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万伟 译）
《头版报道》（Frontpage）评论版今日的嘉宾是阿瑟·布鲁克斯（Arthur C. Brooks），他是锡拉丘兹大学（Syracuse）公民和公共事务学院企业和政府政策路易斯·班特（Louis A. Bantle）教授，“美国企业研究所”访问学者，著有《谁真的在乎？富有同情心的保守主义的惊人真相》（2006）。布鲁克斯博士著述甚广，涉及美国的文化、政治和经济生活的关系，文章多发表在《华尔街杂志》等报刊。最新著作是《国民幸福总值》（Gross National Happiness）
《头版报道》（以下简称FP）：阿瑟·布鲁克斯先生，欢迎回到《头版报道》做客。
布鲁克斯：再次见到你很高兴，杰米。
FP: 你怎么想到要写这本新书呢？
布鲁克斯：本书提出的问题是谁是美国最幸福的人，我们如何通过建设性的方式改变政治、政府和文化来增加我们的幸福。
我们都知道，美国《独立宣言》把“追求幸福”作为基本的人权来珍惜。我相信我们有道德责任来履行追求幸福的权利，体现我们国家的价值观，让同胞追求幸福的目标也能实现。
FP: 为什么幸福对于美国很重要呢？
布鲁克斯：幸福很重要的理由是幸福的公民是最好的公民。本书用细节显示---通过多年来非党派调查机构收集的大量数据---幸福的人对待别人的方式比不幸福的人更好些。和不幸福的人相比，他们教育子女有方、更有爱心、婚姻更美满、更正直可靠，是更好的公民。幸福的人比不幸福的人工作更努力，也更愿意参加志愿者活动，意味着他们不仅增加了国家的财富，而且巩固了共同体意识。幸福的公民在让国家富强和繁荣中发挥着关键的作用，一个强大和繁荣的国家能够和应该成为世界上人们享受幸福的典范。
FP: 从政治观点看，当今美国人哪些最幸福呢？请给我们讲讲“幸福差别”。
在二〇〇四年，那些自认为是保守派或者非常保守的人认定自己幸福的比例是自由派或者非常自由的人的两倍（44%比25%）。保守派中认定自己不幸福的比例是自由派的一半（9%比18%）政治上的保守派在表达对成年生活的不适应方面也比自由派少得多。比如，政治上右倾的成年人说“有时候我觉得不一点都不好”的比例只有左倾人士的一半。他们也不大可能对自己感到不满，或者可能感觉到自己是个失败者或对未来感到悲观。而且，二〇〇七年的一个调查发现共和党人中58%的人把自己的心理健康认定为“非常好”，政治上的独立派的比例是43%，而民主党人的比例是38%。
FP: 为什么政治上的保守派比自由派更幸福呢？
布鲁克斯：“幸福差异”的一半可以通过人口学上的差别来解释。保守派比自由派更多信仰宗教，一般来说更容易结婚。信仰和婚姻对于多数人来说是改善生活质量的重要工具。
另外一半可以通过世界观的差异来解释。保守派普遍把社会看作个人的集合体。因此他们天生地认为个人行为是我们注意力关注的中心。在集体层次上自由派更加强烈，对于左派的许多人来说，如果我们想对社会进行任何有意义的改变的话，个人行为是愚蠢的、徒劳的。如果为了取得真正的进步，就需要改变小团体或者整个社会（甚至通过暴力的方式）。
世界观的差异戏剧性地影响人们的幸福水平。简单地说，为了对于你重要的东西，依赖你自己的行动比依赖其他人的行动更容易取得成功。保守派比自由派更觉得能够控制他们的世界，自由派更容易觉得自己是受害者，如果他人不按“应该”的方式来行事的话。
FP: 传统的家庭生活是幸福的秘诀吗？宗教信仰又如何呢？
布鲁克斯：从六十年代以来我们已经听了太多关于婚姻的坏话。不要相信这些。二〇〇四年，42%的已婚美国人说他们非常幸福。而从来没有结过婚的人中只有23%说他们幸福，丧偶的人中20%，离婚的人中有17%说他们幸福。已婚者说他们非常幸福的比例是说他们不是很幸福的比例的六倍。与此同时，丧偶或者婚姻破裂的人不太幸福的比例远高于非常幸福的比例。
孩子本身一般不能增加幸福（实际上，平均上说他们倾向于降低婚姻的幸福）但是，他们几乎总是整体的幸福文化的组成部分。考虑一下这个内容：52%的已婚的、信教的、保守的、有孩子的人是非常幸福的，而单身的、世俗的、自由派的、没有孩子的人非常幸福的比例只有14%。所以孩子是幸福的生活方式的组成部分。
总体上看，虔诚的人比世俗主义者要幸福得多。二〇〇四年，43%的虔诚的教徒（几乎每个星期都到教堂礼拜的人）说他们非常幸福，而世俗主义者（很少或者从来不到教堂礼拜的人）觉得幸福的比例只有23%。调查显示虔诚者对于未来感到乐观的比例比世俗主义者高三分之一。世俗主义者说“我觉得自己可能是失败者”的比例是虔诚者的近两倍。
FP: 有人说金钱买不来爱情，它能买来幸福吗？
布鲁克斯：经济学家发现在很多情况下金钱买不来幸福。首先，当国家变得越来越富裕，超过了基本生存需要的水平后，公民总体上的幸福并不增加，即使经济发展的财富相对平均地分摊在人口上。第二，富裕国家的公民并不比贫穷一点的国家的公民更幸福，除了特别贫穷的国家外。第三，个人能非常迅速地适应收入的增长，当他们有钱后不能永远更幸福。
虽然如此，有一个方式能“买来幸福”，那就是慈善捐款。清楚的证据是金钱的赠与包括时间的赠与给慈善机构、教堂和其他有价值的事业能够给予捐赠者真正的幸福。关键的问题是如果你想得到一百美元的真正的幸福，你能够轻易地买到，那就是把钱捐给教堂或者慈善机构。
FP: 收入不平等怎么办？我们总是听人说贫富差距拉大，这让美国成为可怕的国家，是真是假？
布鲁克斯：是假。数据告诉我们和幸福有关的是经济流动性而不是不平等。二〇〇四年有个调查询问美国人“在美国，像你我这样的家庭有很好的机会改善生活水平，你同意这个说法吗？”在同意这个说法的人口中有三分之二说“非常幸福”，这比其他人的比例多44%，说有时候“一点都不好”比其他人少40%，说他们是失败者比其他人少20%。换句话说，那些不相信经济流动性的人不管是自己还是别人，没有相信经济流动性的人幸福。有些调查甚至发现在别人的收入增加的时候，工人的幸福也增加，因为他们觉得其他人收入增加的事实是证据说明他们自己也可以达到这个水平。
如果从幸福角度来说的话，重新分配收入只是为了更加平等的政策倾向于得到他们渴望得到的效果的反面。这些政策挫伤了创造财富的积极性，这意味着经济增长缓慢和工作机会减少，慈善捐助减少，所有这些尤其伤害收入水平低的那些人。而且正如美国福利制度所显示的，重新分配把受益人变成了不讲道德的长期吃福利者。
FP: 欧洲人喜欢说他们“工作是为了活着”，而我们“活着是为了工作”。你怎么理解这句话？
布鲁克斯：一点不错。和美国人相比，欧洲人工作少，休闲多。我们每年比挪威人或荷兰人多工作25%的时间。美国人平均每年休假时间是16天，不到德国人休假时间的一半（35天），法国人（37天），意大利人（42天）。
欧洲人如果像我们这样工作时间这么多或许不幸福，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如果我们更多逃避工作并不会更幸福。在二〇〇二年，认为他们对工作非常满意或者满意的比例竟然高达89%，只有11%的人说他们对工作不是很满意或者一点都不满意。你可能认为这是因为那些人从事的是高收入高技术的工作。实际上并非如此，不同阶层不同工作类型的人都对自己的工作满意。低收入和高收入群体间对于工作满意度方面根本就没有差别。两群体的满意度都是89%。同样的，没有上过大学的人中88%感到满意，那些自称“工人阶级”的人的比例是87%。美国人喜爱或者热爱他们的工作，总体上，工作给我们带来了巨大的快乐。
FP: 你幸福吗？
布鲁克斯：是的，我非常幸福。因为运气好，我拥有了幸福的美国人典型的生活方式和世界观。但是写这本书也给予我很多的帮助。说到幸福问题，知识就是力量。知道金钱不能买来幸福，认真对待精神生活带来人生满足，沉溺于受害者情结不能自拔带来痛苦，所有这些事实都可以真正改变人的行为和态度，他们给予我很大的帮助。据说，关于幸福的一个有趣的仿真陈述是一个人幸福值的最低点是在四十四岁。我的四十四岁生日就在下个月，所以撰写关于幸福的书确实非常及时。
FP: 那么，就提前祝你生日快乐了。感谢你接受我们的采访。
布鲁克斯：谢谢你，杰米。感谢《头版报道》的读者朋友。
作者简介：杰米·格拉佐夫（Jamie Glazov）是《头版报道》杂志的执行编辑。曾获得美国和加拿大外交政策专业的历史学博士学位，编辑了大卫·霍罗维茨（David Horowitz）的《左派幻觉》（Left Illusions）一书，并撰写导读。和大卫·霍罗维茨一同编辑了《充满仇恨的美国左派》（The Hate America Left），著有《加拿大对于赫鲁晓夫时代苏联的政策》Canadian Policy Toward Khrushchev’s Soviet Union》（麦基尔昆斯（McGill-Queens）大学出版社2002）和《成为好左派的十五个秘诀》（15 Tips on How to be a Good Leftist）。
译自：“Gross National Happiness”by Jamie Glazov
http://frontpagemag.com/Articles/Read.aspx?GUID=2DF4F977-A3C1-4F7B-A9DB-66B90FC5813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