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报道：最高人民检察院负责人日前表示，检察机关下一步将把跑官要官、买官卖官中进行贿赂犯罪的案件，特别是党政主要领导干部利用职权搞卖官鬻爵构成的犯罪案件作为反腐败斗争的重中之重，不管涉及到什么人，不论遇到多大阻力，坚决一查到底。又有报道说，河北省委日前亮出10道红牌，将向跑官要官者“开刀”。
为什么这些报道使我受到鼓舞？因为跑官要官的人，特别是“行贿买官者，都是一些素质不高、心术不正的人，有些甚至是想混入我们干部队伍中的社会渣滓……他们一旦掌权，不可能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更不可能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而只能成为不干正事、作威作福、荼毒一方、干夫所指的‘官老爷’”。简言之，跑官、要官、买官(也包括卖
官)的人，他们心目中丝毫没有人民公仆的概念，想的只是个人名利、是骑在人民头上当宫作老爷。要想按邓小平理论执行改革开放政策，把中国的事情办好，是决不能依靠这些人的。他们无论在什么岗位上，都会败事。
举例来看，如一个叫刘伯松的人，据上海《文汇报》报道，被河南省周口市检察院以诈骗罪批准将其依法逮捕，1991年取保候审期间，他跑关系用50万元买通国家一权威部门秘书张某的妻子，于1992年调到吉林省任省交通厅副厅长、党组成员。一个多月后作为省政府特派员出使俄罗斯，与其签订了关于建设与开发铁路港口协议，旋又任吉林东北亚铁路港口集团公司总裁。大权在握后，他再次“作威作福，荼毒一方”。在省政府多方努力使4．1亿元资金到位、投资概算仍有缺口情况下，他却将有限资金先买一辆“凯迪拉克”自己享用，并盲目投资其他项目，使铁路建设开工不到一年就处于欠资状态。尽管这样，他还无视省计委意见，下令修建比沈阳铁路局还大的通讯楼和办公楼等计划外工程，总造价875万元；严重超标兴建珲春国际客运站，总投资预算1．78亿元，超出长春火车站规模数倍。而且，客运站是未经规划、论证仓促上马的，造成与省里批准的开发区规划中的公路走向冲突，无论是重建客运站还是重新规划公路系统，都会损失惨重。
今年1月7日《长江日报》报道，江苏省新沂市有个抱着“做官当老爷”目的当上厂长的刘正民，在任市汽修厂厂长兼江苏新驰汽车配件有限公司经理期间，从1994年8月至1996年3月，作案17起，贪污公款30多万元，在深圳、昆明、南京等地嫖娼、包养情妇，游山玩水。这样，他当然无心管理和经营，使汽修厂资不抵债达400多万元，160名工人就有120人下岗。案发前，工人们已有一年多未领到工资。他还把厂里10多辆汽车卖掉，带着款项到南京从银行骗取贷款，开办假合资企业江苏新驰汽车配件有限公司，自封经理，骗取钱财。
还有些顾名思义显然应是人民公仆的人，居然也做官当起老爷来。阳新县扶贫开发办公室主任康某人就“极会做官”。他一再以经费不足为名，共挤占扶贫资金73万元，主要用于吃喝玩乐，挥霍浪费。从1994至1997年4月，该办公室的招待、副食品等项开支就近50万元；康主任带队下乡工作住在招待所，用小车接送，不独日用品、鞋、雨伞用公款买，还用公款请洗澡。1994年5月，该办公室用扶贫资金6．8万元更换一部小车，1995年12月又用扶贫资金11．1万元买一辆小车。国家内贸部捐资为该县建一扶贫科技培训中心，康主任却在所征土地上兴建两栋宿舍楼，其中“主任楼”每套建筑面积142平方米，严重超标。1996年阳新遭特大洪灾后，全县人民正在紧张生产自救，该办公室却组织全体人员游三峡和黄山。此外，康主任本人还有贪污问题。可以想象，阳新县的扶贫开发工作会是个什么样子!
这种“一旦有权在握，便不干正事，作威作福，荼毒一方”的所谓“官”，只要你留心，就几乎天天可以在传媒上接触到。不过，这还只是揭发出来的少数，至于在社会传闻中听到的，那就更多了。
这都是些把中国事情办坏的人。
那么，有没有人能把中国的事情办好呢？有！也让我们举例来看吧，1997年9月16日《北京晚报》有篇报道，说是江苏省江阴市盛传一个故事：一个资不抵债的国有企业被华西村“吃下”后，不到半年便扭亏为盈，而华西村所做的不过是派去了3个农民，他们采取的措施有3大项，其中最主要的一项是精简机构，减员增效，科室办公桌从150张减至12张。这样，厂领导便从“侍从成群”的官老爷变成了企业家，企业也就起死回生了。也许有人认为，这个厂比较小，事情好办些。但石家庄市国棉5厂是个8000人大厂，前任厂长会做官，1996年6月离任时，厂里问题成堆，亏损总额达5100万元，却上调为纺织工业局副局长。接任厂长兼党委书记张传之不会也不愿做官，上任后大刀阔斧地解决了工人怨声载道、拖了5年之久的全厂厕所问题和公共食堂问题；为度过困难，自己减薪40％，带动干部和部分工人减薪；反对干部特权，并让少数不称职干部下岗；特别是随时准备摘掉乌纱帽、认真地追索后台过硬的关系户的欠款。因此不到一年时间，也扭亏为盈。这两个厂长的业绩迥异，主要原因是：前任厂长是做官当老爷，后任厂长是企业家和人民的公仆。
在党政干部中，也有些这种著名的例子。比如河南兰考县委书记焦裕禄，山东援藏干部孔繁森，以及我们武汉市现任武昌区副区长吴天祥。在他们身上，简直看不出官老爷的影子。他们勤研治道，自奉极俭，是精明而地地道道的人民公仆。他们的事绩也广为人知，我们这里不详谈。我们只是指出，他们的确把自己服务的那个地方的事情办好了，而且办得非常好，深受人民的爱戴。
试想，如果我们全国所有的党政干部、所有企事业负责人，都能像上举例子中那些正面人物那样，不做官当老爷，只做能干的人民公仆，中国的事情还不会办好吗？因此我们说：要正确地实行改革开放政策，把中国的事情办好，很重要的一点在于反对官本位。
(载1998年4月日《长江日报》第13版，作者授权天益发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