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和西方世界围绕着奥运会的种种冲突，表明中国的国际关系处于一个极其重要的拐点。问题已经远远超出了一些人所说的中国如何对国际事物做出反应和如何处理和西方冲突。
很多中国人开始从这次冲突中认识一个真实的外在世界。他们从对西方的幻想中醒悟过来。他们也不再简单地认为整个世界会欢迎中国的崛起。
同时，对西方来说，他们也面临一个真实的中国。很多西方人也曾经幻想改革和开放政策能够促成中国成为一个类似西方那样的国家。但现在他们也意识到中国是不能被轻易改变的。当中国和西方双方不再对对方抱有乌托邦式的幻想的时候，双方之间的互动模式就要发生具有实质性的变化。
已经有人提出中国是否会往回走的问题。这样的担忧当然并非没有道理。实际上，世界银行的研究发现，中国的经济开放度已经不如以前，在一些方面甚至有倒退的迹象。
从历史上看，中国也有从开放到封闭的经验。例如在明朝。当统治者感觉到开放的不安全时，就想着往回退。中国历史上错失了很多次走出去，最终成为海洋国家的机会。
因为中国属于大陆型经济，在相对的封闭下仍然有发展的空间。从开放到封闭，再发展数十年甚至更长时间没有什么大问题。但很显然，当国家最终封闭起来的时候，也就是开始衰落的时候。这种情况是谁也不想看到的。
缺乏远见导致挫折不断
不过，往回走的可能性并不太大。这不仅因为中国和外在世界至少在经济上已经发展出高度的相互依赖性，往回走的代价及其高昂，而且更因为外在世界也不容许中国往回走。中国唯一和理性的选择只能是继续改革开放，以更大的力度走出去，成为真正的世界强国。
那么，如何避免盲目性而有效地走出去呢？内部的发展非常重要。如果内部的发展停顿下来，走出去就会没有动力。但是光有内部动力还不够。要继续往前走，就要建立国际观。
国际观的重要性并不是人人都清楚的。没有一种能够反映国际关系大趋势的远见，走出去的过程会挫折不断。
这方面，中国可以从从前的大国崛起过程中学到很多经验。以美国为例。美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开始放弃从前的孤立主义路线，参与到国际事务中来。但如果当时没有总统威尔逊的国际观，美国很难很快就在国际事务中扮演一个领导角色。
威尔逊是普林斯顿大学的校长和教授，其所抱有的国际观在今天看来仍然令人敬佩。此后，国际观是每一届总统候选人所必备的。
二战之后，美国领导西方世界建立了一个新的国际秩序，多边主义是美国外交的主轴，今天人们所看到的诸多国际组织包括联合国、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等都是美国领头的产物。
相反，冷战结束以来，美国没有能够从冷战思维中解放出来，从而不能确立有效的新的国际观。这是美国在国际事务的角色大不如从前的一种主要原因。
并不能简单地说中国没有国际观。毛泽东的“三个世界理论”，邓小平的“韬光养晦”和“永不当头”理论，江泽民的“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到当代领导人的“和谐世界”，这些在很大程度上都体现了中国的国际观。
但总体说来，这些大多是针对西方所确立的秩序而言的，要表达的或者是中国对现存世界秩序的态度，或者是中国人对世界秩序的一种理想。
隐含在这些国际观里的则是理想与现实之间、目的和手段之间的巨大的距离。在实际行为层面看，中国实行的是“跟着走”或者“随大流”的政策，因此一直处于一种被动的局面。
在西方看来，中国实际上正在演变一种国际保守力量，就是说，中国的意向是在维持现存国际秩序的基础之上来改造之。因此，当西方提出放弃绝对主权概念，实行人道主义干预政策的时候，中国至少在原则和理论上加以强烈反对。
领导层要思考国际大问题
中国的崛起正在呼唤中国的国际观。对国际而言，这种国际观要回答一系列问题，如要建立一个什么样的世界秩序？这种世界秩序所体现的道德是什么？如何建立？如何处理和现存世界秩序的关系？如何得到大多数主权国家的支持和接受？等等。
对中国本身而言，这种国际观也要回答一系列问题，如中国要不要走出去？怎样才能走出去？走出去了以后又如何和当地国家和社会打交道？如何保护走出去的利益？如何通过走出去来建立国际新秩序？等等。
对所有这些问题，都没有明确的答案。在国际层面，中国的国际行为较之国际话语更容易让人接受。例如中国尽管反对西方人道主义干预的话语，但在行为上实际上在支持着这种话语（如参与国际维和力量等）。
在走出去方面，中国正在付出相当高额的学费。迄今中国还没有发展出有效的机制引领走出去。中国的对外投资在总体国际资本中还微乎其微，但已经遇到了西方强有力的抵制。可以相信，外在的阻力会随着中国走出去的继续而加大。
其实，人们也可以从西方的利益走入中国的过程来领会西方是如何“打开”中国的大门的。整个西方，不仅仅是政府层面，而且还有企业层面，社会层面，都在“打开”中国大门过程中扮演重要角色。
必须指出的是，西方“打开”中国大门是中国主动改革开放和“请进来”背景下进行的。考虑到西方各国对中国的贸易保护主义倾向，中国的走出去要比西方走入中国困难得多。
尤其应当指出的是，中国走出去的主角是政府支持的企业，而中国的社会力量包括非政府组织还处于不发达的状态。
中共十七大提出“国内”和“国际”两个大局的问题。这是非常及时和具有远见的。但是，“国际”这个大局并没有足够表现在中国的领导集体和决策方面。主要领导人的重中之重是国内问题，而对国际状况的关注和思考没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
再者，注重于国际关系的领导人的人数也远远不够。
结果是，领导层的国际观仍然缺乏厚度、广度与深度。有人说，如果主要领导班子中有三到四位精通国际事务的领导人，那么中国的国际观就会有很大的改变。
领导层要思考国际大问题。有了国际观，中国才能发展出国际领导权。没有国际领导权，中国只能跟在形势后面，被动地对国际局势作出反应。同时，中国和外在世界——尤其是西方世界的关系，会陷于一些具体的利益之争而找不到有效的解决方法。
很显然，确立一种能够推动中国国际领导权的国际观，并且把这种国际观体现在领导层的“国际大局”的决策中，是对崛起中的中国的重大挑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