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11月26日，印度孟买发生连环恐怖袭击。袭击者精心策划，装备精良，训练有素，无情攻击西方游客经常光顾的五星级酒店及火车站等，迄今已造成188人死亡，313人受伤。事件发生后，舆论纷纷认为这是印度的“9•11”事件。
各国公众的反映先是震惊，再是漠然，三是不解。
自“9•11”事件发生以来，一晃七年过去了。七年里，美国挟“反恐”以令诸侯，但重大恐怖事件却反而层出不穷。
2002年10月13日，印尼巴厘岛连环爆炸造成200余人丧生；
2002年10月23日，车臣武装劫持莫斯科人质致129人死亡；
2003年8月19日，联合国驻巴格达代表处爆炸24人死亡；
2004年2月6日，莫斯科地铁爆炸造成至少40人死亡；
2004年3月11日，西班牙马德里爆炸至少造成200人死亡；
2004年5月9日，车臣体育场爆炸致至少30人死亡；
2004年9月1日，俄罗斯别斯兰人质事件造成335人死亡；
2005年7月7日，伦敦地铁连环爆炸至少56人死亡；
2005年7月23日，埃及发生连环爆炸至少90人死亡；
2006年7月11日，孟买发生系列爆炸至少200人死亡；
2007年8月25日，印度恐怖袭击造成至少42人死亡；
灾难多了，人们见怪不怪了。但是，人们禁不住要问：地球村怎么了？为什么有话不好好说？非要用爆炸、扫射说话？
“9•11”事件不久，我曾写过《谁是撞毁世贸大楼的真正元凶？》。当时我认为，美国的生活方式依赖于消耗全世界的资源，特别是中东地区的石油，因此，美国必然引发中东的反美仇美情绪。美国的生活方式是撞毁世贸大楼的真正元凶。今日回顾，这个基本逻辑依然成立。但是，我越来越深切地认识到，恐怖主义滥泛不但是现代高消费物质生活方式的必然产物，是两极分化的世界经济的必然产物，是经济全球化的必然产物，是西方两百多年来统治世界的必然产物，还是西方核心价值观的必然产物。在《全球化与世界经济大萧条》、《全球化与死难打工者》等文（可上网搜索）中，我着重分析了全球化带来的灾难性经济后果和社会后果，这些后果为恐怖主义泛滥提供了适宜的土壤。此文将进一步探讨西方基本价值观与恐怖主义的关系。
众所周知，西方有一套非常动人的核心价值观，是西方也是美国的文化软实力所在：自由、平等、民主、人权，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科学技术，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分权制衡。事实上，这一套价值观也已经深入中国精英阶层的人心，客观上引领着中国改革开放的进程，聚集着政治体制改革的能量。一些人甚至认为，这套价值观不是西方的，而是“普世价值”，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价值，中国没有理由自外于“普世价值”之外，自绝于“普世文明”。
但是，我却以为，正是这套普世价值，既产生了恐怖主义的经济根源，也为恐怖主义提供了思想动力。
要害在于，这套普世价值内在是自相矛盾的，充满着悖论的。除新自由主义者外，大多数西方知识分子也能都认识到，市场经济内在导致两极分化，自由竞争内在地通向垄断，因此需要民主政治来调节市场的失衡，通过再分配缓和贫富差距，缓和社会矛盾。但是，民主政治本身也会失衡。大财团集团不但垄断着土地、资源、技术及相应的重要产业，还往往垄断着电视、报纸、互联网、大学、研究机构，为政党提供着经费来源，左右着社会舆论，从而操纵选情和选票，使市场竞争中的弱势群体在政治竞争中同样弱势。于是，经济巨头、政治巨头、学术巨头、媒体巨头相互迎合，相互勾结，相互增强，使弱者“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
弱者劳而少获，数量巨大，求告无门。弱者生活在社会底层，没有希望，没有前途，象蚂蚁一样地出生，象蚂蚁一样地死亡，象奶牛一样被挤干，象草一样地被践踏。一切游戏规则都对弱者不利，但弱者却被告知，机会平等，选择自由，程序正义。这样，弱者就只能得出一个结论，这一切都是统治阶级玩的游戏。强者和弱者是两个不同的阶级。一个是统治阶级，一个是被统治阶级；一个是压迫阶级，一个是被压迫阶级；一个是剥削阶级，一个是被剥削阶级。两者之间没有共同语言，无法沟通。当经济和社会危机来临，统治阶级自顾不瑕，乱作一团时，普世价值的第二张面孔就出现了，马克思主义生效了：阶级斗争，暴力革命，无产阶级专政。阶级组织成政党，政党产生领袖，领袖凝聚阶级，团结中间群众，形成强大的组织力量。
面对组织起来的无产阶级的威胁时，统治阶级或者恪守自由主义原则，继续一盘散沙，以致被无产阶级夺取政权。或者也必须产生产资产阶级自己的领袖，将资产阶级凝聚起来，才能与无产阶级争取中间群众，分化瓦解无产阶级政党，消灭其骨干力量。这样，就出现了普世价值的第三张面孔，军国主义或种族主义就出现了，法西斯主义出现了。军国主义和种族主义都能有效地争夺社会底层群众，致命地削弱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孤立具有强烈无产阶级意识的马克思主义先进分子。资产阶级自身唯利是图，缺乏动员群众、组织群众的能力。一旦资产阶级受到剥夺财产的威胁，就宁可选择支持军国主义或种族主义。法西斯主义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横扫欧洲，影响美国，席卷第三世界许多国家，其内在机理就是如此。至于说，法西斯主义的德国变种特别丑陋，达到生物种族主义的地步，那只不过是带上了德国特色而已。
普世价值的第一、第二、第三张面孔之间并没有严格的界线，在一定条件下，既可以和平共处，也可以相互渗透、还可以相互转换，当然也相互矛盾。在二十年代的德国，相信议会政治的德国右翼政党和左翼的社会民主党和平共处，但不相信议会政治的德国共产党和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纳粹党）也在议会中和平共处。各党派的党员还相互影响，相互跳槽。纳粹党通过选举上台后，快速取消了议会政治的框架，实行了法西斯独裁统治。这又是相互矛盾。
从根本上说，普世价值的三张面孔间共享着一些根本理念，例如，世界上没有什么神，没有什么救世主，没有普遍的、共同的信仰，没有超越阶级和民族的社会共同体。人类社会是各种人群的自由的、平等的、临时的利益组合，领袖也只是针对某一阶级或民族的临时利益组合首领。无论是议会还是独裁领袖，都承认主权在民。独裁领袖无非是民意的集中表达和体现，是阶级或民族共同体的分工不同所致，只有服从人民意志的义务，没有超越人民意志的权利。在议会政治斗争中，不同的共同体之间靠选票多少来决定胜负，并不是服从真理、正义或神权，而是服从多数、服从强权。换言之，民主政治在本质上也是强权政治。一旦少数派的利益受到严重损害，议会政治就会变成议会外政治，变成法西斯政治。各种法西斯主义之间相互战争、屠杀，那不过是服从枪炮的强权政治。这不但是社会达尔文主义所认可的，也是各类唯物主义的历史规律所揭示的。
普世价值三张面孔之间的共同理念说明，普世价值本身还可以分出层次来。普世价值最激动人心的诉求是自由、平等、民主、人权。只所以普世又普适，就因为这四个词一听就懂，最符合人的直觉要求。但是，一听就懂、激动人心的，一定是实质自由，实质平等，实质民主，实质人权。但是，一个私有制的、市场经济的、两极分化的资本主义社会是不可能给人提供实质自由，实质平等，实质民主，实质人权的。怎么办？一些有学问的人就给普世价值做手术了：自由，就是形式自由；平等，就是机会平等；民主，就是程序民主；人权，就是抽象人权。经过这番手术后，自由就成了私有制法律限定下的自由，成了保障富人财产不受侵犯的自由；平等可以成为一个两极分化社会的旗帜；民主权利则被限定为四年一次对陌生候选人掷色子；而乞丐则拥有了言正名顺的乞讨人权。经过这番手术后，普世价值就加入了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分权制衡等成份。但是，这样的普世价值就不再那么激动人心，不再那么普世与普适，就会向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转化，就不那么普世与普适了。
更进一步，有没有可能设想一个真正能够实现实质自由、实质平等、实质民主、实质人权的社会？
在“人皆为尧舜”的前提下，的确可以设想一个实质自由、实质平等、实质民主、实质人权的社会。但是，任何一个西方政治思想家都会嘲笑说，人皆为尧舜是不可能的。人性是自私的。三权分立、多党竞选的民主政治体制就是建立在性恶论前提下，是对掌握权力者的多重约束。
但是，同样在性恶论前提下，形式自由、机会平等、程序民主、抽象人权，完全可以演化为弱肉强食。自私的人并不是孤立地存在于这个社会，而是通过市场、企业、政府、家庭相互联系在一起的，是有老有少有男有女有壮有病有愚有明的，是有强有弱的。强者的自由完全可以合乎规矩地践踏弱者的自由，强者的机会远多于弱者的机会，强者利用民主程序的能力远大于弱者，强者的人权可以惠及他的小狗小猫，而弱者的人权可能却只有乞讨的人权。正因为如此，十七世纪英国的政治学家霍布斯认为，如果社会真的是自由的，那么自由的人将不是相亲相爱，而是相互撕杀，弱肉强食，两极分化。为此，这些自由的人宁可将他们的自由交给一个专制的君主，换得秩序和安宁。
自由是有代价的，代价就是每个人要成为圣人。如果不想成为圣人，那么就要付出另一种代价，怀疑、警惕周围的每一个人，用投机、赌博、欺诈或暴力占有他人的财产或劳动成果，同时防着自己的果实被别人占有。战争（说得好听点是博弈）将成为日常生活的基调，而信任、友谊、幸福、意义等一切身心健康的必需品却将失去。这就是自由市场让我们每天在付出的代价。同样重要的是，在自由博弈、战争的社会中，每个人都被迫自我中心，都被迫伪装自己，除了金钱、暴力、性等方式外，再也没有可以沟通、交流的共同语言。
可见，一旦落实到现实生活中，普世价值就变得相互矛盾、漏洞百出，与其激发的激动人心的想象相去十万八千里。任何一个严肃的政治思想家都应该承认，近代西方政治思想实际上是一套规范政治的话语，谈得的应该，而不是事实，因此，不是真正的政治思想。说穿了，自由主义者根本不懂政治，只知道嚷嚷：“我要！我要！我要！”普通大众的确也不懂政治，一起跟着起哄：“我要！我要！我要！”结果，数百年来就被那些懂政治的政客戏耍，被懂经济的老板愚弄。
但是，土地、血汗终归不是可以随意戏耍、愚弄的。当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被自由主义者妖魔化，当军国主义或种族主义等右翼学说被妖魔化，反抗的力量和情绪找不到系统的释放途径，唯一的办法就是同归与尽，用“恐怖主义”手段向那个被普世价值包装起来的自由世界开火。
在这个意义上，恐怖主义是普世价值的第四张面孔。
从1789年法国大革命起，普世价值影响世界已经有219个年头。开局就不利，反动派虽然被打倒了，但革命派越来越激进，自相残杀，最后迎来了拿破仑称帝。皇帝没当几年，又被欧洲神圣同盟联手绞杀。三十多年后，1848年欧洲革命，普世价值终于显现了灵光，民主、自由话语逐渐进入主流体系。但随后就是一场场阶级斗争、国际战争。世界大战硝烟迷漫之际，世界各国不是法西斯化，就是共产主义化，普世价值第一张面孔的迷信者再次郁闷。好不容易冷战结束，恐怖主义又接踵而至。在“我要！我要！我要！”精神上，恐怖主义达到了极致。他们希望通过恐怖主义来达到目的，但似乎从来没有问过，恐怖主义是否真正能达到目的。正如自由主义者希望要自由平等，但似乎从来没有问过，自由平等如何才能达到。
因此，普世价值并不象其迷信者想象的那样，是治世的良方，而很可能是乱世的灵丹。当世界上每个人、每个群体都自由地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时，都坚持将自己的利益置于他人利益、社会利益之上时，唯一的结果就是无休止的斗争、竞争、战争，是两极分化，是弱肉强食，是恐怖主义。
1974年，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与日本池田大作有一场著名的对话：《展望二十一世纪》。汤因比认识到，西方文明实际上只是技术文明，从政治和精神上看，西方甚至倒退了，野蛮了。西方的无政府主义的世界体系很可能将使人类集体自杀，能够引领世界、拯救世界的将是中华文明。这恐怕是基于对西方文明、西方政治体制和思想深刻了解基础上的肺腑之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