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本文简要地考察了“传统和现代”与社会学的不解之缘，回顾了“传统和现代”与现代化理论和现代性理论的不同关系，着重论证了“现代的成长”和“传统的发明”这一对“传统和现代”的新认识，这一认识对理解当代国内外一些学术前沿问题具有重大的意义。
关键词：“传统和现代” 现代化 现代性 “现代的成长” “传统的发明”
一、“传统和现代”与社会学
对传统和现代关系的理解，是社会学创始人和实际奠基人创建社会学立论的重大根据之一。这一点对两大系统的社会学——从马克思开始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传统和从孔德开始的西方社会学传统，都是如此。此后，传统和现代、传统社会和现代社会逐渐成为社会学分析的两种理想类型。
（一）“传统和现代”与马克思主义社会学
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等著作中，对资产阶级统治的现代社会与过去的传统社会，做了多方面的极其鲜明的对比。他们指出，资产阶级统治的现代社会是一个生产力大发展的时代：“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1] 指出，这个社会推动了自由竞争以及与此相应的经济，政治，社会制度的建立，资产阶级的剥削和统治代替了“由宗教幻想和政治幻想掩盖着的剥削”[2]和统治。指出，这个社会引起了观念的变化；金钱关系，金钱至上的观念代替了宗法等级观念，“人的尊严变成了交换价值，[3]。指出，这个社会还是一个急骤变化的快节奏的现代社会而与千百年沉睡的慢节奏的传统社会不同：“生产的不断变革，一切社会关系不停的动荡，永远的不安定和变动，这就是资产阶级时代不同于过去一切时代的地方。”[4]总之，西欧资本主义代替封建主义社会转型，1789年以法国大革命为标志的政治大革命、18世纪在英国开始的产业革命，使社会从生产力到生产关系、经济墓础到上层建筑，思想观念到政治制度都发生了深刻变化，凸显了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的差异。作为上述变化突出表现的工业化(机器大工业普遍地代替工场手工业)和都市化(城市规模的扩大，作用的增大等)以及与此相联系的社会问题的产生，对社会学的产生了直接的影响。例如，作为社会瘟疫的经济危机的周期性发作，作为贫富悬殊标志的富人区和贫民窟的并存，从劳资对立到工人怠工，罢工，破坏机器以至起义，从大鱼吃小鱼到企业破产，倒闭，从童工的使用到工人丧失劳动能力后的悲惨处境；从失业大军的形成到犯罪率的提高；一边是“生产过剩”，很大一部分粮食和其他制成品被销毁，另一边是挣扎在饥饿线上的穷人饥寒交迫，如此等等。所有这些，以极其鲜明的形式，提出了资本主义社会能否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的问题。正是对这一问题的两种不同回答——革命的回答和改良的回答，产生了两大系统的社会学。
传统和现代的问题，在马克思恩格斯之后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中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仍然是重要的议题。对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史，我和刘少杰教授曾提出了一个新的框架[5]，即“一点两线两段”。其中所谓“一点”指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史的起始点是马克思恩格斯的经典马克思主义社会学。所谓“两线”就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史然后沿着两条线发展，一条线是列宁、普列汉诺夫、毛泽东、邓小平等为代表的东方不发达国家或欠发达国家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即主要指俄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和中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另一条线是以卢卡其、葛兰西、法兰克福学派等为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学。所谓“两段”就是，以每个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为界，大体把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分为两种类型，即对资本主义社会它是革命批判型的社会学，而对自己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社会则是建设维护型的社会学。这个框架包含着与以往不同的某种新意。
就传统和现代的关系来说，我们注意到，无论是经典马克思主义社会学、还是俄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学、西方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和中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学，都坚持这样的基本观点：一方面，要与旧的阻碍社会发展的旧制度等旧传统实行最彻底的决裂，另一方面，现代又要批判地继承传统创造的一切文明的成果，而这两者是不可截然分开的。我们也注意到，革命批判型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一般更强调与旧制度等旧传统实行最彻底的决裂，而建设维护型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则一般更强调批判地继承传统创造的一切文明的成果。我们还注意到，当人们无限扩大与旧传统实行最彻底的决裂的范围，在理论上就会犯否定一切的历史虚无主义的错误，在实践上就会导致“文化大革命”中“破四旧”这样的左倾幼稚病。而当人们无批判地继承传统时，在中国就会在理论上重犯肯定一切的“复古主义”的错误，在实践上就会盲目提倡用恢复“祭孔”、“读经”之类的手段来“儒化社会”。我们越来越体会到，要正确理解传统和现代的关系，建设性反思批判精神，同样是不可或缺的。
（二）“传统和现代”与西方社会学
在西方社会学中，孔德本人已初步有了传统社会和工业社会不同类型的对比。孔德并对工业社会类型的特征做了概括[6]， 他强调的特点有：科学而合理的劳动组织；人的主要活动表现为从对他人的战争和掠夺(孔德认为这是军事类型社会尚武精神的表现)转向开发大自然；产业工人和资本家两大阶级集团的形成和对立等等。在孔德看来，认清传统的军事社会和现今工业社会的对立，理解社会由神学阶段的军事尚武型向实证阶段的工业科学型转化时造成的一系列社会和道德问题，并着手去解决这些矛盾和问题，是证实社会学的关键。不过，在孔德那里，社会发展被假定为单线式的，西方世界的过程则是人类的先驱。
稍晚于孔德的英国社会学家斯宾塞突出地发展了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等社会类型的理论，而且与孔德的单线进化观点直接对立。他说：“认为全世界各野蛮的以及文明的种族所呈现的各种形式的社会都只是一种形式社会演进的各个不同阶段，这是一种严重的偏见。实际是，社会各种类型，正如个别有机体的类型一样，并非形成一个系列，而是可划分为分散的群体。”[7] 因此取代孔德历史的逻辑的是生物学基础上的类比法。于是，军事社会与工业社会的类型，不再被看作简单的历史发展中的两个阶段，而是被看作一定社会条件下社会组织结构和管理形式的特征。强制性社会组织与协作型社会组织成为后来社会学分析的两个广泛运用的基本模式，发展出各种变形。
滕尼斯提出的“公社”(Gemeinschaft) 和“社会”(Gesellschaft)概念，表明社会学“传统—现代”比较类型学模式的初步形成。滕尼斯已用人们社会行动的不同方式及动机(如“本质意志”与“选择意志”来说明社会结构形式的不同类型，并在社会学理论的、应用的和经验的三个层次上，应用这对分析范式来说明各种社会行动趋向、社会关系、社会组织、社会集团。社会学类型渐渐脱离实体性概念的形式，显出越来越清楚的社会学类型的特点。与孔德和斯宾塞不同的是，在滕尼斯那里，体现“传统”型的“公社”并不表现武力和强制，它表明人们尚处在一种有机的联合之中，而代表“现代”型的“社会”则不一定完美，它表明机械的方式成为主宰。滕尼斯从“社区时代”走向“社会时代”的思想从一个独到的方面展现了现代性过程，这种分析中“隐含的真诚共同体与人为社会之间的对照，持续影响着大多数社会分析”[8]。
迪尔克姆社会学理论的中轴是“机械团结”和“有机团结”。但在“机械的”和“有机的”两词使用上却赋予了跟滕尼斯相反的意义：“机械的”一词在“传统”的意义上被使用，而“有机的”则在“现代的”意义上被使用。因为在迪尔克姆看来，正是合理的社会分工，把我们从传统社会无差别、同质性的组织结构和“集体意志”中分化出来，成为功能上相互依赖的有机整体。这两种社会类型在分工系统、法律系统、价值系统、社会控制系统等方面所表现的不同上，已经可以看到分析社会结构及其变迁过程的社会学模型。
不管迪尔克姆与韦伯在观点上多么不同甚至对立，他们作为西方社会学的经典代表，在社会学学科化方面是有同样重要贡献的。迪尔克姆使社会学脱离了以前与哲学、史学、心理科学纠缠在一起的模糊领域，确立了自己的独特地位，而社会学类型方法的建立则是其中的一个重要步骤。这种类型学方法，在迪尔克姆那里主要表现为分析社会结构层次的范式，而在韦伯那里则进一步扩大为分析个体行动(互动)、社会结构和文化符号诸层次上的范式。韦伯把行动分为四种类型——目标合理的行动、价值合理的行动、激情的行动、传统的行动，并认为，在传统社会中，占主导地位的是传统的和激情的这两种非理性的行动，在工业社会中，占主导地位的则是目标合理的和价值合理的行动。其中，在韦伯看来，又只有目标合理的行动才是绝对合理的行动。韦伯认为，这种目标合理的行动的作用日益加强，范围日益扩大的过程就是“合理化的过程”。这一点特别突出地表现在用合理的科层制来管理经济和国家上。所谓科层制，就是分级分部门分职责的管理制度。科层制的治理与传统的治理和神授的治理不同，它不仅是合理的而且是合法的。韦伯自己说：“科层制的管理就是通过知识来统治，它的特殊合理性就在于此。”[9] 韦伯对权威类型或支配类型——传统型、魅力(Charisma)型和法理型——所做的分类中，更明显地表示了在结构分析上的传统和现代两种理想类型。韦伯正是通过这一步骤，最终确立了“传统一现代”的社会类型分析框架，而它一直是后来社会发展和社会现代化研究的原型。
处于迪尔克姆和韦伯之间的齐美尔，特别是他关于“形式”的观点，在微观领域完成了社会学的类型化方法。齐美尔还从互动形式和群体规模在个体参与程度上的不同反映，说明社会的发展是随着群体规模的扩大、同时社会分化加剧，因而由同质性向异质性转化的。
在后来的帕森斯社会学分析中，无论是分析个人行动还是分析社会结构，传统和现代也是立论的重大根据之一。帕森斯广泛吸取了古典社会学的学术资源——韦伯的社会行动理论、迪尔凯姆的社会事实及集体意志表象的思想、齐美尔的形式互动论，更新了滕尼斯传统/现代的二分法，例如，情感性、扩散性、特殊性、先赋性、公益性的行动构成传统社会的特征，而现代社会的特征则反映在中立性、专一性，普遍性、自致性、私利性的行动上。帕森斯建立了以社会共享价值为核心的个人社会化理论，以五大行动模式变项刻画了社会行动的现代性转变，阐述了社会系统的结构分化与功能整合，揭示了个人的可整合性与社会的秩序性之间的一体关系，以一种巨型理论“创立了当代社会学论战的框架”（亚历山大）。
同样，现在社会学新三圣——吉登斯、贝克、哈贝马斯——也无不这样那样地涉及现代和传统的问题。当然，在他们那里，无论在视野的广度上，还是理论的深度上，已经在原来的基础上大大推进了。这一点我们在后面将会看到。
由上可见，传统和现代是社会学想绕也绕不开的问题，它们跟社会学的关系可以说是身影相随，他们之间存在着不解之缘。今后，社会学仍将不断根据新的实践来处理传统和现代的关系，深化对它们的认识。
分析“传统和现代”的问题，不能不涉及欧美的现代化理论，也不能不涉及传统和现代与现代性的关系问题。。
（一）“传统和现代”与现代化理论
欧美的现代化理论包含了两个重要的理论预设。其一是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的二元对立。由于现代化是人类历史上未曾有过的变迁，现代社会从各个方面都呈现出与传统社会截然不同的性状和特征。这种传统和现代客观上的“断裂带”和主观上的“断裂感”，使二元对立观点具有了广泛的符号和象征意义，成为一种经典的现代社会理论图式和方法。欧美现代化理论的另一重要预设是“欧洲中心主义”。正如德里克所言：“欧洲中心主义是这样一种中心主义，它在历史进程中已经横扫全球……，已经到了这样一种地步，不提及欧洲中心主义，谈历史就是毫无意义的。”[10] 这一预设曾经主导了现代化以来的历史叙述，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被认为是欧美式的现代化向边缘区域的扩散和复制的过程。按照这两大预设的逻辑，社会学本土化是一种与本土社会文化传统无关的、学术“欧化”过程。
欧美现代化理论的这两个理论预设，都是很难站得住脚的。
首先关于传统和现代之间存在“断裂带”的问题。事实上，不能把传统和现代这两者简单割裂开来、截然对立起来。我们多年前提出的作为一种新型现代化理论的社会转型论，主张传统和现代这两者除了有相互矛盾、相互对立的一面，
还有相互依存、相互吸收的一面。就中国社会来说，尽管传统因素还广泛存在，并在某些方面还这样那样地起着主导作用，但是现代因素也显现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而且越来越在更多的方面起着主导作用，早就不是那种典型的传统社会了，据此我们把中国社会叫做“传统型社会”，而不简单说是“传统社会”；而且，分别看来，纯粹传统的东西也很难找到，总是多多少少、程度不同的带有一些现代特点，可以说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同时，传统因素不仅可以转化为现代因素，而且如果方针和做法正确，还可以成为促进现代化的深层因素，例如，对东方集体主义的重塑和开发，就可以成为这样的深层因素。即使将来现代因素在各方面实际上都起主导作用了，传统因素也仍然会以不同的方式在社会生活各个方面存在，成为现代生活中的一个不可缺少的部分，那时，也不可能是纯粹的现代社会。所以，我们并不把传统看作包袱，而是看作一种可资利用的资源。我写过文章，提倡“开发传统，服务现代”[11]。用这种观点来看中国社会转型，就能知道它是一个十分复杂的过程。就社会整体来说，它是一个从传统因素占主导地位的社会转变为现代因素占主导地位的过程。但是在这个总过程中，既有从传统向现代转变，又有现代向传统的转变，既有传统向传统的转变，又有现代向现代的转变。这些复杂、交叉的进程成为当前中国社会快速转型的显著特点之一。
欧美现代化理论，其集中表现是20世纪60年代的现代化理论，在传统和现代的关系上可以说是“成于斯，败于斯”。成于斯是它提出了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问题，败于斯是它把传统和现代截然对立起来。一方面，20世纪中期以前，尚处在初创期的现代化理论就能够通过传统和现代的分析框架，以一种广阔的视野来透析现代性的未来走向，并将现代性之全球化进程预含在自己的理论构架之中，这种理论特质不仅使现代化理论本身具有明显的动态性与生长性，而且一直保持着对当代社会学的诸多理论探索和经验研究浸润、滋养和孵化效应。无疑，这是不容易的。这就是“成于斯”。但是另一方面，把传统和现代截然对立起来这一根本的理论缺陷，又极大地限制了这些效应的发挥，也使它日益被具有更深广视野的现代性所替代，这又是它的“败于斯”。
其次，欧洲中心主义的片面性。正如社会学本土化是不同国家或民族的合理思想和优秀文化的汇聚、传统与现代因素的互动的产物一样，这种世界性的互动旅程形成了纷繁多样、形质各异的本土社会学，使社会学完全超越了最初的欧洲渊源和意涵，成为了一种真正的全球性文化和学术现象。显然，以二元对立图式和欧洲中心主义为预设的现代化理论不能合理地叙述和阐释社会学木土化现象和其他许多理论问题。
从上世纪最后20年以来，社会学理论越来越面临从本土现代化视野向全球现代性视野的重大转变。由于当代社会学对现代社会发展进程不断深化的认识，逐渐把握了各国现代化过程中蕴含的更为深层的趋势——现代性之全球进程，最终促成了社会学理论从本土现代化视野向全球现代性视野的大转移。可以说，现代化仅仅是现代性的表状和具象，是现代性进程激发的全球各地区本土的、地方的、民族的初步回应，以及相应的方案、策略、措施等；现代性则是现代化的深层趋势和持久进程，它使得各个本土的、地方的分散生活场景逐渐融入了世界性、全球性的社会实践过程，成为了其中一系列充满意义、多种多样的环节和部分。我们因而给予这样的刻画：现代性是不断成长的，现代性可以更进一步地解释为人类生活和组织模式即社会实践结构从传统走向现代、迈向更加现代和更新现代的过程。显然，社会学理论视野从本土现代化扩展到全球现代性，越来越展示出人类社会生活可能存在着一种共享价值和共同目标。当代社会学理论的思想蕴力也因之更为深刻、丰富、淳厚、悠远。
约20世纪80和90年代，社会学理论视野的这一全球性转变已成大势，在新旧世纪交替期间现代性话语愈益强盛，基本确定了现代化话语在社会学理论中的淡出之局。这一点也许可以更好地解释为什么当代社会学家越来越普遍地倾向于以现代性作为理论范式，而曾经称雄一时的现代化范式却如昨日黄花，以往的盛景已然不再。例如，从当代社会学的“新三圣”——吉登斯、贝克、哈贝马斯的思想来看，吉登斯主张从社会学与现代性的独特关系来理解和界定社会学，他认为，与人类历史的任何其他阶段相比，在现代西方诞生了一系列气势恢宏的变迁，但同时这些变迁也越来越波及全球；“社会学”的任务就是要致力于分析20世纪晚期我们自己生活的这个新兴世界的特性[12]。在贝克看来，现代性的成长造成了当代社会的极大困惑，他提出并建立了“风险社会”与“世界风险社会”的理论，认为我们正在经历“第二次启蒙”、“第二次现代化”或“新现代化”，说明了当代社会学必须对第二次现代化是“没落的景象”还是“成功的景象”[13]进行诊断和求索。哈贝马斯的观点是，现代性是一项“未竟的事业”，他描述了人类生存结构的当代变迁：大众传媒创造了“分散公众”，教育革命推动了知识大众化和教育世俗化，科技创新成为了后工业社会的基础，也改变了人们的风险意识、动摇了以往的伦理原则[14]。这些都表明当代社会学研究一直在关注现代性的最新趋势。
还有一些社会学家以批判的眼光注视着现代性的发展，如沃勒斯坦认为有两种不同的现代性——“技术的现代性”和“人类自我解放的现代性”，以往现代性过程注重的是技术的现代性，因而背离了人类解放的目标，他主张结束这种“假的现代性”而开始“真正的现代性”[15]。一些采取后现代主义立场的学者对现代性持批判性认识日益深化，他们越来越注意到这一过程自身的不断转变，如鲍曼用流动性来比喻当代现代性的特征，指出传统和旧秩序被扔进流动现代性的时代“熔炉”接受溶解的考验，并以从沉重过渡到轻快、从固态过渡到液化或流动的过程来描述现代性的现时状态[16]，W.韦尔施则指出，后现代绝不是一种超现代和反现代，后现代是激进的现代（radikal-modern），而不是后-现代（post-modern），他把“后现代”视为当今现代性的一种特征，认为“我们的现代是具有后现代特色的现代”[17]。
从上面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到，现代性极大地扩展了对于传统和现代关系的理解：现代性就是社会不断从传统走向现代，走向更加现代和更新现代的变迁过程，而在走向更加现代和更新现代的变迁过程中又不断产生自己相应的新传统和更新的传统。这实际上就是我们主张和坚持的广义转型论的基本观点。
三、认识的新阶段：现代的成长和传统的发明
从上述广义转型论的观点，那么究竟如何来理解“传统”与“现代”的关系呢？在我们看来，传统与现代并不是非此即彼的二分状态，它们两者是一体相联、互为表达、彼此推进的：没有现代也就无所谓传统，传统揭示了现代的另一种面相。我们从“传统的发明”与“现代的成长”过程来看待和解释传统与现代的关系[18]，并认为，传统与现代的这种深刻蕴意，使得广义转型论成为了社会学的一个不老的论题。
传统确实与过去有至关重要的联系，因为传统源于过去。但这并不意味着传统＝过去。我们的观点是：第一，传统是保留在现代人的记忆中、话语中、行动中的那一部分过去；第二，传统是被现代人从过去之中精选出来的，由于现代人的选择这部分过去才得以留存下来，第三，由于现代人的反复实践和应用，这些留存的过去获得了传统的意义；第四，现代人通过对过去“重构”的方式生产出传统，而这是一个集体的和社会的行动过程。所以，传统源于过去，是“活着的过去”，是能够“活到”现在的那一部分过去。所以，作为活着的过去，传统也是“现在”，甚至会是“未来”，因为它们往往会蕴生出更为长久的社会趋势。在我们看来，“传统”是相对于“现代”才体现出自身的意义，传统是现代的一种“发明”，是现代的另一种表达，也是现代的一种最真实的印证。正是有了“传统的发明”，也就有了“现代的成长”；正是有了“现代的成长”，现代性、社会转型研究也就始终会面对“传统与现代”的过渡。
英国历史学家从宽阔的视野分析了“传统”，指出，传统实质上是在现代社会生活中“被发明的”，它们被“插入”了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过去之中；那些表面看来或者声称是古老的“传统”，其起源的时间往往是相当晚近的。“被发明的”传统与历史意义重大的过去存在着联系，其独特性在于它们与过去的这种连续性大多是人为的（factitious）——它们参照旧形式来回应新形势，通过近乎强制性的重复来建立自己的过去。英国历史学家们还认为，“传统”与现实的实践常常是反向相关的，比如，当没有马的时候，骑兵军官军礼服上的踢马刺才显得更为重要；律师的假发也只有在其他人都不戴假发后，才获得了它们的现代含义[19]。因此，被发明的传统能够告诉我们，现代人如何运用历史来生产出行动的合法性依据以及社会团体的黏合剂。
如果说“人类在认识自己这一点上，永远是在路上”[20]，那么同样道理，作为现代人，我们对于自己“发明传统”与“推进现代”的认识，也是在路上。当代人类学以回访来探查从“传统”转向“现代”的逻辑，如我国人类学家庄孔绍论述了“回访和人类学的再研究”，分析了回访的两种情形：对知识失误的订正、加强学术的可信度，以及对跨时空文化的观察与诠释、综观人类知识的递进。他特别强调，还有一种回访的经历需要给予注意的，特别是数十年间的社会文化变迁中人类学须看到文化再造和知识再造的内容。……博罗夫斯基正是需要对照先前人类学家的民族志才得以发现这个“再造的传统”。博罗夫斯基因“温故”才得以“知新”[21]。在这里，通过当代人类学对博大精深的意境的追求——把握文化再造和知识再造，把握处于“再造的传统”，通过不断回访“传统”而更加明辨“现代”，我们可以更加清晰地看出，对于充满睿智的现代人，“传统”与“现代”始终应当是相互规定和相互揭明的。
所以，“传统的发明”和“现代的成长”显示了一种学术智慧：并非在“传统”之后才有了“现代”，恰恰相反，我们是因为有了“现代”而发生“传统”——现代人所说的“传统”是为“现代”而生的，因为惟有“现代”才能赋予“传统”的意义；“传统”只有通过“现代”才能获得自身的规定，而且惟有当“传统”与“现代”相联系和对应时，它才可以被我们思考和把握。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甚至可以说，“传统”实质上就是“现代”的另一面，是对“现代”更为深刻的表达和揭示。除此之外，“传统的发明”也启示了我们：只要我们仍然在现代的旅途中，“传统的发明”就不会终结，因为迈向更加现代和更新现代的过程总会创造出属于自己的传统，传统与现代的这种对照也就使得广义转型论成为了一个“不老的论题”。
总之，社会学以及人类学、历史学、政治学的研究反复说明了，传统与现代实质上是现代性过程的两种面相，现代正是由于不断与传统的对比，显示出自己是现代；传统构成了现代开拓和成长的因素，构成了现代的资源。正是因为传统的更新与现代的拓展而使现代性能够不断获得新的动力。所以，把传统向现代转变的研究视为已经过时了而一笔勾销，代之以从现代向现代的转变这个新议题，在理论上和现实上都是说不过去的。这也正是我们主张的广义转型论与新布达佩斯学派伊亚尔、塞勒尼、唐恩斯利等人主张的狭义转型论或所谓“新古典社会学”的重大理论分歧之一。
--------------------------------------------------------------------------------
[1] 《马克思思格斯选集》第1卷第256页。
[2]同上书第253，253，254页。
[3]同上书第253，253，254页。
[4]同上书第253，253，254页。
[5]参见：郑杭生、刘少杰、张金荣主编：《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史》，高教出版社，2006年6月。
[6] 参见雷蒙·阿隆《社会学主要思潮》一书中论孔德部分的有关分析。
[7] 斯宾塞：《社会学研究》，纽约，1891年，第32页。
[8]布赖恩·特纳：《社会理论指南》，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3．
[9]韦伯：《经济一社会》第1卷科隆柏林1964年版第162—163页。
[10] 德里克：《后革命氛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P166。
[11] 参见拙作：《当前中国比较文明研究的任务》，《社会科学辑刊》，1994，第二期。
[12]安东尼·吉登斯：《民族-国家与暴力》，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37．
[13]乌尔里希·贝克、约翰内斯·威尔姆斯：《自由与资本主义——与著名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对话》，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1，33．
[14]尤尔根·哈贝马斯：《后民族结构》，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51、52．
[15]伊曼努尔·沃勒斯坦：《自由主义的终结》，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143．
[16]齐格蒙特·鲍曼：《流动的现代性》，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2，259．
[17]沃尔夫冈·韦尔施：《我们的后现代的现代》，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9．
[18] 关于“传统的发明”与“现代的成长”的观点，在我和杨敏教授合作的多篇文章中都有所涉及，有所论证。
[19] E.霍布斯鲍姆、T.兰格，《传统的发明》，南京：译林出版社，2004，1、2、4．
[20] 庄孔韶：《发现“虎日” 》，成都日报，2006年6月23日，http://www.newssc.org/gb/Newssc/meiti/cdrb/fk/userobject10ai1014940.html
[21] 庄孔绍等著：《时空穿行：中国乡村人类学世纪回访》，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46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