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司马南先生，我一向比较欣赏。这年轻人，以反伪气功出名，虎头虎脑，伶牙利齿的，挺招人喜欢。可是，这次他对南方周末大张挞伐，对普世价值痛加贬斥，却令我不解。
普世价值，按字面理解，就是全世界全人类普遍接受和认可的价值。那么，世界上究竟有没有普世价值呢？按照老夫的粗浅理解，世界上所有的国家、地区和民族都有自己独特的价值观，有的互相之间是迥异的甚至是相反的，但是，其中也必然有一些是重合的相同的共同的。比如善良，从北半球到南半球，都是判断好人坏人的重要标准，没有哪一个民族会鼓励杀人、放火、欺诈、偷盗和抢劫吧？又比如诚实，不管在东方还是西方，都是做人的基本准则，没有哪一个国家会提倡说谎，把说谎作为选拔人才的标准。再来说比较敏感的民主，难道它不是世界人民包括中国人民的社会梦想？让人民当家作主，难道不是中国共产党几十年的目标诉求？从这里可以看出，世界上是有普世价值的，它来源于人类的共性，来源于不同国家不同地区不同民族的人们对美好世界的共同追求和对是非善恶的共同判断。它是超越民族、阶级和时代的，是古往今来不同文明不同价值观的结合部。自然，这中间也包括我们中华文明中的一些核心价值，比如“人本”、 “人命关天”、“天下为公”、“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仁、义、礼、智、信”、“自强不息、仁者爱人” 等等。所以，我坚持认为，普世价值是个好东西。普世价值越多，说明人类的共识越多，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互助合作的基础就越广泛，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就越有希望。
是的，迄今为止，我国官方的红头文件中还没有“普世价值”一说，但国家领导人在不少场合表达过类似的意思。胡锦涛主席今年访日时签署的中日联合声明中就有这样的条款：“为进一步理解和追求国际社会公认的基本和普遍价值进行紧密合作，不断加深对在长期交流中共同培育、共同拥有的文化的理解。”温家宝总理去年接受中外记者采访时也说过：“民主、法制、自由、人权、平等、博爱，这不是资本主义所特有的，这是整个世界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共同形成的文明成果，也是人类共同追求的价值观。” 国家领导人说的“普遍价值”、“人类共同追求的价值观”，不就是“普世价值”吗？我国举办奥运会，口号是“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这表明世界上不同的民族还是有着同样的梦想的，而且中国人也和全世界人民一道，追求着这样的梦想。这“同一个梦想”难道不可以理解为“普世价值”吗？其实，伴随对外开放和思想解放的进程，“普世价值”的概念正在被更多的人们理解和接受。以这次抗震救灾为例，新华网就曾发表《中国在抗震救灾中诠释普世价值》、《伟大的民族精神，普世的价值理念》等文章，这难道还不能说明普世价值存在的合理性与正当性吗？
司马南先生对“普世价值”十分反感，却又无从发火。这次好了，南周竟跳了出来，把普世价值与抗震救灾挂钩，认为“国家正以这样切实的行动，向全世界兑现自己对于普世价值的承诺”。于是，司马南先生一夜未睡，一气呵成，完成了5000多字的文章，痛批南周，贬斥普世价值。
这里，司马南先生有一个很大的误区，就是把普世价值等同于西方价值，视普世价值若洪水猛兽，一见到“普世价值”四个字，就想到“某国”。某国喜欢标榜人权、民主和自由，并以此为借口干涉他国内政，这使司马南先生一听到普世价值就气不打一处来。对此，本人深为理解。然而，这毕竟是一个误区。司马南先生之所以进入这个误区，恐怕是没有认识到普世价值并不是西方某国的独家发明，而是包括中国人在内的世界人民共同创造的文明成果。诚然，某国自身在人权、民主、自由等方面都存在诸多问题，我们同样坚决反对和抵制某国以人权大棒打压其他主权国家，但这并不影响人权、民主、自由作为普世价值为世人认同和接受。我们也认为，普世价值现在还只是一种理想，一种追求（共产主义到今天也是一个遥远的理想呀），不同国家不同民族对它有不同的理解和不同的实施方式，有的国家甚至说的是一套做的又是一套，但我们不能因此而否定普世价值，不能因此放弃我们的理想和追求，更不能把这一人类共同创造的文明成果拱手送给西方，送给某国。
从这一意义上说，“兑现自己对于普世价值的承诺”并没有什么错，它不过是“以人为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另一种表达方式而已。而且，我们的党早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就确实在人权、民主方面有过承诺的，1941年5月26日，当时的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就发表文章说：“民主与不民主的尺度，主要地要看人民的人权、政权、财权及其他自由权利是不是得到切实的保障……中国共产党一向是忠实于它对人民的诺言的，一向是言行一致的，因此它的纲领中的每一条文与每一句语，都是兑现的。”这难道不能说明我们的党对人民有过承诺吗？不仅有承诺，而且一直都在兑现，一直都在践行为人民服务的诺言，这次抗震救灾就更是集中的高效率的人人可以直接看到的大规模兑现行为。
司马南先生在批南报的文章中说：“不知其他朋友是否认同南报‘兑现论’，至少本人看着电视画面流泪的时候，给灾区捐款的时候、主持赈灾晚会的时候，跟家人商量领养灾区孤儿的时候，脑子里全然没什么‘普世价值’概念。”这话我完全相信。（曾有记者问英雄人物救人时在想什么，想引导他说出“为人民服务”，然而得到的回答是“救人”。）那么，司马南先生当时在想什么呢？其实，他已经在同一篇文章中做了回答：“看见同胞遭难，小孩子花骨朵一样，殒命一旦，于心不忍，食寝难安，本性使然，善良的人莫不如此，孟夫子据此立论‘不忍之心行不忍之政’”。接着，他反问一句：“关你南家‘普世价值’何事？”这一问有点滑稽，你不问还好，你一问，我们一思考，觉得你的行为还真是与普世价值（当然不是南家的）有关哩，你说“本性使然”，这其中的“本性”不就是普世价值么？
司马南先生痛批南报，还由于他的一个重大发现——“贩卖普世价值的人另有自己的一番深意……在于消解中国人的民族意识，国家意识。”还有更可恨的，我都不便引用了。这让我佩服，司马南先生真是火眼金睛，从他眼中的“一帮孩子”那里，居然发现了一群“反体制”的“下流精英”，他们参与了“世界性的有组织的政治欺骗，非一般意义上的心达而险”，这不是汉奸吗？果真如此，那我们就要强烈呼吁司马南先生整出材料，予以举报，把这帮年轻的卖国贼捉将官府去。那时候，全国人民的民族意识、国家意识就极大地加强了，我们又可以高喊打倒某帝国主义了，又可以关起门来自力更生了，又可以开展大批判，大搞阶级斗争了。
司马南先生的爱国主义情怀令我感动。他说：“爱国才是主流，不爱国当然无耻下流。”这话对头，我百分之百拥护。不过，我有一个疑问，就是爱国不爱国，和平年代究竟应该怎么判断呢？如果有一个人，自称爱国者，当官后却以权谋私，欺压百姓，这算爱国吗？我想，要做判断，最明显的是外族入侵的时候。倘若，万一，有那么一天，某国冒天下之大不韪，“进入”我们的国土，那时候当汉奸的，我不敢说“贩卖普世价值的人”里面没有，但我敢肯定，现在自称爱国的人里面一定会有。别看有的人成天爱国主义不离口，可人家打心眼里爱的是某国，早把子女甚至妻子都移民过去了。如今这年头，说一套做另一套的人，咱见的多了。
虽然佩服司马南先生，但有一点必须表达我的不满意。他批评南报的博文，怎么看都像文革中的大批判文章，来势汹汹，唯我独革，深文周纳，无限上纲，欲陷人于不义，欲置人于死地，其手法之娴熟，技巧之老到，可与姚文元匹敌。用文革中常说的一句话来说，就是：他们二人“何其相似乃尔”。
司马南先生是著名的“科学卫士”，对于他这次出面痛批南报、贬斥普世价值，很多人感到诧异，说是地震“震”出了一个我们看不懂的司马南。我也有同感，究竟是怎么回事呢？真的是他所说的那回事吗？是不是别有所图啊？反正我弄不明白。司马南先生回答别人的质疑时，说别人“思维方式简单了一点”, 还说南报的人是“幼稚派”。但我怎么看都觉得把这样的评价安在他自己的身上倒十分合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