灾难旅行者的说法，早在许多天之前就看到了。一个身在四川地震灾区的人，在他的博客中愤愤地说，有那么一些人，三三两两，架一辆小车，扯一条横幅，装上几箱矿泉水和一堆花花绿绿的募捐来的衣服，走走停停，在一些倒塌的房屋前，在哭哭啼啼的人群中，甚至在一些扭曲变形的遇难者身边，配上悲伤的表情，摆出同情的姿态，拍上几张照片，录上几段视频，然后呼啦啦奔赴下一个站点。即使划拉几块石头，搬动几处砖块，也不过是为了配合影像记录自我的必要。所以，美其名曰是来救灾的，但其实却不过是借志愿者的名号做了一回“灾难旅行者”而已。
与那位身处地震灾区的博客主人不同，我对于这些所谓的灾难旅行者，有一种暧昧不明的态度。汶川大地震，远在几千里之外，然而我，或者还有你，却能感同身受，仿佛一切的坍塌，一切的奔逃，一切的挣扎，一切的哭喊与眼泪，都栩栩如在眼前。这已经不仅仅是电视机所能或者所愿传达给我们的了。电视新闻以及其他传统媒体中的画面与故事，似乎已不能满足我们进一步探究的热情，不但如此，我们还对于它们通过裁剪与拼贴的方式所讲述的一切产生了深刻的怀疑与厌倦。在好奇心的趋势下，我们期待更多的所谓“真相”，似乎它们只能存在于电视台的摄像机与传统媒体的文字背后。救援是否真的那么有力，伤亡数字有否隐瞒，以及楼房的坍塌，山体的滑坡，灾民的表情，死难场面的血腥等等，仿佛都遭受了电视与传统媒体的不公正对待。我们总想当然地认为它们为了传达某种意识形态动机，迫不得已地采取了压制不同声音与画面的手段。在此情况下，我们开始对一种所谓的现场感满怀期待。而这种现场感的获得，则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这些拥有了数码相机及网络传播等现代化工具的灾难旅行者。尽管我们不是不明白所谓全知全能的现场视角只是一种神话，因为即使真的到了现场，也不可能看到灾难或者救援的全部。但是，无数灾难旅行者发送回来的相片与视频，它们之间的互补与印证，还是部分弥补了这种缺陷，哪怕仅仅是在心理上满足了我们的某些想象。
事实上，只要留心各大网络论坛，就会发现很多帖子都在刻意打上“报纸与电视上绝对见不到的画面”的字样。这种吸引眼球的方式背后，虽然蕴藏着某种不信任的情绪，并且从所发图片来看，还有一种暴露血腥的欲望。但正是这些残酷的画面，与传统媒体的叙述一起包围着我们，进一步激发了我们藏匿已久的爱心与慈悲。因为在这信息膨胀的时代，包括照片在内的各种画面提供了快捷地理解灾难的方式，也为记住它们提供了方便的形式。如果我们持续关注地震新闻并频繁地浏览各大网络论坛，那么，这时候我们每个人的心里应该都储藏着几百幅照片，几十段视频以及几个特别感人的地震故事，它们不断地唤起我们的各种创伤记忆，粗暴地撕裂我们曾经麻木的灵魂。从这个意义上说，那些来自灾难旅行者的画面与故事，非但不一定与传统媒体的宣传意图相冲突，相反，还在某种程度上补充了传统媒体难以完成的功能。它把许多不方便纳入地震与救援这统一性叙事的现场的褶皱，给进一步呈现了出来，既满足我们的窥视欲，又勾起我们的同情心。我们就是在这种对他人痛苦的近乎残酷的审视中，自觉自愿地参与到“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行动。
但正如那位愤怒的博主所指出的，这些往来穿梭于地震灾区的灾难旅行者，与现场的惨烈与紧张是不怎么协调的。毕竟灾难旅行者与那些传统媒体的记者不同，记者的岗位与职责就是灾情的搜寻者、发布者、叙述者，尽管记者的不良表现也为很多人所诟病，但他们背后却有着身份政治的话语支持。而这些灾难旅行者如果不打着志愿者的旗号的话，就有点师出无门了，而一旦打上了这样的旗号，却又有点欺世盗名的嫌疑。不可否认，当这些灾难旅行者面对这一切的时候，他们的内心也会不由自主地涌起震惊与悲痛，甚至很大程度上他们就是冲着这样的震惊与悲痛去的。但他们似乎太执着于呈现这一切了，不但想要把所看到的一切传递给他人，而且强行炫示自我与之建构起来的联系：英勇无畏的志愿者，悲天悯人的援助者，灾区信息的传递者，以及这一必然进入历史叙述的事件的亲历者。这就有了把灾难戏剧化与审美化的嫌疑。
比这种戏剧化与审美化更加恶俗的是自我崇高化，而且利用媒体的力量把这种自我崇高化强行秀在公众面前。也许，每个人在灾难面前都会有这样的冲动，但并不是每个人都有秀在镁光灯前的机会。这就不能不说说那些先后赶赴地震灾区的明星了。最初的时候，听说李连杰积极加入了抢救幸存者的行列，而且对此，除了一些好事者的报导之外，他基本上都处在镁光灯之外。镁光灯之外的李连杰，凭着一身的好武功，即使不能帮上多大的忙，但至少不会添乱吧。但那些后去的明星呢？我的一个朋友在博客中写道，且不说韩某某出了车祸的消息让人心里添堵了，单就那些刘某某握着灾区大爷的手眼泛泪花，李某某一身光鲜硬搂着一小朋友录个片花，以及陈某某不惜扰乱学校教学秩序而召集受灾班级的孩子录制节目等等新闻，已足够叫人腻歪的了。
要知道，传统媒体所能够传递给公众的信息是有限的，这些明星的所谓赈灾新闻，固然会在粉丝堆中造成一定的示范效果，但他们身在地震灾区的娱乐化的存在，却无疑减少了真正的灾难呈现出来的机会。即使是那些积极奋战在抗震抢险第一线的人民子弟兵，也因为抢占了太多的电视镜头而引发了一通牢骚，又何况这些与危险与献身绝缘的所谓义演呢？毕竟，地震是一场巨大的灾难，我们应该搭建的是针对无数死难者的祭台，而如此频繁的明星灾难秀，实在有把祭台变成滑稽可笑的戏台的倾向。这担心不是多余的，事实上，已经有最新的消息传来，说记录此次地震的电视剧，已经在汶川地震现场开机，而且，竟然一百一十多位知名明星踊跃报名参演了。
把正在发生的悲剧设想成必将进入历史叙述的事件，尤其是那些从书本到书本的知识分子想象地震与建构自我幻象的方式。我的一个朋友，前几天曾经问我去不去四川，他要寻求一个同伴。哪怕去了什么也不做，或者什么也做不了，也不能缺席于这样一件很可能意义重大的历史事件。并且，对于我的否定的回答和怀疑的态度，他反问道，为什么知识分子总是缺席重大的历史现场？我于是想，抱着这样的想法去做一个所谓的志愿者，其结果一定会变成一个更加可恼与可怜的灾难旅行者，因为人们对第一时间获得消息的期待已经退场，嘉年华式的悲情已经让位于冷漠日常的怀疑。所以可以料想的是，他们去了，照几张相片，拍几段视频，写几篇日记或者文章，然后回来，然后等待灾难成为历史，再然后自己成为了一个幸运的见证者，撰写回忆或者接受采访。仿佛一棵成精的老树，在自我陷入枯萎的时候，只需细数年轮便能传递无数往日鲜活的消息。
然而，灾难一定会被历史叙述吗？在灾难的制造上，老天爷的拿手好戏是毫不惧怕悲剧情节的重复，而我们人类的看家本领则是选择性的遗忘。所以，灾难既不可能被我们一劳永逸地抛在身后，也未必一定会进入历史叙述的视野。在刚刚过去的20世纪，或者仅仅新世纪开始的这短短几年，较之这次汶川大地震更惨烈的灾难一点也不少，但被我们记住的才有多少？仅就地震而言，如今谁还记得1920年的海原大地震？它的地震强度达到8.5级，造成了23万多人的死亡，但据说，直到地震发生26天后，甘肃督军张广建才向全国发出赈灾呼吁，结果却没有一个政府官员亲临灾区。于是有人感叹，那时候的中国，正值1919的余波荡漾，1921年蓄势待发，那些生活在北京、上海、广州的知识分子都全神贯注于书写宏大的历史，海原大地震，不过舞台上吊灯的几分钟晃动而已。然而就是如今这“而已”之类的感叹，也并非要还原灾难本身，而只不过将之纳入与乾隆年间的一次发生在相近区域的地震的比较叙述中，以阐明所谓自由民主并不必然地代表着对生命的尊重。因为海原大地震发生的时候，我们已经有了一个所谓民选的国会，宪政也已成为众多知识分子的议题，但政府赈灾速度却远远比不上乾隆所处的前工业的威权时代。这实际上已经与某些人提起共和国历史上的唐山大地震有着异曲同工之妙了。所以，灾难的记取还是遗忘，叙述还是拒绝，往往与灾难本身无关，人们不过出于某种机缘打捞其中散失的意义罢了。既如此，我那位朋友所谓重大历史现场的判断，以及缺席或在场的担忧，恐怕只能是一种以现在预支将来的文本化的幻觉了。
而且，将来的历史难道真的因为他的在场就被叙述进去吗？作为一场灾难的见证者就必然会成为历史叙述的参与者吗？这的确是一个问题。然而，这又根本不是问题。任何事情一旦进入叙述，无论这种叙述是文字的，还是影像的，都必然经过一个选择过滤的程序，哪些人物或细节被选取而哪些又被遗弃，都取决于其背后的意识形态动机。汶川大地震以来的影像或者文字叙述，其实已经是一个绝佳的例证。为什么一开始镜头就总是追踪着某些领导人的行动线索？为什么房倒屋塌、飞沙走石、尸横遍野的残酷景象总是一闪而过，而代之而起的却是子弟兵的迅速行动与各地的纷纷募捐？为什么在众多的现场画面中缺少了倒与未倒的建筑之间的对比以及相应的说明？为什么瓦砾中的幸存者总是那么几个熟悉的身影，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身影似乎已经被简化为富有象征意味的符号，更广大的流离失所与哭天抢地的灾民却慢慢地淡出了人们的视线？即使同为灾难旅行者，那些正规媒体的记者可以名正言顺，那些大腕明星可以大肆抢占镁光灯，而有志愿者之名却忙于废墟前留影的人，为要引起注意，只能把自己的文字与影像发布到各个网络论坛？这其中三六九等的划分，充分地反映了既定的权力格局。我那位期待往灾区走一遭的朋友，即使对明星们为了几个姿态竟能让学生的课堂停下来心怀不满，但他的牢骚又能几人得闻？现实尚且如此，又何能指望历史的机会公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