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了杜光老先生的文章“1978：开启改革的两个动力——纪念改革启动三十周年”。闭目深思，仿佛看到一颗赤子之心跃然纸上！已逾八十高龄的杜老先生，近年来屡屡在海内外杂志网站上发表促进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文章，每篇我都细读。对于杜老先生的真知灼见，我真的是佩服的五体投地，从中获益匪浅。已逾八十高龄的杜老先生（还有李锐、谢涛等老前辈）为什么冒着一定的政治风险发表这样的文章呢？为了升官？显然不是，因为早已过了当官的年龄；为了发财？恐怕更不是，因为杜老先生的文章现在恐怕没有哪一家出版社敢于为其出版发行。再说，杜老先生是中央党校的退休教授，退休金不会少，贻养天年，大概不成问题，我想老先生绝不可能再为几个了了的稿费去浪费精神。那么为什么要冒着风险发表这样的文章呢？答案只有一个：杜老先生有一颗热爱祖国，关心国家民族前途的赤子之心。杜老先生的文章回顾了1978年留下的两条宝贵经验“思想解放和民间的推动”。思想解放运动是从反思文化大革命，发动真理标准大讨论开始的，从而推翻了“两个凡是”的错误主张，为后来的从“以阶级斗争为中心”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正确方针打下了基础。民间的推动首先是从“西单民主墙”开始，紧接着是安徽风阳县农民冒着坐牢杀头的危险，按下血手印，毅然打破了农奴制性质的人民公社体制，实行了包产到户。特别是风阳县农民的这一大胆的行动，就象一把钥匙，打开了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大门，推动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第一波浪潮，解决了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人民的吃饭问题。风阳县的农民是一帮小人物，但
却是真正的伟人！由此看来，没有思想解放和民间的推动，中国个改革开放是不可能发展起来的。
杜老先生的文章指出，目前中国的改革开放面临着四大问题必须解决，即“1、经济领域的突破垄断；2、把土地还给农民；3、政治领域的健全监督机制与改善执法手段；4、文化领域的新闻出版自由。”关于“把土地还给农民”，我也早有此看法。记得2000年北京的那一次大规模的沙尘暴，正置中午，忽然间狂风大做，满天黄沙飞舞，晴朗的天空一下变得暗无天日，相隔几米远看不清人影，人们议论纷纷。报刊、电视台、网络上不少专家学者发表文章，有人主张家大植树造林，有人主张开一条人工运河，从俄罗斯的贝加尔湖引水，穿过外蒙古，灌溉我国内蒙的干旱土地，更有人主张迁都。那时我正在北京一家软件公司打工，跟公司的两位副总聊起这件事，我说，要解决北京的沙尘暴问题，根本的办法是实行牧场草地私有化。近年来，北京北面的内蒙草地大批荒漠化，主要原因是过度放牧造成的。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东部沿海地区的老百姓富起来了，牧民们当然也想富，最直接的办法就是多养牛羊。但是一亩地能养活多少只牛羊是固定的，超量放牧，牛羊必然会连草根啃光，造成草场的荒漠化。因为草场是国有的，当一块草场荒漠化后，牧民便把牛羊赶到别的草场去放牧，这样一来，草场荒漠化的速度必然加快。荒漠后的土地正是沙尘暴的源头。草场私有化后，牧民只能在自己的草场上放牧，他便会精心经营自己的牧场，不使其荒漠化。政府可以给予牧民一定的资金支持，让牧民将自己的畜牧产品深加工，这样既保护了草场不至于荒漠化，牧民也可以富起来。公司的两位副总对我的看法非常赞同，并劝我写成建议交给发改委。我笑笑说，我只不过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我写什么建议恐怕那些官老爷们连看都不会看一眼。进入新世纪以来，官商勾结强征农民的土地事件愈演愈烈，所谓“群体事件”每年发生数万起，有的甚至发展到失地农民包围了乡、县政府，连乡、县政府都砸了。我就亲眼目睹过这样的事件。近几年中纪委公布的官员贪腐案子，有超过一半与强征农民土地（包括城市的拆迁）有关。因此我在0四年和0八年曾两次发文主张将土地还给农民。在这一点上我与杜老先生的主张是一致了。
至于杜老先生提出的另外三项主张“经济领域的突破垄断；政治领域的健全监督机制与改善执法手段；文化领域的新闻出版自由”更应该是当前政治体制改革的当务之急。是哪些人在控制着经济领域的垄断行业？是那些高官子女亲属和亲朋好友。北京电力行业的一个抄表员的年薪就达十万，比一个大学教授的工资还高，这样的工作连一个小学毕业的人都能做。邓小平当年提出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我想当时他老人家想的可能是先让一部分人勤劳致富。可是由于政治体制改革没有与经济体制改革同步进行，结果先富起来的人就是那些高官子女亲属及其亲朋好友。不错，改革开方以后，大多数中国人的生活水平有了较大的提高，但是与那些高官子女亲属及其亲朋好友相比，其富裕程度却相差了十万八千里！这就无怪乎人们要“端起碗来吃肉，放下筷子骂娘”了。
政治领域的健全监督机制与改善执法手段，我想这应当是当前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第一步，或曰当前政治体制改革的权宜之计。因为根据我国目前的国情，要想一步到位实行多党民主制度恐怕是难以做到的。因此，健全监督机制与改善执法手段就成了促进政治体制改革的首要步骤。
文化领域的新闻出版自由，是健全监督机制改善执法手段的必然要求。如果没有新闻出版自由，那么对党政官员的监督和改善执法手段就是一句空话。在任何一个民主国家，新闻法都是一部仅次于宪法的大法，可是我国建国五十九年了，至今也没有制定新闻法，岂非咄咄怪事！
杜老先生说，改革需要思想解放和民间推动两者相结合。一点不错！没有两者的结合，文革后所实行的改革开放政策断然发展不起来。为了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中共十七大再次提出了思想解放的口号，民间（特别是基层）的推动也正在发展着。但是今天大多数知识分子对此却采取了观望的态度，这也许是因为他们的经济条件改善了，有的甚至有了一定的政治地位的缘故，但不能不说这是知识分子的失职阿。别忘了，知识分子被称作是社会的良心啊！既得利益集团的成员们，你们也应该记得，中国是十四亿中国人民的中国，不是哪个党的私产，更不是哪些人的私人领地，对于国家的大政方针，每一个中国人都有发表自己的看法和提出自己的主张的权力，如果你们一味地阻挡政治体制改革的进行，不仅会害了国家，到头来恐怕连你们自己也会要付出沉痛的代价的！
祝杜老健康长寿！
二00八年二月十九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