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前政治学会会长、著名学者塞缪尔·亨廷顿提出了一个饶有兴趣的问题，即改革分为替代物改革和催化剂改革两种类型。所谓替代物改革是指统治阶级对被统治阶级做一些明智的让步，要求推翻政治秩序的“紧张”由于被引入建设工作而得到缓解，革命就会被阻止或者说被替代；而催化剂改革是指，改革不仅无助于政治安定，反而会造成更大的不安定，甚至会导致革命。当局进行改革和作出处让步，是对漫无止境的改革要求的鼓励，它很容易象滚雪球一样形成一种革命运动。催化剂改革往往与中产阶级和知识分子相联系，而替代物改革则往往与农民相联系。
改革到底是催化剂还是替代物？也就是说，改革是催生革命还是替代革命？对每一个涉足政治变革的集团来说，理解这个问题具有决定性的意义。“改革家”认为改革是革命的替代品，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改革家试图通过和平手段获得更大的社会和经济平等。极端激进分子或“左派异端分子”也坚持替代理论，他们出于这一原因反对改革。另一方面，“正统革命者”和“固守保守分子”则都坚持催化剂理论，前者希望以小变革作为更根本变革的楔子，后者则反对对现状进行任何变革。
实际上，对于任何既得利益者而言，他们在本能上更愿意维持现状，所以更趋向于放大改革的催化剂效果，从而更加反对改革。法国著名政治思想家托克维尔在《旧政权与法国革命》中有言：“被革命颠覆后的社会秩序几乎总是比直接面临着革命的社会秩序要好些，经验告诉我们，一个坏政府最危险的时候一般来说，是在其想改弦易辙的时候。一个国王在长期高压统治之后，突然想要改变其臣民的命运，那么只有当他具有最高超的政治才能时方可以保住他的王位……法国的改革为革命铺了路，与其说改革排除了路上的障碍，还不如说改革教育了人民如何着手进行革命。”这段话被很多反对改革的人提供了佐证。
有两个著名的事例可以对此做出一定程度的说明。19世纪50年代后期，为了平息学生动乱，亚历山大二世采取了宽大政策，做了不少让步。但是不满愈演愈烈，并于取消农奴制之后的几年内达到了顶峰，最终导致了1866年有人企图暗杀亚历山大。莫斯在《亚历山大二世与俄国现代化》一文中指出，“新沙皇有节制地放宽自由，必然会引起更多的要求。在尼古拉统治下，大众们毫无怨言就接受的限制，突然变得令人讨厌了；当时仍被拒之于国事之外的大部分公民，现在抗议说，亚历山大给予的相对自由是远远不够的”。在某种程度上，19世纪后半叶的俄国革命运动是19世纪中叶亚历山大“大改革”的产物。
另一个例子是1848年的欧洲革命。这一时期许多国家的政府进行了旨在满足中产阶级的某些要求的改革开始之后，革命接踵而至。在天主教区，庇乌九世从1846年至1848年扩大了出版自由权，成立了罗马城自治政府、改进了省区行政、成立了咨询委员会、建立了公民卫队；从而把改革要求最强烈的中产阶级武装了起来。尽管如此，庇乌九世的改革并没有令中产阶级分子满意，革命依然爆发了。公民卫队倒向起义者一边，庇乌九世被迫逃亡那不勒斯。
亨廷顿在其著作中总结说：“满足中产阶级要求的计划只能加强中产阶级的力量与激进主义、它们不可能减少其革命倾向。有意维持政治安定的政府，对付中产阶级激进主义的恰当做法不是改革而是镇压。凡能削减中产阶级激进主义分子的人数、力量和凝聚力的措施，皆有助于政治秩序的维持。”“城市中产阶级知识分子怀有无法实现的期望，因此它们处于一种永远躁动不安的状态之中。他们的角色就是如此。”
历史上的农民造反和农民起义都是为了消灭具体的邪恶或暴虐而进行的，革命爆发之前，农民的经济状况都发生过陡然的恶化。农民既可以成为维护现状的堡垒，也可以成为革命的突击队。农民扮演何种角色，取决于现行体系满足其直接经济和物质需要的程度如何。没有一个社会集团比拥有土地的农民更保守，也没有一个社会集团比几乎无地可耕或须缴纳高昂地租的农民更革命。在某种程度上讲，现代化中国家政府的稳定取决于它进行农村改革的能力。在物质上给予中产阶级知识分子以好处，会增加他们的怨恨和罪恶感；然而给农民好处会使他们感到满足。无论是通过革命或其他手段完成的土地革命都可以把农民从革命的边缘争取过来，使他们成为一种基本的社会主义力量。
总体而言，亨廷顿的两种改革理论具有一定的合理性，能够对历史上的一些事件做出某种程度的解释和说明，但是，对这种理论切不可生搬硬套，我们还必须对其中的深层次机理做出新的探讨和说明，以便更好地把握规律，推动实践。
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后，外国资本主义入侵激化了中国社会各种矛盾，封建统治已经无可挽回地走向堕落，农民阶级、地主阶级、资产阶级维新派、资产阶级革命派在亡国灭种的重大威胁下，对中国出路进行了艰辛探索。
1851年洪秀全在广西金田村发动起义，直到1864年失败，在长达14年的战斗中，清政府一度岌岌可危，同时第二次鸦片战争再次爆发，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交织在一起，内忧外患一起袭来，面对统治危机，地主阶级集团内部为了防止革命，开始了改革——“洋务运动”。这当然是统治阶级需要的“替代物改革”，但是由于顽固地坚持“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指导思想，只想在经济上改革，在政治上保留封建统治，直接导致了改革偏离了统治阶级的初衷，由替代物改革变成了催化剂改革，催生了戊戌变法。
1898年6月11日，光绪皇帝在维新派的推动和策划下，颁布“明定国是”诏书，宣布开始变法。这次变法是一次具有相当规模的政治改革，是列强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民族危机急剧激化的产物。变法内容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文教等诸多方面，它对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和民族资产阶级的先进文化科学的传播都是十分有利的，它给开明绅士和民族资产阶级提供了参与政治的机会，并在一定程度上打击了封建官僚制度。我们有理由认为，如果这次改革成功，光绪皇帝“不做亡国之君”的愿望是可以实现的，君主立宪制度在中国长期存在也不是没有可能。可惜的是，以慈禧太后为代表的保守派不能容忍这场可能取代革命的改革，导致了“百日维新”的流产，本来是一场替代物的改革失败为以后的革命埋下了伏笔。这次残酷的镇压是不是象亨廷顿所说的那样，阻止了一场新的革命？
百日维新惨败之后，中国历史出现了一个短暂的倒退时期。除京师大学堂得以保留之外，戊戌新政几乎全部废除。在这种情况下，士大夫往往以柔顺取容，走向保守，正如有人所描述的：“杀才六人，已寒支那之胆；变甫数月，咸死衿缨之心。北京士夫，戒谈国事；膠庠学子，群咏太平。”以慈禧为代表的保守派残酷镇压戊戌变法，本以为便可保持大清江山的稳定，却万万没有想到直接导致了八国联军进驻北京，慈溪仓皇外逃。经过庚子之乱这一戏剧化的过程，慈禧太后一下子变成了改革者。1901年，慈禧就下了“罪己诏”，摇身一变成为变法的领袖，开始推行一系列的改革。随后，派遣五大臣考察西方政治经济，1906年，清政府宣布“预备仿行立宪”，1908年颁布《钦定宪法大纲》。他们实行改革的目的当然不过是为了缓和矛盾、延长旧统治的寿命，从改革的性质看，统治阶级当然希望它属于替代物改革，但是，历史的吊诡之处正在于，它与统治阶级的愿望相违背，短短三年之后，清政府就在武昌起义的枪声中走到了自己的尽头。
当康有为们以和平渐进的方式进行改良的时候，慈溪他们是无法容忍的；当人们因为和平渐进的路径已被阻塞而不得不走向暴力革命的时候，他们却愿意进行改革了。这大概是一个规律，不到最后的关头，统治者总是不愿意妥协。而当他们决心做出妥协的时候，常常为时已晚。这种替代物改革的良好愿望只能进一步催生革命了，这种改革的历史性转换同样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中国人都在“不断革命”中度过，先有旧民主主义革命，继有新民主主义革命，后有社会主义革命，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改革才再次提上日程。三十年改革进程中发生过多次大的争论，改革大船之下暗礁不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对改革的作用认识并不清醒。1989年政治风波发生之后，不少人弹冠相庆，以为采取的果断措施挽救了中国，挽救了社会主义，这正好符合亨廷顿的观点，“对付中产阶级激进主义的恰当做法不是改革而是镇压”。其实这是一种误读，中国之所以能够坚持下来，其深层原因正是因为前期的改革，工人和农民都得到了相当的实惠和比过去更大的自由，所以工人和农民的态度和行动决定了中国的稳定和发展，而绝不是什么“果断措施”能够奏效的。
事实一再证明，改革到底属于催化剂还是替代物，不能只看是哪个阶级、哪个阶层来主导，更不能由统治阶级的意志和对待改革的手段所决定。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生产方式才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决定力量，判断改革类型不能脱离生产力发展的现状，不能不考虑国际和国内形势的快速发展和人们思想观念的深刻变革。对于20世纪前后的满清帝国而言，坚持改革始终是替代物改革，能够有效延长帝国的寿命；而对于已经落后于世界的中国现代化进程而言，改革始终具有催化剂作用，能够有效加速实现中国现代化。对于落后的封建统治者来说，主动加快改革是他们的唯一出路，改革太慢也会导致他们失去政权。1840年以后的满清实际上一直处于革命与改革的赛跑之中，晚清王朝被动的改革最终使可以成为替代物的改革变成了催化剂的改革，改革催生革命，他们退出了历史的舞台且被永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以亨氏的理论和以上分析观察，可以看到，中国从农村开始的改革属于替代物改革，这可以从两个方面得到说明。
1978年安徽凤阳县小岗村的18位农民为了解决吃饭问题，集体按血手印秘密签下了分田到户、自主生产的“生死契约”，拉开了波澜壮阔的中国农村改革的序幕。“保证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大包干在保证国家税收和集体收入不减少的同时，使农民富裕了起来。小岗村大包干前后的变化说明，中国没有懒人，所谓的懒人是由于土地制度和管理办法造成的，如何使人由懒变勤，调动人们的积极，就要了解小岗村的变革历程，就要到农民中去，就要看到土地的神奇魅力。小岗村的改革，推动了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全国农村的推广，给我国农村带来了一股春风，农民重新焕发了活力，农业走出了粮食和农副产品缺乏的困境，为城市改革积累了经验，打下了基础。这次改革使国民经济从频临破产的境地起死回生，中国迎来了三十年改革开放的伟大历史时期。
无论是从改革的主体——农民，还是从改革的结果看，中国农村改革都是典型的替代物改革。改革的结果不仅没有使我们放弃社会主义，相反，从某种程度上讲，是中国挽救了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在中国一枝独秀，显示出蓬勃的活力。如果没有这种广泛的、持久的改革，社会主义在中国能不能坚持到现在是值得怀疑的，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就是一个有力的例证。
亨廷顿认为，城市中产阶级，尤其是知识分子和学生，想要得到的是国家尊严、进步感、国家目标和通过参与重建整个国家而实现目标的机会。这些是乌托邦式的目标，是任何政府都不能使之真正实现的要求。因此，不能靠改革来满足他们。增加他们的福利措施，不会减少他们的革命倾向，反而增加他们的反叛倾向，因此对待他们的做法不是改革而是镇压。但是在我们中国，现实是这样的么？当下，体制内的知识分子早已成了政治上最为保守的一群，而体制外的知识分子或投身商海，或忙于生计无暇他顾。真正在政治文化方面发挥言论及影响作用的知识分子，在当代中国多是70-80岁的退休教授、党员高级干部、从事理论工作多年的文化干部等等。从当前日益增多的群体性事件看，迫切要求变革的已经不是知识分子，恰恰相反，农民和工人已经成为要求变革的主力军。如果再不加快变革，过去的改革就有可能发展成为催化剂改革，改革和革命的赛跑就会重现，这是我们所有人都不愿意看见的。
今天，改革开放正值三十年之际，改革的深层次问题逐渐浮出水面，房改、医改、教改的负担成为人们的广泛诟病的“三座大山”，从某种意义上说，改革的共识正在减少，改革的动力正在减弱，广大人民群众在改革中承受的负担和所得收益在许多方面出现了不协调的情况。如何认识改革，如何推进改革，中国的改革会不会成为由替代物改革演变成催化剂改革的危险？这些问题考验着当政者的政治智慧和勇气。
目前，中国的政界主流和学界主流对于进一步推进改革是非常小心和慎重的，经济领域的国企改革攻坚任务已经少有提及，中国股市的一路下跌导致一年内消灭了一个中产阶级。反对垄断的呼声虽高，但是动作并不大，尤其是政治体制改革，接受了八十年代后期的教训，更是举步维艰，石头一直再摸，但是始终不敢进入深水区。改革已经是“雷声大、雨点小”，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在哪里？笔者在中国社科院的研究成果中发现了一些颇有影响的观点，现把它摘录如下：
对于一些地方的所谓“政改冲动”，中央要保持警惕。地方政改有着十分复杂的动机和情况。政治制度具有统一性、整体性，局部的改变会对全局造成难以挽回的影响，而局部的成功不见得有全局的意义。
政治体制改革搞不好，甚至搞错方向，就会给国家和人民带来灾难。历史发展是一条“单行道”，一旦搞错了方向，走错了路，想回头就难了，就会付出巨大的社会代价。政治体制改革必须慎之又慎，不能失误。经济体制改革出现了失误会造成损失，但还有改正的余地。政治体制改革一旦失误，就难于挽回，就会造成灾难性的后果。
从人类政治制度发展的历史看，政治体制和制度的变迁，一般都是出于对重大事件的反应和对重大问题的解决。中外历史上凡是没有充分实践基础的改革变法，往往是站不住脚的。我们的政治改革一定是在解决实践中出现的重大问题的过程中进行的。政治体制改革的每一项措施都必须有具体的针对性，要防止观念推动，尤其要防止在经济建设中出现的那种在不正确的政绩观推动下的改革。
上述言论当然有其正确的一面，但是其中的保守倾向也是处处可见，这些思想实际上是这些年来对待改革、尤其是政治体制改革推不动的重要观念原因。究其实质而言，就是明显把社会上广泛呼吁的政治体制改革看作是催化剂改革，担心盲目的改革导致催化剂效应，对现有体制形成革命性威胁。
事实果真是这样的么？中国社会中到底有无重大问题？有关这方面的研究即使不能说汗牛充栋，也是比比皆是。余孚先生在《重新认识马克思主义》一文中对中国当前面临的问题有深刻阐述。
在经济上，国有经济和私有经济的待遇极不平等。对于国有经济，因为是社会主义经济的主体，我们一直不惜一切代价维护其存在。国家注资，国际国内资本市场的融资，股市圈钱，国家不知花了多少万亿，仅“三年解困”（二十世纪末）国家一次就花了两万亿，但是国有企业总是解不了困，还是活力不强，效益不高。三十年的改革，借改革之名，行侵吞之实，“花一元买下千元的国家资产”（《中国经济时报》2008年月30日《国企改革：渐进式改革反思》）。三十年的改革，国营企业不知培育出多少亿万富翁和权贵。2007年8月亚洲开发银行发布的《亚洲的分配不均》的报告中说，中国是纳入研究范围内分配不均的第一位。私营企业虽然效率高，为国家作的贡献大，但因为它不是社会主义，所以即使文件上说要“鼓励、支持和引导”，实际上得不到平等待遇。国际国内的经验教训一再告诉我们，私营企业在效益、速率和促进社会公平方面具有国营企业难以企及的优势，我们必须把私营企业放到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战略高度来认识，私营企业和国营企业同样属于社会主义企业，在很多时候、很多地方，私有企业比国有企业对社会主义的贡献更加大。
在政治上，党领导一切，样样都管，必然要迅速变成一个大党，而且随着时间的延长，党就越来越膨胀，越来越大。现在的党和政府机构加在一起，三十年中不知增加了多少倍，如果统计一下，其庞大程度是惊人的。据全国政协常委任玉岭2005年提供的数字，吃“财政饭”者总数4572万人，还有500万人靠政策自收自支，官民比为26：1；另据中共中央党校周天勇教授2007年的统计，各类吃皇粮者逾7000万人，官民比为1：18。现在，党管的事不是减少而是越管越多，管得越多，越要加人。而且党管得越多，权力就越大，就样样都要你管，于是如此循环不已。在这个循环中，另一个循环产生，机构越大，效率就越低，效率越低就越要加人。随着这种循环，又一个规律也同时出现了，权力使人腐败，权力越大越使人腐败。当期，我国腐败的规模和深度都是历史上罕见的，对此，党中央是有清醒认识的。在党的十七大上，中央已经把“坚决惩治和有效预防腐败”当作“关系人心向背和党的生死存亡”必须抓好的重大政治任务来对待了。但是，这必定是一个艰难的过程，我们丝毫不可对此掉以轻心。
我国党和政府的腐败之所以如此严重，根本原因是权力过于集中，造成机构过于庞大，权力大，机构大，管得多，任何国家处于这种状态之下也不能不腐败，而且缺乏民主，不是向人民公开，让人民、媒体和舆论压力一起参与惩治腐败，仅仅由党和政府来监管和惩治，加之还有投鼠忌器等等问题，要达到惩治的效果是很困难的。因此，要真正达到防止腐败，只能是实行民主，实行政党政治，还政于民。党的经济自主，不再依靠国家财政，党不要享有特权，党的执政的权力来自人民的选举，执政能力不好，人民可以撤换。缩小政府权力，可以由人民自己办的事人民自己去办，政府不要多管，建立起一个管事少，机构小，办事透明的政府。政府的工作有所专注，不要样样都管。只有民主，还政于民，党和政府有所不为才能有所为，效率才能提高，腐败的机会也就大大减少，即使产生一些腐败，也不至泛滥成灾，易于防止。由此可以看出，为了整个国家体制的改革，还必须改革党，不改革党，整个国家的改革也不可能实现。
中华民族是一个灾难深重的民族，几千年来的封建传统文化对国人的毒害深入骨髓。青年毛泽东批评中国文化强调宗法和等级，他说：“中国人像奴隶那样活了几千年，只有一个不是奴隶的皇帝”。鲁迅说：“中国历来只有两个时代：一，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二，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中国人大抵只有两种前途：1）解放了的人们“做稳了奴隶”，其实连猪狗都不如。2）没有解放的人们“想做奴隶而不得”，一切抗争都只为获得奴隶的身份。当然，经历了文化启蒙和历次革命的洗礼和教育，中国人的素质已经得到了很大改变和提高，但是自主意识仍然很弱，逆来顺受的特点非常明显。在中国，人民除了长期的绝对服从之外，唯一的选择就是造反，“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中国奴隶们把皇帝拉下马并不是要废除皇帝制度，不是为了平等，而是为了自己去当皇帝！中国日益增多的群体性事件触目惊心，隐藏在背后的那种破坏性因素和结果是中华民族的严重隐患。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之日起就勇敢担当起带领中国人民创造幸福生活、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任务”，“为了完成这个历史使命，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前赴后继、无数革命先烈献出了宝贵生命”，抚今追昔，我们没有任何理由再来延缓和推迟政治体制改革。
判断中国是否存在着“重大事件”和“重大问题”，考验着中国人民的智慧和勇气。“重大”与否，既是一个客观事实，又是一个主观事实，即是指一问题或事件是否构成重大社会影响，给社会、国家发展带来长远影响，当然这又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当事者，尤其是当政者如何认识这一问题，这就是英国著名政治哲学家波普尔的“理论渗透观察”。由过去、现在和将来组成的历史长廊中，到处存在着重重的迷雾和障碍，透视迷雾后的重大真相和预见未来发展，既需要经验和耐心，又需要理性和勇气。西方人把 “认识你自己”和追求自然奥秘作为重大的问题来看待，孕育了哲学和科学这朵奇葩，高扬的理性即使在漫漫的中世纪仍然不坠，连上帝的存在都需要接受理性的论证。正是由于这个原因，诞生了西方的强势物质文明和政治文明。中国人难道还要等待历史的“治乱循环”再次到来才能看到“重大问题”的存在么？人无远虑，必有近忧，中国士大夫“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情怀和志向还有么？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是一个不可改变的事实。基于此种中国国情，我们别无选择，启动全面的改革、尤其是加快政治体制改革是中国的唯一出路。中国的改革不可能是催化剂改革，对于统治者而言，它始终是替代物改革。如果把它当作催化剂改革而视如畏途，延缓甚至阻止改革，那么过去的替代物改革就会演变成催化剂性质，它极有可能催生又一次革命，这是每一个明智的中国人都不愿意看到的。
作者说明：本文写成之后，始终没有发出。惊闻亨廷顿先生在2008年12月26日去世，特别借天益网一角刊登此文，以此纪念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