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社会观念落后于经济发展，自相矛盾的双重标准是不可避免的结果
可口可乐收购汇源果汁，保护民族品牌的呼声立即高涨。各项民意调查显示，大多数受访者反对这一收购。网上留下的评论中，不乏“怒发冲冠”的指责和“壮怀激烈”愤慨。
于是我们再次看到言行不一的怪现象：“喝着可乐骂汇源”——以自己的实际行动支持外国品牌，却让别人去捍卫“国家利益”。两者似乎可以并行不悖，不知这是什么逻辑?
双重标准探源
双重标准的现象，在汇源收购案既不是第一件，也不会是最后一桩。当初，凯雷收购徐州工程机械，四下警钟长鸣，谨防外资的“斩首行动”成为一时流行的口号；而对于汽车工业早被洋人“砍了头”的事实却泰然处之，每天开着大众、丰田，忧患意识全无。如果说汽车不同于工程机械，因为外国品牌的前面还有个本国车厂的名字，是合资而非全资，以此来自我安慰的话，“五十步笑百步”的典故恐怕就要重新注释了。又有谁知道，这些企业合资多年，核心技术仍掌握在人家手里；真正的民族品牌也仅在小排量的市场上举步维艰？如此精神胜利法，想必阿Q都自叹不如。
退一步讲，就算“一汽•大众”可以当作民族品牌，又为何不能接受“汇源•可乐”呢？
“斩首”不行，“洗脑”却OK。出于望子成龙心切，中国的父母们无不告诫自己的孩子学好英文，无不寻找各种机会将孩子送到海外深造，想必反对汇源收购案的家长们亦是如此。英文相对古文的重要性，在于就业的前景与薪酬的差别，而民族文化的传承起码眼下不在考虑之列。看到大使馆前等候留学和移民签证的长龙，百货店里外国品牌受到的热情追捧，方知民族工业的命运不在嘴上和网上，而在国人的手中和脚下。
笔者无意在这里倡导抵制可乐而改喝王老吉，也并不赞同停开丰田而换乘奇瑞。恰恰相反，根据自己的喜好选择商品，是消费者不可侵犯的权利，任何他人、机构、政府乃至社会都不得以任何名义——无论国家利益还是民族尊严，干预消费者的决策。
同样的道理，企业家出售自己的资产，也是一项不可剥夺的权利，就像股民卖出自己的股票一样，什么时候卖，卖多少，以什么价格卖，均由资产所有者根据收益的计算来决定，与他们的精神境界和社会责任感没有任何关系。
经济活动由利益驱动，利益是“中性”的，本无褒贬可言，但在传统中国社会中，却总要受到社会价值和道德的审判。古代先哲曾有“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的教诲，“义”高于“利”，君子不可见利忘义。虽然“不义之财”在社会上遭到一致的鄙视与谴责，但无论商贾巨富还是升斗小民，私下里都知道义与利的孰重孰轻——毕竟人要先有饭吃，活着才能修成圣贤。如何在义重如山的社会压力下谋取物质利益？人们不得不以假话和空话敷衍，虚伪成为美德，双重标准不仅被心照不宣地原谅了，而且成为人人奉行的社会潜规范。
“义利之辩”导致双重标准，看上去是由于“义”与“利”的纠缠不清，根子却在于对“义”的解释。在现代社会中，“不义之财”已有了明确的定义，那就是“不法之财”。只要合法，任何个人、任何企业可以用任何方式最大化自己的利益。在法律的框架内，他们拥有完全的、不受任何伦理道德约束的行动自由。厂商可以理直气壮地提价，而不必在意“哄抬物价”的指责；上市公司可以理直气壮地发行股票，而不必担心“恶意圈钱”的罪名；企业家可以理直气壮地套现资产，而不必理会“民族品牌流失”的议论——特别是指手画脚者自己也在喝着可乐的时候。
传统思维难以接受“合法即为义”的概念；即使合法，当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相冲突时，小利不应服从大利吗？而大利不就是义之所在吗？
为了回答这个问题，首先需要说明到底什么是大利，什么是国家利益。古今中外，我们只见过两个定义，一是“朕即国家”，二是国家利益等同于所有国民的利益。前一定义由法王路易十四给出，源头是否中国的秦始皇，有待考证；后一定义始见于英国启蒙哲学家约翰•洛克，值得在这里进一步展开讨论。
依照洛克的理论，国家利益等于国民——张三、李四、王五……等13亿个人利益的总和。这个定义的合理性显而易见。它的逻辑是“小河无水大河干”，从源与流的角度确立个人与国家的关系，真正体现了“以人为本”的精神；与此相对照，集体主义的“大河无水小河干”则给人以本末倒置的感觉，而且它无法回答“大河之水哪里来”的问题。最后只能托辞“黄河之水天上来”，实质上仍视神仙和皇帝为个人权利的终极根源。
如果承认了国家利益等于国民利益之和，逻辑上也就否定了“个人服从集体”。因为没有个人就不存在集体，国民个人利益和国家利益没有高低上下之分，谁服从谁的问题当然也就无从谈起。同时，保护国家利益意味着保护国民的利益，例如建设强大国防的目的不是开疆拓土，而是保证13亿国民的安全。所以，国力是提升国民福祉的手段，而不是目的本身。反过来讲也一样，伤害国民个人的利益就是伤害国家利益。
国家利益之所以频繁见诸于官方文件和媒体报刊，主要原因是利益集团的借用与滥用。例如美国的政客就曾指控，廉价中国产品的出口损害了美国的国家利益，主张对中国产品征收惩罚性关税。这项议案背后的推动力量实际上是丧失市场份额的美国公司，以及不得不改换工作的少数劳工，而广大的美国消费者从中美贸易中受益良多。很明显，中美贸易摩擦的核心问题并非国家利益，而是中、美企业和消费者多方之间的利益博弈。惩罚性关税将提高中国输美产品的价格，有助于美国公司收复失地，但美国的消费者不得不为此支付更高的价格，所以，关税的实质是让美国消费者补贴美国的厂商。对于这一点，美国的政客和厂商讳莫如深，他们以笼统和抽象的“国家利益”替换具体的“国民利益”，再将厂商利益隐藏在国家的大旗之下，以争取社会舆论的同情，通过对自己有利的贸易法案。
这个案例清楚地表明，利益冲突只可能发生在国民之间，并不存在国民利益和国家利益的对立。需要形成社会共识的，不是国民个人服从国家的必要性，而是利益不同的国民之间的妥协。具体而言，因为主张抵制中国产品者从来就没有给出过国家利益的具体内涵，所以不能要求美国的消费者从国家利益出发，抵制中国产品；而是要问，美国消费者的受益是否大于美国厂商的损失？若是，则如何协调与平衡消费者和厂商两大集团的利益？
在利益冲突面前，现代社会以自愿交易和在法律框架下的博弈进行调节，而非传统社会中的晓以大义或者服从权威。
“喝着可乐骂汇源”的现象反映了转型社会的尴尬，当社会观念落后于社会经济的发展时，当人们用传统社会的思维审视现代社会的经济活动，用传统社会的道义与情理压制现代社会的权利时，自相矛盾的双重标准就是不可避免的结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