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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颐武:面对问题,激进并非主流

  

  中国的今天似乎有一种让许多人困惑不解的矛盾现象:一方面是综合实力达到了新的高点,中国在全球的种种危机和困局之中虽然也面临着诸多严峻的挑战,但中国的发展所具有的优势和力量还是正在凸显,这也是为人们所充分了解的事实。另一方面,在中国内部却出现了为人们所焦虑的种种现象,这些现象在构成着一个“问题群”吸引了公众和社会的高度关切。这也是一个事实。实际上,在2008年之后,这种状况就已经开始显现。中国告别了百年的悲情,进入了新的社会发展阶段。国家的上升和崛起带来了新的自信,“中国道路”或“中国模式”引发了热议,但同时也带来了更高的期许和要求。一面是社会在迈向新的阶段时出现了一系列新的问题,另一面是公众更注重自我价值的实现和幸福感的提升。在这里一方面三十年发展和剧烈的社会转型中中积累的一直存在的诸如道德问题,企业的社会责任问题,公众人物的诚信问题贫富分化问题和腐败、环境等等问题的公众的关注度前所未有地提高,另一面是个体对于社会的要求和希望也前所未有的提高,这种期望既有经济性的,如随着工业化的深化形成的对于土地价值的增值的前所未有的期望带来的对于拆迁的经济要求的提高构成的新的问题就是一例。但同时又有精神性,如青年的感情的渴求和对于个体的幸福感的追求等等。同时,互联网和微博这样想新媒体的快速成长也带来了一种新的传播方式,它也强化了社会的诸多感性诉求,对于年轻人具有高度的影响力。这样的经济、社会、文化复杂纠结的“问题群”对于社会形成了新的挑战。

  这个“问题群”的存在其实显示了社会正在面临着诸多通过传统的增长使得人们生活的满足感增长的固有的模式受到了挑战。社会的经济增长和人们收入的增加并不和人们的满足感和幸福感的增长成正比。社会在迅速地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功的同时,当然也就有必须继续向前的新的压力。正是这种新的压力的增强社会不得不回应人们的新的更高的期望和要求。因为中国以往三十年的成功其实已经使得人们希望社会能够做的更好,能够更敏锐和更灵活地满足个人的诸多新的要求,个人要求社会为他承担更多的责任是有理由的。近年来的许多社会变化都凸显了社会在回应人们的新的要求方面的努力。而从今天看,对于社会的要求为互联网的某些相对激烈的潮流提供了基础,这也是这几年来社会的一些情绪快速增长的某种基础。这既是中国当下特有的情况,其实也是过去经济高速发展的社会都遇到过的状况。但从最近的趋势看,随着国际国内形势的发展,尤其是中国大众文化回应社会变化的能力的增长都使得社会开始更加能够吸纳和整合不同的情绪,也开始让激进的诉求不再是舆论空间的主流。社会当然需要更多的改革,但也要平稳和渐进地发展已经是一种社会的共识。

  当然,个体对于社会提出新的要求,其实社会也对于个人提出了新的要求,因为社会正是有诸多个体所构成的,如果没有个体在提出要求的同时承担责任,社会也不可能迈向新的高度。而社会向前发展也强烈地需要个人以更大的勇气努力奋斗,也要求企业尽到自己的责任。这其实也在呼唤着一种新的“中国责任”。这种责任对于国家、社会、企业和个人都提出了新的要求。经过了这几年的各种复杂而微妙的变化,这种对于责任的呼唤和要求开始有了更加深刻的内涵和更加务实的意义。

  首先,责任意味着个人、企业和社会都需要尽到自己的责任,它们要对于自己的角色有更深刻的体会和理解,也需要在这样的理解之上善尽自身的职责。这里需要一种充分的自觉意识,不同的社会的角色需要在自己的“位置”上做出真切的努力,社会才可能走向更加理想的境界。

  其次,它也需要将一种绝对的、毕其功于一役的简单化的“解放”式的激烈的社会诉求和社会期望,转化为具体的、在沟通和理解和利益的调整中可以得以取得具体进展的“生活”的具体的对策和具体的方案。这种“责任”意识是以一种既看到社会现实的条件的限制,不是用一种不可操作的、简单化的方式处理问题的路径来真正获得的社会的进步。个人、社会的利益和目标会有差异,但在认识到个人的发展是社会进步的内在力量,而社会的进步则是个人发展的基本条件这两个方面获得平衡是新的责任意识的基础。

  第三、这种责任也是既在中国内部也在全球呈现的。今天的全球化其实既给了中国机遇,也给了中国责任。在新的全球格局中,中国的发展所引发的世界变化也是极为复杂的,如何在其中既尽到社会对于自己的国民的支持和保护,也扩大中国的全球利益的同时也寻求中国的全球责任既是社会所需要的,也是个人所需要的。

  中国的新的发展和世界的变化正在要求着新的中国责任。这种责任将会把中国带向新的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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