺点拒不承认，反唇相讥，或者避实就虚，避重就轻，这是逆来逆受。
一旦从个人成长角度认识到“逆来顺受”说法的内在合理性后，紧接着可以重新思考的另一个命题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前面提到，在逻辑上，能够做到“逆来顺受”需要两个前提，一是善良，二是头脑复杂。具备了这两个前提，长期“逆来顺受”的实践，就能够结出“逆境成才”的结果。这不就是“善有善报”吗？从理论上说，每一次克服困难和缺点，作为当事人，都可以感受到自信心的增长、自豪感的增强。也就是说，善有善报，是一种即时回报。但旁观者却看不到这种即时回报。当旁观者发现此人已经成为独当一面的杰出人才时，一定是在多年以后。所以，从旁观者的角度看，“善有善报”是一种长远回报。
二、造反有理与历史循环
以上全部是从个人成长的角度考虑的问题。
但是，从社会关系角度看，逆境就是一种受压迫的处境。如果每个人都对社会压迫逆来顺受，不就是纵容了压迫者，助长了邪恶，使压迫变得更为深重吗？善的动机不就是产生了恶的社会后果吗？“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正是逆来逆受，包括捣毁机器、火烧厂房、偷盗抢窃、杀人放火，这一系列恶行，迫使压迫者不得不考虑让步政策，减轻压迫。站在压迫者的立场上，让步是不得已，首选策略是劝告人们要逆来顺受，使自己的剥削利益最大化。
麻烦出来了。我们到底到提倡“逆来顺受”呢？还是要提倡“造反有理”？更进一步，要提倡“善”，还是要提倡“恶”？是相信“善”推动历史进步？还是相信“恶”推历史进步？
这是一个历史哲学命题，也是古往中外每个社会、每个人都会不知不觉卷入其中的一对根本矛盾。正是在这对根本矛盾的困扰下，有的人“躲进小楼成一统”，追求局部的善，局部的完美，而置社会天崩地裂于不顾。有的人想追求社会之大善，却不得不利用恶，但反过来又可能被恶所利用。有的人肆无忌惮地行恶，他却相信，恶是历史进步的动力。有的人行恶，却也崇善，遇事反复摇摆，莫知所从。也是在这对根本矛盾的困扰下，富不过三代，兴不过三世。世界大战，苏联解体，中东战火频仍，世贸大楼倒塌，中国矿难不断，这些似乎毫不相干的重大事件都是这对矛盾此消彼长、往复交替的结果。
有没有摆脱这对矛盾循环的可能性？可能性不是没有。我们可以注意到，个人的、自发的反抗，的确是恶对恶的反抗，是以暴易暴。但群体的、自觉的反抗，在反抗群体的核心地带都有一个一心为群体之公的、经受过逆境考验而心智能力卓著的领袖群体。推动社会历史前进，迫使压迫者让步的，主要是这种群体的、自觉的反抗。这种反抗是一种善与恶的结合，精神和物质的结合，领袖和群众的结合。在结合中，谁为主导，谁为基础？善是主导，恶是基础；精神是主导，物质是基础；领袖是主导，群众是基础。因此，既不是纯善推动历史进步，也不是纯恶推动历史进步，而是以善为主导、以恶为基础，以精神为主导、以物质为基础，以领袖为主导、以群众为基础的力量，在推动历史进步。当然，随着反抗的成功，领袖群体从面对逆境到身处顺境，恶的成份逐渐发展，领袖逐渐贵族化，与群体脱离，又进新一轮历史循环。如果领袖群体能够功能身退，使新一代领袖群体得以成长；或者他们继续以逆境心态战战兢兢地工作，带动群众追求善；这样，是否就能够摆脱历史循环，或至少使循环周期拉得更长一些呢？
更进一步，在领袖群体的嬗变蜕化过程中，压迫剥削会以另一种方式重新强化。这时候，是造反有理、更换领袖层呢？还是迫使领袖群体自我反省，重塑信仰和道德呢？有人可能会认为，迫使领袖群体自我反省，这是改良之路，是不彻底的。更换领袖层，才是革命的，彻底的。但是，新的领袖层就一定不会逐渐淡化信仰、脱离群众吗？
三、新人追求与人类出路
这样思考着，就走向了历史的最深处。只有在社会结构核心地带的人们，他们的历史大善始终能够主导自身之小恶时，整个社会才能够实现善对恶的主导。这种社会可以叫和谐社会。在实现和谐社会的意义上，逆来顺受和造反有理都不具有绝对正确性。造反，只有在掌握主导权的一方动机不善时，才有合理性。可以顺受的逆境，只有在削弱剥削压迫的意义上，才有合理性。两者都意味着要把个人的行为和社会整体的方向联系起来，本身则都不具备绝对的正确性。当社会方向错误时，逆来顺受，“埋头拉车”，就是错误的。当社会方向正确时，逆来顺受，“上山下乡”，“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就是正确的。
正因为社会方向如此重要，所以各个社会的统治或领导层都千方百计地论证社会方向的正确性。相应地，那些不顾社会方向，只顾本集团或本阶层利益的言论，则会被视为极端。极端，是与正确的社会方向相比较而言的。如果社会方向被成功地论证成只代表了一部份人利益，即统治层或领导层走极端，那就到了“造反有理”的时候了。
更进一步，有的统治层或领导层论证能力强，有的论证能力弱。论证自身的正确性，而实际上却在实现、保护自身利益，这种情况比比皆是。如果统治层或领导层垄断论证权，把教授、博导的名义和大笔经费授予那些御用论证者，则反抗者就可能找不到社会方向性的“理由”。实际上，为什么“造反有理”？就是因为所有的“理”都被统治者或领导者垄断了、把持了。当大规模的屠杀、赤裸裸的奴役可以被解释成历史进步的代价时，被压迫者只能是“造反有理”！
中国的传统政治哲学不太注重论证社会的合理性，而注重统治者的善恶。当人们认定统治者“昏庸无道”、“荒淫无度”时，这个社会就自动失去合理性，即失去方向上的正确性。由于道德评判比较直观，不容易伪饰，所以，生活在古代中国，要找到造反理由是相对容易的。古代中国的起义者似乎不需要强调造反有理。他们的战斗檄文上一般都会写上类似“昏庸无道”指责，这就是造反的理由。但到了近代，西方思想传入，是弱肉强食也罢，是生产力阶段论也罢，恶推动历史进步论也罢，都使得被压迫者找不到造反的理由了，所以，才有毛泽东的“造反有理”论！
因此，在中国传统政治哲学下，“逆来顺受”与“造反有理”的对立并不是那么强烈的，
甚至是可以相辅相成。在逆境中，先假设领导者为善，从而积极地面对消极环境，提高着自身的心智素养。但同时，则通过学习和交流认识统治者或领导者的真实意图和动机，进而判断着社会的方向。一旦认定统治者或领导者从根本上缺乏善意，社会危机日益深重，就到了“造反”的时候了。那时候，他又有足够的能力去参与统治层或领导层的更换，甚至成为新的领袖群体中的一员。当越来越多的人这样做时，就可以出现群众领袖化，领袖群众化的社会—真正的和谐社会。
四、从道不从君：深刻的民主
其实，先贤荀子就向往过这种“群众领袖化，领袖群众化”的社会。在他的设想中，这个社会是有分工、有等级的，但是分工和等级都服从“道”，都是按德才而处位。如果最高领导—君—行为乖张，昏庸无“道”，动摇国家的根本，危及人民利益，则臣下可用四种方式处理他。第一级，谏，即劝谏，摆事实，讲道理，劝其改邪归正。如果劝不了，就辞职。第二级，再劝，当劝说不力时，就以死表明决心。为什么要以死表明决心？因为，当社会成为一个组织体系时，其最高领导权的更迭对社会影响重大。如果以一人之死可以换得最高领导人的翻然醒悟，那么，从社会角度看，这是一种社会成本最低、效益最好的举动。人固有一死，“重于泰山”还是“轻于鸿毛”而已。第三级，辅，当说服教育不起作用时，就团结全体大臣，强迫最高领导收回成命，改变路线，“君”虽然不情愿，但也不得不少数服从多数。第四级，如果君一意孤行怎么办？拂，废了他，另选新的领导人。君者，“替天行道”者也。当君执意不行道时，只能废了他。荀子总结说，作部下的原则是：“从道不从君”。
从道不从君，这是一种中国式的民主，是一种基于对社会深刻认识—道—以后的民主，是深刻的民主。相比之下，人人一票的西方民主倒成了一种浅薄的民主。按说，民主需要人民有作主能力。作什么主呢？作选择社会制度之主，作选择领导人之主。但是，社会制度和结构对于日常生活的重大而复杂的影响，并非18岁以上的成人都能有较多了解的。事实上，甚至是大多数人都不了解的。特别是在感官文化流行的今天，绝大多数人都失去了对社会的深刻思考，成为感官的俘虏，快餐文化的俘虏，消费文化的俘虏，因而很容易成为各种各样政治作秀者的俘虏，这些作秀者中还不乏独裁倾向严重的专制者。看是去是民主，实际上是资主，甚至进一步是专制。毫不奇怪，肤浅的民主有可能等价于深刻的专制，而深刻的民主也可能等价于肤浅的专制—在肤浅者看来是专制。这是一种物极必反，这也是肤浅者不容易想像的—善良的动机完全可以结出邪恶的果子。
五、为什么一定会有分工、有等级？
当面临深重的社会压迫时，反抗者的天然反应是无政府主义。为什么要政府？能不能既无官长，无资本家，又无教师，甚至也不要家长？人人自由而平等，岂不更美好？更进一步，能不能不要国家，不要企业，不要学校，不要家庭？只有要这些机构，就会有机构的头。分工、等级，一定会在每一个领域、每一个层级上形成各式各样的、大大小小的君主，这不是剥削社会的标志吗？能不能让社会成为自由人的联合体？
问题在于，自由人以什么方式联合？以分工的方式联合，还是以无分工的方式联合？如果有分工，要不要协调？当协调成为一种经常性的事务时，会不会出现等级？历史的基本进程是分工日益细密，等级日益增长。分工和等级是制度的基本框架，分工是框架的水平线，等级是垂直线。只要人的物质性不灭，制度就很难消灭。难道无政府主义者主张人人无私无欲吗？显然没有。相反，他们可能希望一个保证人人之私可以自由释放、不受约束的社会。可是，私与私相冲突怎么办？当无数人在一起相处时，私与私之间发生日常的、无数的冲突怎么办？如果不是人人成为圣人君子，是不是需要制度？制度会不要由分工和等级作为基本框架？
无政府主义者可能会说，为什么无数人要一起相处？为什么要分工合作？我们能不能回到自由自在、无分工无等级的原始社会？更具有文学煽动力一些：为什么要相濡以沫？能不能相忘于江湖？
至此，我想无政府主义者自身逻辑的幼稚和混乱已经充分展示出来了。请不要以为如此幼稚和混乱的东西就不能吸引人，相反，在分工和等级日益细密、日益增长，并且剥削压迫也随之日益增长的社会中，无政府主义具有天然的、日益增长的吸引力。这是一种感情，不是一种逻辑。
荀子的“从道不从君”则试图将无政府主义者反抗剥削压迫的感情和分工、等级的逻辑统一起来，追求一个有分工而无剥削，有等级而无压迫的社会。你可以说这是空想社会主义，你也可以说这是空想封建主义，你可以说这是空想民主主义，也可以说这是空想专制主义。但是，没有空想成份的历史，就是一部剥削压迫日益深重，社会周而复始循环交替的历史。如果没有像荀子这样的空想家，就如没有像圣西门那样的空想家一样，社会的黑暗也许将更加难以承受。人类社会之不同猴子社会，就在于有持久、深沉的空想。我们空想飞机上天，飞机就上天了。我们空想千里眼、顺风耳，雷达、电话就产生了。我们空想自己能够成为“世界历史”意义上的新人，我们就可能成为这种新人，而社会也就能成为新社会。马克思主义诞生以来的历史表明，其科学性是大有疑问的。其所以能激动人心，所以能在一个又一个国家鼓动革命，恰恰是由于马克思对共产主义的持久、深沉的空想。
六、道：将世界连成一个整体
几年前，我到古巴参加一个会议。会议代表主要来自拉丁美洲各国，大部分说西班牙语，我听不懂他们说什么。幸好有英文同声传译，又有书面英文资料可以参证，我还是可以了解个大概。听着肤色各异、语言各异的代表神情激动地控诉新自由主义给他们国家和人民带来的灾难，看着海洋般的记录灾难的数据资料和图片，我第一次真切地感到阿根廷、巴西、玻利维亚是那么近，近得就像是中国，第一次真切地感到，这些国家的人民就是中国人民。他们的灾难就是我们的灾难，造成他们灾难的世界秩序就是造成我们灾难的世界秩序，造成他们灾难的社会理论就是造成我们灾难的社会理论。他们的探索和斗争就是我们的探索和斗争。中国走过的百年曲折历程也是他们的曲折历程。他们在吸取我们的经验，反思我们的错误，接受我们的教训—虽然程度上有很大差异。
然而，按照西方学术的原子论思路，每一个国家的灾难成因都是独特的。甚至灾难本身也是需要定义的。如果不了解各国独特的资源、人口和地理位置，如果不了解影响各国历史进程的重要事件、人物和思想，不了解当地的社会制度和风俗习惯，不了解各国与其他各国的贸易、投资、金融、军事和政治往来，怎么能了解该国灾难—即使有—的真正成因呢？更进一步，每一项因素都有待进一步分解。具体说，阿根廷的资源就是一个庞大的研究对象，可以分解为水资源、土地资源、矿产资源、森林资源。水资源一样，还可以进一步分解为河水资源、湖泊资源、近海资源……。正是按照这种思路，各国都建立了越分越细的研究机构。但是，该国灾难的原因真是在这些越来越细小的局部中吗？为什么研究机构越来越多，研究对象越分越细，“研究水平越来越高”，而社会灾难却越来越频繁呢？或者相反，首先应该在世界政治格局的转换中，例如冷战格局结束中，在美国霸权中、在华盛顿共识中，去寻找该国陷入灾难的原因呢？
世界被研究者分解得越来越细小时，世界本身也就越趋于分裂化、细碎化。正是在世界的分裂化和细碎化趋势中，世界的统治者—美帝国，达到了分而治之的目的。在古巴会议上，我同样感受到这种细分化、学术化、原子化趋势对于社会研究者的影响。资料收集得越来越多，数据越来越详尽，图片分辨率越来越高，但真正的、世界性的、共同的原因却被可见的局部、丰富的细节、“高水平”的研究所遮蔽了。
宏大叙事消失了！
世界的结构被遮蔽了！
整体被遮蔽了！
道被遮蔽了！
在这种前提下，任何反抗剥削压迫，改造社会的愿望和行动都可能成为历史的泡沫。回归道，认识整体，认识结构，重构宏大叙事，成为历史进步的最迫切的需要。
这一切，意味着以善良和智慧为起点，以成为改写社会遗传基因的新人为终点。也许，在经历了剥削压迫循环更替的“山重水复”之后，我们可能会达到“柳暗花明”的人类新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