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说，2009年的中国，将面临高度不确定性。
2008年的中国经济出现了令人担忧的衰退迹象。事态变化如此之快，很多人都无法相信。一直到年尾岁初，这样的衰退趋势似乎还在继续，而经济衰退必然会对社会其他领域产生冲击，尤其是在中国。可以说，2009年的中国，将面临高度不确定性。
问题的关键是解释，这场危机何以来得如此迅猛？危机波及的深度又如何？简单地说，这场危机至少四大因素叠加而形成。
周期性衰退
过去六十年来，中国经济存在着十分显著、甚至可以说是惊人的周期性波动。由于政府全面控制资源和经济活动的制度框架，这种周期大体上属于政治性商业周期。政府出于政治考虑，在某个特定的时期，采取扩张性货币政策，以及配套的压低要素价格政策，这些政策会诱发大量“错误投资（mal-investment）”，拉长全社会的生产过程，即离最终消费较远的资本生产企业、产业的规模将会过分扩大。
生产过程拉长首先会表现为典型的通货膨胀型繁荣。至少从2003年开始，中国就出现了这种繁荣。显然，这种繁荣难以为继。因为错误投资会使部分人群的新增收入与其消费需求失衡，导致某些最终消费品价格急剧上涨，尤其是食品、房屋。一旦这种价格急剧上涨，就意味着繁荣将要逆转。
2007年8月，我有见于食品价格急剧上涨现象作出预测，中国经济即将衰退。因为最终消费品价格上涨是市场发出的要求重新配置资源的信号，而配置资源的过程意味着错误投资的那些企业将要倒闭。企业倒闭，全社会的经济活动自然萎缩，此即经济衰退。
这种倒闭潮其实从2007年底就已经开始了。如果再考虑到同时发生的股市崩溃、房市降温，可以说，当时的中国经济就已经进入衰退期。只是人们不愿意承认这一事实，或者因为错误的经济学理论而无法洞悉经济周期的本质。
据此可以说，关于外部冲击诱发中国经济衰退的说法纯属自欺欺人之谈。事实上，如果考虑到下面将要讨论的因素，或可断言，此轮中国经济社会危机完全是内生的，甚至很有可能是中国经济部分地拖累了全球经济。
结构失衡
除了周期性因素之外，过去若干年，中国经济也始终处于严重的结构性失衡之中。
这种失衡首先表现为投资与消费的结构性失调。太多资源用于投资，是中国经济过去六十年的痼疾，这是由政治和意识形态决定的。尽管中国进行了三十年市场化改革，但经济活动的基本制度框架没有变化。九十年代以来，甚至以某种奇异的方式复归。因而，投资消费的结构性失衡不仅没有得到矫正，反而越来越严重。
这种结构性失衡之所以没有迅速地演变成严重问题，仅仅因为中国越来越深地融入全球分工网络中，大量投资形成的生产能力在外部市场得到消化。而这又形成了中国经济的另一重结构失衡：外向型经济与内向型经济部门的结构失衡，其附带后果是全球经济结构失衡。
中国经济结构性失衡的另一表现是城乡经济的分割与失调。由于法律的人为阻隔，各种资源不能在城乡之间双向自由流动，比如，城市资本、人口不能流入乡村，乡村只有劳动力能进入城市、人口却不能。凡此种种制度壁垒，导致城乡经济、社会截然隔绝，乡村人口收入增长停滞，城市产能找不到市场。
凡此种种结构性失衡，最终表现为整个经济体的阶层分割与失调，也即经济体存在多处断裂，所有要素都不能在整个经济体内自由流动，所有要素价格都是扭曲的，企业家无法获得进行决策的正确信息，其结果就是经济结构日益严重的扭曲和断裂，积累到一定程度，在周期性因素刺激下，就会形成一种内爆。
制度失衡
当代中国的国家具有强烈的物质主义精神，倾向于追求国家对物质财富的控制。只不过，在八十年代之前，体现为国家对物质的直接占有，此后则表现为对经济增长速度的迷恋。由此形成了以GDP为核心的官员政绩考核指标体系。在此一制度激励下，各级官员拼命追求经济高速增长，这样，政府权力的运作就偏离了常态政府的合理职能，为了给经济增长创造良好条件，不惜牺牲任何东西。
其结果，就是导致了经济活动过程中，政府权力与民众权利的制度性失衡。同时政府也系统地采取“亲商”政策，在企业与消费者、投资-经营者与劳工的关系中，本能地倾向于前者。政府为了经济增长，也可以牺牲民众福利，牺牲生态，允许企业随意污染环境。
可以说，正是国家结构的失衡导致了经济结构的失衡，同时也使得繁荣本身成为问题。因为在政府权力与民众权利失衡、在不同人的权利不能得到平等保障的制度环境下所出现的繁荣，必然呈现为财富分配的不公平，部分人之所得是以另一部分人之所失为代价的。经济繁荣的过程也正是部分民众不满和怨恨积累的过程。一旦繁荣结束，这些怨恨就会以某种破坏性方式宣泄出来。这也正是中国经济减速的真正风险所在。
文明危机
在本轮经济危机中，我们还能够看到“山寨市场”崩溃的经典案例，那就是毒奶粉事件、百度门事件等等。
八十年代的商业化起步于伦理短缺时代。二十世纪以来，中国人进行了一轮又一轮全面摧毁传统的努力。同时，个人生活也曾经被国家全面控制。这些观念与经验已使很多人的道德意识非常淡薄。八十年代以后，政府、媒体、经济学家又共同营造了一种物质崇拜症，它弥漫于政府、企业、民众中间。
凡此种种冲击，推动当代中国陷入一场深刻的文明危机中。种种浮华、奢侈的宏大文化表演，彰显的不过是文明的匮乏与价值的混乱。传统的复兴是人们试图解决文明危机的一次努力，但它显得十分肤浅、混乱而无力。
生活在这种道德虚无主义环境下，企业家普遍缺乏基本的道德感，不知商业伦理为何物。他们在制造假冒伪劣产品、在使用有害添加剂的时候，根本没有负罪感。由此，当代中国形成了一个又一个山寨式市场，这样的经济活动当然是不可持续的。
面对不确定性
政府已经意识到了本轮危机的严重性，但政府目前所采取的应对危机措施，主要针对周期性因素。政府采取了诸多反周期的宏观经济政策，这些措施有没有效果，并不确定。即便有效果，按照宏观经济学的方程，这些措施也是需要一年半载时间才能够发挥其效果。在此期间，社会可能趋向紧张。从这个角度看，面对经济、社会、政治等领域更深层次的结构性、制度性问题，尤其是采取有效措施，弥合社会的断裂，化解社会紧张，可能更为紧迫。毕竟，惟有稳定的制度框架、社会秩序，才是经济陷身不确定性之惊天波涛时的压舱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