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学在中国的发展，可以说是迂回曲折，苦尽甜来，前途无量，任重道远。关于它的现状、前景和所要解决的问题，我愿意着重指出几点。
就政策导向和体制条件来说，社会学的学科地位，即作为要加强的哲学社会科学基本学科之一，得到了确认。江泽民同志2002年在视察中国社会科学院的“7•16”讲话中明确指出，我们要“加强哲学、经济学、政治学、国际政治和经济、法学、历史学、民族学、新闻学、人口学、社会学、文学、语言学、考古学等各学科的研究”。这一定位表明我们党在新世纪站在新的高度对社会学的重视和支持。这与邓小平1979年3月30日在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提出的社会学“需要赶快补课”的著名论断，是一脉相承的。同时，它又表明，经过20多年的实践，我们党对包括社会学在内的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性和作用做了新的概括和肯定。如果说邓小平1979年“3•30”讲话，决定了中国社会学命运的良性转折，使中国社会学迎来了自己重建和发展的明媚春天，那么，江泽民同志在不到一年时间里的三篇讲话和对社会学的明确定位，则标志着包括社会学在内的哲学社会科学真正进入了发展的黄金时期。
就国内氛围和国际环境来说，中国社会学也看到了自己发展的难得的机遇。中国社会正经历着激烈、深刻而广泛的变迁和转型。前所未有的社会进步与沉重的社会代价相随相生。作为双刃剑的经济全球化对中国社会的正负影响亦开始逐步显现。凡此种种，不能不使人们越来越体会到社会因素对改革、发展、稳定的重要性，从而也使人们认识到以非经济因素为切入点的社会学也和以经济因素为研究对象的经济学一样，是一门与每个人的实际生活息息相关的学问，是一门推进改革、发展、稳定的科学。人们对社会学从不了解、不甚了解、甚至误解到逐步了解，一些社会学的用语日益普及化、大众化，其中一些还被政府部门所采纳和使用。这使中国社会学的发展，不仅有了自上而下的体制条件，而且有了自下而上的社会氛围。
令人注目的是，上述种种，还吸引了世界主流社会学界和社会学家的目光。经过激烈竞争，中国社会学界获得了第三十六届世界社会学大会的主办权。该届会议的主题是“全球化背景下的社会变迁”，将在2003年7月7日至11日在北京召开。届时，世界主要的社会学家将光临北京参加盛会。这件事情，对于中国社会学界来说，意义十分重大。如果说，1995年举办亚洲社会学大会是中国社会学走出国门，进入亚洲，那么2003年世界社会学大会，则是中国社会学冲出亚洲，跨向世界。另一个突出的事例是：过去美国研究中国社会的大都是记者或二流、三流的社会学学者，现在则不同，一流专家也加入了研究中国社会之列，而且成了当前美国社会学界的“显学”。但是，在世界社会学的格局中，与欧美强势社会学相比，中国社会学仍然是弱势社会学。强势社会学如此关注中国社会的研究，对植根于本土社会的中国社会学来说，无疑既是一种沉重的压力，同时又是进一步发展的强大动力与极好机遇。
迄今为止，社会学一直植根于现代性过程。现在看来，现代性有两种类型：旧式的和新型的。我们把那种建立在自然和社会的双重代价基础之上的现代性，称为旧式现代性或传统现代性。旧式现代性已经进入明显的危机时期。这样，在世界，在中国，探索新型现代性便成为一种势在必行的潮流和趋向。所谓新型现代性，是指那种以人为本、人和自然、人和社会双赢，并把自然代价和社会代价减少到最低限度的现代性。就两种类型的现代性与社会学的关系而言，过往的旧式现代性锻造了以往的社会学——它的感受力和想象力、设问和眼界，甚至它的理论抱负和期望所能达到的限度。当现代性面临重大转折之时，必定也是社会重构、个人重塑、个人与社会的关系发生重建之日。社会学不可避免地卷入其中，经历预设的根本变化、视野的重大调整、理论的重铸和再生过程。因此，处在这样一个旧式现代性步入没落、新型现代性勃然兴起的历史时期，中国社会学必须顺应时代的要求，在理论研究上开拓出新的学理空间。
中国社会学界自1979年恢复和重建以来，就有一个共同的体会，这就是：学术发展也和整个国家的发展一样，不能闭关自守，一定要走本土化和与国际化相结合的道路。我们清醒地意识到，要改变中国社会学在世界的社会学格局中的弱势地位，要探索与新型现代性相应的社会学理论，一方面必须首先立足于中国的社会实际，特别是抓住当前中国社会急剧变化的机遇，去调查、研究、概括、总结，并要深入研究中国社会思想史和中国社会学史，从中国丰富的社会思想资料中，从中国悠久的优秀学术传统中吸取养料。这就是中国社会学的本土化的主要含义。这样的中国社会学才能真正具有自己的特色。另一方面，中国社会学又要自觉学习、借鉴欧美强势社会学的精华，使自己能够用世界的眼光，从整个人类实践的高度来解释中国社会和建构中国的社会学理论，从而使自己真正成为世界社会学不可缺少的一支，逐步培养和提高同国际社会学界平等对话的能力和实力。这就是中国社会学国际化的主要含义。
社会学的深层理念是“增促社会进步，减缩社会代价”。从这一深层理念的视角看，关注社会困难群体，调整我国社会政策，是当前和今后相当一段时期的重要课题。目前，社会学界对困难群体的研究，已经深入到各个具体领域，并且取得了不少成果。这些研究及其成果表明，一方面，中国社会学的经验研究在社会政策的制定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另一方面，它们也促进了社会学的各分支学科（如劳动社会学、法社会学等）的发展。中国应用社会学的发展同样也显示了良好的前景。
当然，中国社会学的发展也不是一切都尽如人意，还有不少问题有待改进和落实。首先是宏观环境方面，还有许多工作要做。举例来说：第一，学位制度方面，博士点是按二级学科设立的，现在，社会学本身既是一级学科，又是二级学科。社会学本身只设一个博士点的制度，实际上限制了社会学的发展，这与社会学有超过100个分支学科的情况极不适应；与经济学具有的众多二级学科相比，极不成比例。第二，在出版体制方面，社会学的学术杂志太少，在这么多高等学校，几乎没有社会学的专业学术杂志。第三，在学科分类上，社会学应该成为独立的门类，而不应是法学门类中的一个一级学科。第四，社会学过去被取消的后遗症仍然在某种程度上这样那样存在，现在社会学的规模还太小，有些方面往往被忽视。
其次是微观方面的问题也开始突出，这就是在有些高等院校的院系调整中，把社会学学科有意无意地边缘化了。我们真诚希望有关方面注意这种趋向，采取必要的措施，减少本来可以避免的代价。
如果上述问题能够得到解决，社会学作为一门现代社会不可或缺的学科，社会学系作为世界上几乎所有大学特别是著名大学都有的学系，将在中国得到更大的进一步的发展。中国社会学作为一门前途无量的学科，真是任重而道远啊！
《光明日报》2003年05月0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