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从奥巴马就职演说被删减说起
人活在世上，对来到眼前的事情总想问一个为什么，比如，你在大街上走着，忽然看到一个人被警察抓走了，接着就听说这个人疯了，在派出所把自己给打死了，你难免就要琢磨：怎么回事？人怎么说疯就疯了呢？疯了也不至于把自己给打死呀！于是你就想，被抓之前那个人还好好的，警察是不是对他做了什么事情？警察会怎样回答呢？回答大约是这样的：“你谁？！”你说你是谁，警察就冷笑：“这关你事么？”很不幸，你是一个很书生气的人，讲什么公民权利，结果警察急了，用铁钳一样的手控制住你，耐心地问：“小样儿，你是不是活腻了？”你说生活很美好，还没活腻，警察笑道：“没活腻好好活着去，甭在这里瞎他妈嚷嚷。”你说你没嚷嚷，只不过嘟哝了一声。“你什么玩艺儿你就嘟哝？你没疯吧？你不想把自己打死吧？”你说你当然不想，“去去去，那就赶紧回家去！”回到家里的你仍旧会想：这是怎么回事？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这就是人之所以为人的重要标志：人会思想，会记忆，会展望，会问为什么，这是人的精神存在的最基本方式，如果有一种力量来限制进行思想、记忆和展望，不允许他问“为什么”，那他就等于被剥夺了最基本的精神存在方式，就等于被人置放到了猪狗的位置，只配享有“生存权”（也可以说是“存栏权”），其它任何东西都与他无干。
怎么就想起要说这样一番话呢？缘于美国新总统奥巴马的就职演说。
按说人家家里发生的事情是人家家里的事情，跟我们没有什么关系或者说没有太大的关系，所以我对奥巴马在就职演说中说了什么尽管关心，也还没有到“为伊消得人憔悴”的程度，仍旧像往常那样活着。结果就听人说中央电视台转播奥巴马就职演说掐掉了一段话，结果就看到我们发表的就职演说文本做了删节，结果就看到网民在网络上大加鞭挞和嘲讽……结果我也像任何一个人那样问了一句：“怎么回事？为什么？”
原来奥巴马就职演说中有这样两段话：“追溯历史，我们的先辈们之所以能傲然面对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凭借的不光是导弹和坦克，还有坚定的同盟和永恒的信念。”“至于世界上那些热衷于制造冲突、把社会弊病归咎于西方领导人的那些人，你们应当知道你们的人民终将会根据你所建设的而不是根据你们所摧毁的东西来评价你们。至于那些通过腐败、欺骗以及镇压异见者执掌权力的人，你们要知道你们在违背历史潮流；但是，如果你们愿意松开拳头，我们将向你们提供帮助。”
很显然，这两段话给我们造成了很大不便，当奥巴马很不厚道地说出第一段话的时候，中央电视台突然掐断直播，切换成了没有任何准备的主持人画面，随后，新华社、《人民日报》、《中国日报》和中国两大门户网站新浪网、搜狐网的中文译文中，这段话均被删除过滤，第二段话则被整段删除。
事情大吗？不大。相对于我们历史和现实中存在的种种更大规模的遮掩和谎言，这件事简直不算什么，习惯性动作而已，就像一个流鼻涕的孩子，不管大人怎么管教，就是不改不用手绢的坏习惯，老是习惯性地用袖子抹一把，弄得脏兮兮的很不好看——抹了很久了，现在又这么抹一下，实在算不得大事情，不必要计较，孩子大了自然就懂事了。
可能有人不同意我这个说法，反问：“都六十岁了，难道还可以叫孩子吗？六十岁的人了，还像孩子一样行事，这不是丢人吗？”
我还真的无言以对，替没出息的孩子脸红起来，就像遭到羞辱了一样。这时候，本应当像猪狗一样享受“存栏权”，发出哼哼唧唧的声音表示活得很和谐、很幸福的我，难免就要私下里问一句：“真的，怎么这孩子长不大了呢？怎么六十岁了还这么叫人不省心呢？这一切到底都是为什么？”
现在我们假设这句话没有被警察听到，也没有人把我们扭送到派出所，让我们疯掉，然后把自己打死，我们就作为一个普普通通的人，躲在自己家里，悄悄为这个“为什么”寻找一下答案吧。
2.“5•12”！“5•12”！
答案在书本上，更在生活中。
2008年5月12日汶川发生大地震以后，我完全中断了阅读和写作计划，整天在网上或者以看电视、听收音机的方式关注灾情和救灾情况的进展。一生中经历过那么多事情，我从来认为自己是一个意志坚强的人，但是这次，或许由于年龄关系，我发现自己变得脆弱了，面对那些被掩埋在废墟下面等待救援的人，面对电视屏幕上出现的参加救援的人民解放军、武警官兵以及许许多多医护工作者和普通人，我数次流下眼泪。
一个文人能做什么呢？我参加了单位组织的第一次捐款活动。虽然当时杨恒均先生表达了对于捐助活动的看法，我也认为他在逻辑上是站得住脚的，但是，我仍旧尽我所能进行了捐助。我认为这是我的义务——我暂时可以不管我的捐款去了哪里，或者是不是如同杨恒均先生认为的那样，民间捐款将意味着减少政府应当的支出——我这样做只是为了让我的灵魂安宁。
接下来就是试图写一点儿什么了。到5月15日下午为止，我一共写了4篇与汶川地震有直接或者间接关系的文章，题目分别为：《为地震灾区灾民祈福》（5月13日）、《在大义面前，我们为什么如此感动？》（5月14日）、《太慢！太慢！还是太慢！》（5月14日）、《假如我们遭遇的不是地震而是战争》(5月15日)。第一篇从题目就可以看出内容；第二篇文章引述了旧文，藉回顾歌手丛飞和导游文花枝的忘我事迹向那些在抗震救灾第一线的营救人员表达敬意；第三篇和第四篇则是我对抗震救灾进度的观感。
我着意要说到第三篇和第四篇。
我知道中共中央宣传部5月13日召开了一个重要会议，在这次会议上，负责同志要求“新闻宣传战线要认真贯彻落实中央精神，增强政治意识、大局意识、责任意识，以对党对人民高度负责的精神，牢牢把握正确舆论导向，坚持团结稳定鼓劲、正面宣传为主，大力营造万众一心、众志成城、迎难而上、百折不挠的社会氛围，为抗震救灾工作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舆论支持和思想保证。”一个十三亿人口的大国开动起所有宣传机器是不难完成这个任务的，就我个人来说，也十分想尽我的一份职责，“牢牢把握正确舆论导向，坚持团结稳定鼓劲、正面宣传为主，大力营造万众一心、众志成城、迎难而上、百折不挠的社会氛围。”尽管我仅仅是一名共产党员，而且不是什么新闻工作者。
或许对于所谓“职责”的理解出了偏差，当救灾行动由于各种原因进展迟缓，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同志忧心如焚的时候，我觉得在博客上表达一下与总理一样的的心情，不至于就是逾越了“雷池”吧？所以才发布了《太慢，太慢，还是太慢！》和《假如我们遭遇的不是地震而是战争》两篇文章，主要意思是希望有关部队严格执行温家宝总理的指示，期望采取非常规手段，不惜一切代价赶在救人黄金时间（72小时之内）把营救人员拉上去。
我当然知道我们的人民解放军和武警部队遇到的艰难，所以，在我的文章里，才反复出现这样的语句：“参与救援的人尽力了，他们是好样的，但是，在如此人命关天时刻，我仍然认为太慢！太慢！太慢！”“我不知道这里边的具体原因，我的指责很可能是不公正的，尽管这样，我仍旧想说出我的疑惑，毕竟，五十多个小时过去了，对于那些被掩埋在废墟下等待救援的人来说，五十多个小时，时间太长了！太长了！！！”
文章贴出以后，点击迅速蹿升，网友留下大量留言，表达与我基本相同的忧虑。面对这些留言，我曾经大发感慨：这是一个多么伟大的民族！没有什么灾难能够征服我们！我们的世界远比我们平时感受的要美好！它值得我们去珍重和热爱。然而，短短几个小时以后，我像往常那样打开点电脑，先是查看救灾进展情况，然后查看博客，结果让我啼笑皆非：我的《太慢，太慢，还是太慢！》和《假如我们遭遇的不是地震而是战争》两篇文章被删除了，留下的仅有《为地震灾区灾民祈福》和《在大义面前，我们为什么如此感动？》两篇。
我做错了什么？网民做错了什么？我不过是引述了温家宝总理对军队所做的斩钉截铁的回答：“我不管你们怎么样，我只要这10万群众脱险，这是命令！”“我就一句话，是人民在养你们，你们自己看着办！”我不过是评论道：“这不是温家宝总理一个人的命令，这是全体人民的命令！人民有权利要求被他们供养着的军队在人民需要的时候准时出现在人民面前！人民有权利要求他们在祖国处在危难之中时能够投入战斗并最终取得胜利！”网民不过是表达了与我同样的观点。难道我错了吗？难道网民错了吗？
也许有关部门认为这样的引述和这样的评价不利于“牢牢把握正确舆论导向，坚持团结稳定鼓劲、正面宣传为主，大力营造万众一心、众志成城、迎难而上、百折不挠的社会氛围”？！我一脸茫然。我茫然的是：胡锦涛总书记反复强调要提高执政水平，可是，有关意识形态管理部门的执政水平得到提高了么？他们在用怎样原始的方式管理一个国家？他们知道什么是最宝贵的民族精神吗？他们知道民意对于这个国家重于一切的分量吗？
然而当时不是辩解的时候，为了不影响“认真贯彻落实中央精神，增强政治意识、大局意识、责任意识，以对党对人民高度负责的精神，牢牢把握正确舆论导向，坚持团结稳定鼓劲、正面宣传为主，大力营造万众一心、众志成城、迎难而上、百折不挠的社会氛围，为抗震救灾工作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舆论支持和思想保证”，我决定什么都不说了，一句话也不再说了。
我感到彻骨的寒冷，想到那些过了90个小时仍旧被埋在废墟中而没有得到救援的人，想到连有利于他们及时得到营救的“太慢”这样的话都会成为非法，我有一种欲哭无泪的感觉。
我问自己：难道人到一定年龄真的就会变得脆弱起来吗？
3.灾难怎样演变为节日
是的，很有可能是这样的,不要以为脆弱只缘于感性，理性导致的脆弱更加无力，更加疲惫，更加莫可奈何。
终于有了全国哀悼日来抒发人们对于四川汶川大地震死难者的哀情，2008年5月19日14时28分，当我与我的同事肃立在黑色条幅前默哀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忽然产生出一种悲怆的感情——是悲怆，不是悲伤，或者说不完全是悲伤——眼睛里不禁噙满了泪水。哀悼仪式以后，我写了《大灾之后，不仅仅需要一个庆功表彰大会》，当天发在博客上。
下面是这篇文章的主要部分——
地震刚发生不久就有网民呼吁国务院制定全国哀悼日，向死难者降半旗致哀，我从网上看到无数相同的帖子。我们固然认为党中央、国务院在这次危机处理中及时有力，尽最大努力抢救了掩埋在废墟下的伤员，固然认为国务院决定举行全国哀悼是遵从于政府职责所做出的一项正确选择，但是，我们也不能不看到，在所有这些事情的过程之中，人民所起的巨大作用——从地震发生的那一刻起，民意就如同浪潮一样在网络上汹涌，很显然，政府感觉到了它，敬重了它，遵从了它，我们为此感到欣慰。
所谓“民心不可违”，讲的就是顺应，就是尊重人民的意志和人民的感情，用胡锦涛同志的话说，就是“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从这个意义上说，在应对这次空前灾害中，政府应当感谢人民，感谢人民无私的理解和支持，感谢人民火热胸怀中跳动着的赤诚之心。正是人民把这场大灾大难扭转到了凝聚人性和高贵精神的正确方向，正是人民使中央和各级地方政府保持住了自己的形象，正是人民帮助中央和各级地方政府度过了难以度过的难关……面对电视画面上那些灾民，听着他们的诉说，看着一批批从全国各地涌到灾区的救险者，我常常泪流满面，我同样不是或者说不完全是出自悲伤，那是一种感激，一种骄傲，一种看到最崇高事物之后的震撼——我们拥有一个多么伟大的民族！我们拥有多么伟大的人民！没有他们，在如此可怕的灾难面前，我们怎么得了？
七天了，不会再有生命的奇迹了，死了的都死去了，活着的将继续活下去。生活经历过一个巨大旋涡之后很可能会很快平息，日子，普普通通的日子将继续延续……但是我知道，我的祖国的伤口还在，它不可能那么快就痊愈，它还会散发出阵阵隐痛，那个可怕的精神创面还会流血，我们必须医治它，给它最好的看护——我们必须知道我们是否具有与经济发展大国相匹配的救援队伍、装备和指挥体系？如果有，我们必须审视我们的防灾救灾体系是否完善有效？我们必须知道地震之后五个小时以内都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们必须知道政府、军队在黄金抢救时间消失之前都采取了哪些行动？我们必须知道救援人员究竟遇到了哪些无法逾越的困难？我们更应当知道究竟哪些困难可以逾越而没有逾越？我们必须知道我们的救援在实施过程中是否科学有效？我们必须知道为什么会有那么多校舍在地震中倒塌？我们必须知道有没有人为的建筑质量问题？
我们必须知道是哪些施工单位建设了这些校舍？如果这些校舍是豆腐渣工程，我们必须知道那些丧尽天良建筑了它们的人是不是都得到了惩罚？我们必须知道哪些官员参与了这桩令人发指的罪恶？我们必须知道究竟有多少年轻烂漫的孩子被夺去了生命？我们需要他们的名单！需要知道他们的名字！我们需要把他们的名字像烈士那样镌刻在纪念碑上！非如此，我们的灵魂将永远得不到安宁！那些长眠于地下的所有死难者都将永远无法闭上渴望正义的眼睛！他们在看，他们在倾听，他们知道我们不能回避，我们必须给他们一个回答，一个像模像样的回答！！！
与所有这些我们需要知道和必须做的事情相比，预料之中的那个“抗震救灾庆功表彰大会”就显得太轻飘，显得太轻飘了。我希望它晚一点儿来，晚一点儿来，即使来了也不要搞得那样轰轰烈烈，热闹非凡，别让它惊醒了刚刚熟睡过去的人。是的，在救援者中间有无数个令人叹为观止的英雄，在活下来的人中有无数个感天动地高贵灵魂，我们应当感激他们，应当给他们荣誉，但是，我想说，对于一个伟大民族来说，这远远不够，还远远不够。
一定要警惕精神的麻痹，因为那意味着我们将丧失痛感，意味着天翻地覆的一幕将复归沉寂，意味平庸将继续与我们如影随形，意味我们好了伤疤忘了疼，意味我们背离死者，走向一个他们不希望我们去的方向……我们不能麻痹，千万不能麻痹。既然我们这个民族是伟大的，她也必将是理性的，她知道应当从这次惨痛的经历中收获什么。
这篇文章同样被删除了！
面对空荡荡的电脑屏幕犹如面对那个无形的强大力量，我发出的是一声苦笑：你是不是太虚弱了？其实，那篇文章不过是一个微不足道的文人发出的微不足道的呼唤，即使在我写下那些文字的时候，我也不认为我所期望的事情能够发生。
期望的事情没有发生，不期望发生的事情却准时发生了,就在我写《大灾之后，不仅仅需要一个庆功表彰大会》5个月以后，2008年10月8日，“全国抗震救灾总结表彰大会”准时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了，到处都是喧嚷，到处都是鲜花，到处都是掌声……而对于那场惨绝人寰的大灾难，我们也许永远无法知道我们是否具有与经济发展大国相匹配的救援队伍、装备和指挥体系了，我们也许永远无法知道有关部门是否审视了我们的防灾救灾体系是否完善有效了，我们也许永远无法知道地震之后五个小时以内都发生什么事情了，我们也许永远无法知道政府、军队在黄金抢救时间消失之前都采取哪些行动了，我们也许永远无法知道救援人员究竟遇到哪些无法逾越的困难了？我们也许永远无法知道究竟哪些困难可以逾越而没有逾越了，我们也许永远无法知道我们的救援在实施过程中是否科学有效了，我们也许永远无法知道为什么会有那么多校舍在地震中倒塌了，我们也许永远无法知道有没有人为的建筑质量问题了，我们也许永远无法知道是哪些施工单位建设了那些校舍了，我们也许永远无法知道那些校舍是不是豆腐渣工程了，我们也许永远无法知道那些丧尽天良建筑了它们的人是不是都得到惩罚了，我们也许永远无法知道哪些官员参与这桩令人发指的罪恶了，我们也许永远无法知道究竟有多少年轻烂漫的孩子被夺去生命了，我们也许永远无法得到他们的名单了，我们也许永远无法知道他们的名字了，我们也许永远无法把他们的名字像烈士那样镌刻在纪念碑上了。
我相信，那些长眠地下的所有死难者，我们那些天真烂漫的孩子，都无法闭上渴望正义的眼睛！他们在看，他们在倾听，他们没有得到像模像样的回答！所有这一切都在“全国抗震救灾总结表彰大会”的喜庆气氛中化为乌有，历史再次被用虚假材料构筑而成——刚刚过去不到一年，你还能够看到那惨绝人寰的灾情吗？你还听得到倒塌校舍下面撕心裂肺般的哀号吗？你看到的是幸福得不能再幸福了的灾区人民的笑脸，你听到的是一曲曲激昂高亢的英雄主义的赞歌，“5•12”，这个黑色的日子，成为了“多难兴邦”的值得全国人民庆贺的节日，一个花花绿绿、热闹非凡的节日！
4. 老三届：一个沉默的句号
再来说一件事情。
如果把离开北京的日子作为纪念日，那么，2009年1月25日，我作为“老三届”去陕北插队就整整40年了。个人的节日往往也是你所从属的那个群体的节日，结果，在北京就有了延安市政府召集的“北京知青赴延安插队40周年”纪念活动。活动在几个层面展开，我参加了我插队的那个县的纪念活动。
赶到会场已经快到中午11点钟，急忙报到，急忙签字，急忙交60元钱（午饭AA制），然后被放进去了。会场很小，人也不像我想象的那样多（当年我所在的县至少有2000多个插队知青），大约也就是一百多人的样子，这就是说，这里来的人只占当年插队知青人数的不到1/10。令人惊讶的是这项大张旗鼓开展的纪念活动是由中共延安市委、延安市人民政府以及所属各县分头组织的，而我似乎没有看到延安市或者县政府的工作人员，倒是听见两个北京知青站在麦克风前，反复说：“回去看看吧！多回去看看吧！”怎么听怎么有“看一眼少一眼”的味道，于是我心里很不是滋味，开始注意观察与会的知识青年。
我看到的所谓“北京知识青年”竟然全部是满脸沧桑的老人！
这就是当年高举红旗离开北京、高唱革命歌曲进入延安的那个充满了革命狂热的群体吗？这就是当年在文化意义上给闭塞的陕北造成极大冲击的那个意气风发的群体吗？这就是当年“唯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 誓言“扎根农村一辈子”，彻底改变陕北贫穷落后面貌的那个不知天高地厚的那个群体吗？这就是由于精力旺盛搞了很多匪夷所思的恶作剧，被当地老乡称之为“能日鬼”（方言：聪明、调皮捣蛋）的那个疯不够的群体吗？
如果把40年浓缩成一个瞬间，那么我看到的就是这样一番情形：岁月在一个人身上恶意地揉捏了一把，这个人的脸马上就皴裂了，眼睛就浑浊了，肢体就僵硬了，话语就含混了……毫无疑问，自然逻辑在这里发挥了残酷无情的作用，我们都老了。不仅老了，有的人已经走到生命的尽头，到另外一个世界去了,在我的同学中，就有好几个因为患了恶疾而离世的人，听来令人唏嘘不已。
奇怪的是，这样一些“日薄西山，气息奄奄”的人，竟然仍旧被称之为“知识青年”。我们当然知道，那只是对我们过去身份的概括，这个称谓于我们今天的现实存在没有任何意义，如果我们不因为特殊原因走进同一个空间，我们是什么呢？我们只是一些被勒令买断工龄的人，是一些在极为苛刻条件下不得不下岗的工人，是仍旧拥挤居住在城市大杂院里的退休教师，是拿了经济适用房房号、正在为凑集房款而心急火燎的大爷大妈，是被子女很瞧不起、基本上已经被证明人生失败了的父母……当然，我们当中也有混得很好的人，不是有人开公司赚了大钱吗？在延安插队知青中不是出了四十多个部级干部吗？不是有人还当了国务院副总理吗？如果你现在还把这些人统称为“知识青年”，显然就有了一点儿问题：下岗工人不是知识青年，国务院副总理也不是知识青年，他们甚至连一个群体中的人也不是，你怎么能够用一个简单称谓去概括这些人完全不同的现实人生呢？
所以，“知识青年”这四个字仅仅是一种粗略的归拢，你是不能很较真儿地在内心询问“我是谁”的，否则你将无法在那个空间呆下去，你有属于你的地方，那是你用40年生命延续到达的地方，凄苦也罢，幸福也罢；贫困也罢，富足也罢；有权也罢，没权也罢……都不能改变了。这是一盘下完了的棋，在“知识青年”这个棋盘上，所有的棋子都丧失了意义。
“丧失”是一个过程，但是它绝不仅仅是一个自然过程，它更是一个社会过程，我甚至可以说，所有耐人寻味的东西都包含在后者之中，正是后者使我们逐渐褪掉了我们曾经共同拥有的“知识青年”身份，使我们得到了一幅不可更改的专属于我们自己的人生图景。
尽管这样，人作为天地之灵也从来没有把自己放到动物水平去混吃等死，总还渴望被尊重，渴望获得赞扬，渴望交流，渴望对过往和现在发生的事情问一句“为什么”，渴望在一种有意味的生活中找到意义，于是有了很多知青网站，吸引很多知青到那里谈天说地,或者借助于青春记忆重温生命的诗意与辉煌，或者陶醉在洒下汗水的青山绿水间让自己相信一生没有白过，或者徘徊在思想的小径上左顾右盼试图寻找到某些形而上的启示。
任何个体都弥足珍贵，当你从虚拟空间看到知青群体中有那么多人用灵魂诉说之时，你会感到亲切，你会对他们极为珍重，你似乎能够从他们的“在”中直接意识到自己的“在”，因为，至少在精神气质上，你和他们属于同类，而同类之间总是渴望交流的。
就是在这种心态下，我于去年某个时候在一个知青网站注了册，建立了一个小家，根据网站的风格选择一些内容平实的文章在那里与知青网友进行交流。然而这种交流没有持续多久，我就不得不停下来，继而退出了网站。倒不是我的文章出了什么问题，我是从网站不断公布的信息中了解到我不适宜在那里言谈，尽管网站常常给我特殊关照，我仍然害怕给他们招惹麻烦。网站连篇累牍公布的提醒信息让我极为惊愕，完全没有想到即使“老三届”这个已经退出生活舞台的群体也被严密监视，绝不允许乱说乱动。
下面我一字不差把网站提醒抄录几条如下——
▼再次提醒知青网服务器各用户注意，我们的论坛都未得到时政类审批，政府规定禁止发表时政类帖子，今天监管部门发现我们的网站出现敏感时政类帖子，本服务器管理员再度受到限时删帖警告，虽然今天技术员已作了及时处理，但为避免服务器受到关闭整顿的处罚，各网站应向湖南网、广东网学习，加强自我监管杜绝违规发帖。
▼北京网的朋友务请高度重视，你们是首都的知青，消息灵通，时政消息传输快，但这一切不符合我们服务器管理规定，凡在本服务器的网站，不管正反类型的时政贴子，一律不能发，请谢绝转贴，有些帖子一转来后跟贴跟出大麻烦。今后若是哪家网站再出现此类情况，我们将先关闭有关的网站，处理完毕再开通。
▼没有办法。湖知网为禁止全部时政贴子，因删除一贴正面报道9.18的帖子，引起自成立以来的大震动，直到现在方平息，消除误解。没有办法，建议所有网站删除时政帖子，严禁转贴，知青及生活话题转贴除外。
▼无奈，我们现在的口号是：要讨论知青话题请进来，要讨论时事政治请上强国论坛。
▼为了论坛生存，请大家注意这个问题，不要发讨论时事政治的帖子。
提醒都是善意的，你甚至能够从里面感觉到温馨，但是，如果我们把这种提醒中涉及的那种力量置放到“老三届”这个羸弱的群体面前，你就会感觉到一种令人毛骨悚然的恐惧——那是一头巨兽，它目光炯炯，无比威严，严密监视着已经失去青春岁月、只是想回忆过往时光或对眼前生活说一点观感的人，它如临大敌，倘若你多说些什么，它“哞”的一声就会扑上去把你撕碎！
撕碎就撕碎吧！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被它撕碎的人还少吗？问题是，我偏偏是这个群体中的一员，我深深地知道，这整整一代人被蛊惑、被欺骗、被愚弄、被蹂躏成了目前这个样子，有的已经走了，不为人知地走了，还活着的人，多说两句又怎么了？怎么就不能容忍了呢？
在“北京知青赴延安插队四十周年”纪念活动会场上，我百感交集，一个无情的事实是：这个群体就要消失了，没有留下任何声音，就要消失了，犹如一个命运坎坷的人，临终之际再也没有愿望和什么人说些什么了，他紧紧地闭住嘴巴，眼看着这个世界在眼前暗淡下去……暗淡下去。
老三届，就这样画上了一个沉默的句号。
5.恐惧•虚弱•坚强
关于中央电视台屏蔽奥巴马就职演说一事，很多人进行了抨击和嘲讽，无需再说什么，但是，有一件事似乎与这件事有所关联，还是有必要提一提。
汉娜•阿伦特最重要的著作《极权主义的起源》一书，很早就被复旦大学林骧华教授翻译出来了，但是它的出版在国内却历尽坎坷，好几家出版社都因为本书涉及敏感内容而拒绝出版，我第一次读到它还是台湾的版本，直到去年8月，三联书店（谨此向三联书店表达敬意！）才以巨大的学术勇气接受了本书出版，国内读者才有幸读到这本在极权主义体制下或者不在极权主义体制下生活的人必须读的书。
这同样是一件小事。
我终生从事出版工作，我知道上级主管部门非常辛苦，经常下发文件（为了不留下把柄，后来放弃了这种方式）、打电话、召开“通气会”和“打招呼会”的方式严令禁止出版什么书以及什么人的书。出版社无一例外都是体制内单位，也就是说，是被党的出版纪律严格约束的单位，所以，这类文件和电话通常蕴含着令人恐惧的信息，
会对人形成强大的精神压力，很少有人能够抵抗，因为抵抗的后果对于在体制内讨生活的人来说极为严重，我身边就有社长、总编辑由于对出版物“政治把关不严”而丢掉了官职，我本人也曾经因为主抓出版李佩甫最优秀的长篇小说《羊的门》而历尽艰难，最后仍旧不得不违心地做出“立即停止销售，全部销毁已经印制出版的图书”的决定。
鉴于此，读者应当不难理解我为什么要说《极权主义的起源》出版遇到的难题是一件小事了，通例而已。
我们可以把所有类似事件的发生都认为是源于恐惧，那么，在这些事情中，他们到底怕什么呢？他们为什么一见到“极权主义”这个词汇或者犹如奥巴马这样把共产主义与法西斯主义相提并论就如临大敌？他们为什么连中国共产党在夺取政权年代关于自由、民主、反专制、反独裁、反对一党制的言论——这是这个政党确曾存在过的崇高理想，是对全体中国人民的政治承诺——也唯恐避之不及？他们为什么恐惧对“反右派斗争”、“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事件”的任何描述（有文件规定任何出版单位都不准出版涉及这些内容的出版物）？他们为什么总是幼稚而笨拙地利用宣传机器让贫苦农民、下岗工人对政府感恩戴德？他们想用这种方式掩饰什么？昨天还在中央电视台作为“东方之子”说“看到老百姓的日子还不富裕，我吃不下饭睡不着觉”的人，一夜之间就成了贪污数百万、数千万的腐败分子，是谁、是什么样的体制力量使这些罪犯成为对人民进行说教的“道德楷模”？他们为什么总是草木皆兵地恐惧新闻媒体对于这类腐败官员和腐败案件的调查与揭露？
有两种方式可以回答这些问题，一种是理论的，《极权主义的起源》就是，《通往奴役之路》就是，《开放社会及其敌人》就是，《正义论》就是，《人权宣言》就是，《政府论》就是；另一种是实践的，即从我们每一天的生活中，从我们每一个人的经历中去体察一种人，去从他的行事规则中寻找答案。
答案竟然极为简单，这个人恐惧的全部是其本身具有的：恐惧极权主义是因为他具有明确的极权主义特征；他恐惧人们谈论自由和民主是因为他拒斥自由和民主；他恐惧自己曾经呼喊过的“反独裁”、“反对一党专政”的口号是因为他神奇地拥有了独裁拥有了一党专政；他恐惧对“反右派斗争”、“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六四事件”的任何描述，是因为他知道这些事件的任何细节都将通向反人类罪的指控；他不厌其烦让贫苦农民、地震灾区人民对政府感恩戴德，是因为贫困正在凶恶地吞噬着老百姓的生命，是因为地震灾区还有未得到伸冤的冤魂；他总是面临在中央电视台讲坛上进行政治喧嚷的官员其实是罪大恶极的腐败分子的尴尬，是因为这个制度恒定了只有权力者才有资格指手画脚，老百姓仅仅是被放牧的羊群；他草木皆兵地防范媒体对腐败官员和腐败事件的揭露，是因为腐败成为了这个制度的本性，消除了这个本性，制度就将土崩瓦解，寄生在制度上的一切都将灰飞烟灭。
从这个角度说，恐惧就是虚弱，就是色厉内荏，他并不坚强。
这个人绝对色厉内荏，他早已经不再坚强。
2009-2-5，凌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