歌曰：“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他为人民谋幸福，他是人民大救星……”
现在的年轻人当然感受不到这支由无耻文人假托陕北民歌名义制造出来的政治宗教歌曲切割人的灵魂时产生的可怕剧痛了，而我年轻的时候却每一天都生活在这种剧痛之中。
我们不是被教导说恰巧生活在世界几百年、中国几千年才出了一个的伟大救世主光耀的世界里吗？我们不是被教导说应当无比幸福、感激涕零才对吗？我怎么就会感到“剧痛”了呢？
这是因为歌曲与我们感受到现实尖锐对立着，它就像利刃一样在我们柔弱的心灵间不断切割，那里早已经鲜血淋漓——正是在所谓的“无比幸福”之中，我亲眼看到文化大革命狼烟四起，亲眼看到无辜的人死于乱棍之下，亲眼看到大卡车拉运被殴打致死的人；正是在所谓的“感激涕零”之中，我“自愿”选择到陕北插队，在逐渐展开的世界里，我亲眼看到整个社会满目疮痍，亲眼看到百业凋零，亲眼看到饿殍遍野……于是，一颗年轻的心灵开始苏醒，悄悄问自己：这一切都是谁造成的？
答案居然来自我们历来接受的那种教导：不是说伟大领袖毛主席是人民的大救星吗？现在人民成了这个样子，我们是不是应当从大救星那里找一下原因呢？于是有了1976年的“四五运动”，于是有了所谓的“粉碎四人帮”……直到后来有一天我们认为世界成了这么个样子不在什么“四人帮”捣乱，也不在什么把谁谁谁打成了中国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归根结底是我们的大救星突然神经了，世界才成了眼前这个样子，这就是说，被大救星光耀的人开始公开质疑乃至于反对大救星了……我们可以认为这个过程反映了某种历史规律。
还有一种历史规律：和救星们相比，人民永远很傻，譬如，在抛弃了一个大救星之后，我们又亲手奉迎出了一个新的大救星，新的大救星升上天空以后，我们照样顶礼膜拜，甚至打出标语问候，结果新的大救星也和老的大救星一样，该怎么着还是怎么着，于是人民再次失望，于是再次期盼，于是再次等待……一天又一天，一年又一年，一个又一个大救星升起又落下，落下又升起，周而复始，无始无终，一直来到了当下。
当下怎样了呢？当下仍旧和四十年前一样，仍旧有一种声音谆谆教导着我们：“你恰巧生活在一个波澜壮阔的伟大时代，你正在被世界上最先进、最正义的力量所代表和呵护，你放心享受生活就可以了，其他什么也甭想了，听见没有？什么也甭想！”结果，我们就在极为苛刻的条件成为了蜷缩在胡同里晒太阳的下岗工人，成为了在城乡结合部靠捡拾垃圾为生的失地农民，我们世世代代居住的房屋就在权力与资本的钢铁机器面前变成了一堆瓦砾，我们就只能看着代表我们的人把多少多少亿的财富转移到国外……这时候我们该怎么看待代表我们的那些人呢？
我们——有人发明了新词，说我们是“屁民”——在不断表达感激涕零之余，难免要用四十年前那种方式怯怯地想一想：“既然我们什么都被代表了，现在事情成了这么个样子，‘代表’是不是也应当承担一点儿责任呢？”
结果我们听到一种声音，说我们的想法很不好，很危险——“你们不是还在生存吗？你们不是还很奢侈地在发展吗？那你们还要求什么？人得知足，得讲良心，国家一把屎一把尿把你们拉扯大容易吗？你们竟然还说这样的话，多让人寒心呀？！甭瞎想，听见没有？瞎想对你们没好处，对国家也没好处，所以你们甭瞎想。如果你们不听劝告，仍旧坚持瞎想，那2009年可就是很危险的一年了，真的出了事情，可别怪我们当初没劝告过你们。”
我们还真的有点儿犯憷，谁愿意新的一年是很危险的一年呢？谁也不愿意，我们即使作为“屁民”也不愿意，于是我们强制自己不瞎想，强制自己相信一切都会被代表得很好，什么也不用操心。
问题是，那些不断发生的事情能在我们不瞎想的时候戛然而止吗？我们甚至还想深问一下：谁能保证我们不瞎想的时候我们不再被权力和资本勒索？谁能保证我们不瞎想的时候公仆们不再辛辛苦苦把巨额资产转移到国外？谁能保证我们不瞎想的时候贪污腐败就此绝迹？谁能保证我们不瞎想的时候我们的天空和大地一片葳蕤？谁能保证我们不瞎想的时候本应当有我们一份的国有资产不再流失？谁能保证我们不瞎想的时候我们的住宅不再被强制拆迁？谁能保证我们不瞎想的时候我们孩子的校舍不再倒塌？谁能保证我们不瞎想的时候我们的儿子不再死于矿难？谁能保证我们不瞎想的时候我们的女孩子不再被官员猥亵？谁能保证我们不瞎想的时候我们的食品里不再被添加进有害物质？谁能保证我们不瞎想的时候我们不再被城管人员追打？谁能保证我们不瞎想的时候我们看得起病？谁能保证我们不瞎想的时候我们上得起学？谁能保证我们不瞎想的时候我们买得起房子？如果没有人保证，我们仍旧难免要瞎想，这不是“屁民”的错，这是那些让“屁民”不得不瞎想的人的错。
看过《水浒》的人都知道，所有反对者均为被反对者所制造，同理，所有瞎想的人都源于逼人瞎想的人所逼迫，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同意代表我们的人的说法：2009年的确非常危险。
2009-1-1，凌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