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近代中国的历史，是以大英帝国凭借其船坚炮利悍然发动侵华的鸦片战争为开端的。《大门口的陌生人－－1839-1861年间华南的社会动乱》一书，便以第一、第二这两次鸦片战争作为研究对象和背景。“大门”指广州，“陌生人”即指以英国为代表的西方人。这本书的作者是美国伯克 利大学教授、曾任美国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主席的魏斐德（Frederic Evans Wakeman,Jr）先生。此书于1966 年出版，几十年间学界创新不断，各种新论迭出，但此书仍是美国中国近代史研究者的必读之著，仍不断被研究者引用，可见其分量之重。
以往对鸦片战争的研究，不是集中的军事方面就是集中在外交、政治方面，而本书的独特之处在于从社会史的观点来论战争和外交史，即不是把战争、外交简单孤立地视为仅是政治家之间的谈判、阴谋、结盟、缔约、毁约等一系列政治活动，而是从社会史的角度来研究外交（国家）－社会间彼此互相影响、制约的动态关系。作者主要不是正面研究鸦片战争和英国侵华史，而是以英国侵华的两次鸦片战争为线索，研究了这一历史时期广州和广东省的社会动态，研究在这样背景下广东的各阶级、各社会集团如官府、绅士、团练、农民、宗族、秘密社团等对外国的态度、各自的活动、相互间的关系以及这些态度、活动和关系的变化，从而揭示中国近代史开始阶段的某些趋势。
除了清政府的“正规军”以外，广东地区的“团练”在反对英国侵略的鸦片战争中起了重要的作用，所以，本书首先对广东的团练进行研究。研究表明，历史上团练一直是地方士绅维护当地治安的重要组织力量，但官府对地方团练的态度却颇感矛盾。一方面，根据儒学“民本”思想，团练正是“寓兵于民”的理想形式，在实际社会生活中团练对维护地方稳定的作用的确重大，所以不能取缔。但另一方面，团练却又使本已不弱的绅士阶层的力量更加强大，成为一支潜在能与“朝廷”分庭抗礼的武装力量，极有威胁性，所以必须严格控制，必要时坚决取缔。在鸦片战争中，由于“官兵”不足或它的战斗力明显低下，地方自发组织起来的团练在反侵略斗争中作用明显，因而引起了官方重视。林则徐较早意识到团练的作用，因而积极支持发展团练。但琦善到任后，看到团练发展迅速，惟恐其力量过于强大，于是不无惊慌地提出从福建调官方的“兵勇”比利用“团练”更佳，便大砍团练。然而当1841年3月面临保卫广州的任务时，琦善亦不得不直下令恢复、组织团练。但是，当危机稍稍缓解时，朝廷又于1843年夏决定取消团练。但此时颇具实力的团练确已不是能任官府或兴或灭的软蛋，对朝廷的决定阳奉阴违，依然秘密存在。由于以后社会、政治危机的不断加深，团练不久再度勃发，力量越来越大。
随着团练作用的增大，地方士绅的力量渐强，这就有可能破坏传统“官－绅－民”社会结构间的平衡。作为“官－民”间的中介，士绅是中央集权不可缺少的力量。但如果地方士绅力量过大，官府势必大权傍落，清政府是深谙此点的。作者写道：“所以，不允许知识阶层与群众力量有过多接触，是清朝政策中的主要之点，虽然这未明言。绅士可以帮助统治人民，但绝不允许他们掌握人民，最后利用人民。”然而如前所述，鸦片战争势不可挡地增强了团练、士绅的力量，使广东各种由来已久的“社学”也空前活跃。其中，最重要最著名的是由李芳领导、由数县士绅捐助的“升平社学”。作者的分析表明，“社学”与“保甲”的不同之处在于保甲只是一种消极的控制机构，而不是积极的社会组织形式，“社学”才是一种跨村落的积极的社会组织形式，成为促进地区合作的关节点，担任起诸如调解宗族械斗、争讼，兴办团练等任务。但“清朝的皇帝们很久以来对那些非官方组织的地方活动抱有疑虑，由于社学是半官方的组织，同时口头上和行动上都十分儒家化，它给社区的或绅士的活动提供了一个‘外壳’。”正是这种“外壳”，使社学能在对政府对非官方组织极端警惕的情况下长期存在，发展。
士绅阶层的力量大增，使他们的对外态度对当地政府官员的对外政策发生了相当的影响。他们恪守儒家信条，认为中国文化高于一切，坚决反对侵略，反对英国人进入广州城。相对而言，商人的地位、力量却要低得多小得多。广州向来商业发达，尤其是准许对外贸易的唯一口岸，这种特殊地位使广州商人格外富裕，有些特许与外国人做生意的行商甚至可用“富可敌国”来形容。因此，一些英国人曾认为他们不会那样“排外”，认为他们有可能用自己的力量影响政府的对外政策。但实际上商人在这方面几乎没有任何影响，相反，一些商人为表忠诚还向政府捐钱捐物。对广州公行制和商业发展的研究表明，广州的商人虽然富有，社会地位却并不高。与欧洲商人不同，“广州的商人没有成为一个向统治贵族挑战的、独立而强大的阶级，而是成了与国家及其官员共生的阶层。所谓有地位就是花钱买官，或是像有功名的绅士那样花钱享受，而这两种行为都消耗了资本。”“这样，中国的商人总是卑躬屈膝于社会荣誉的象征－－绅士”，“广州的地方上流人士对这个城市及其商业，似乎存在着一种持久的怨恨，发展着一种反城市主义，证明着广州自己的不道德、衰落以至社会的无信无义。”由于他们与外国人经商、与其有着共同的商业利益，所以在鸦片战争中一直被官方和士绅认为是为一己之利而出卖国家的“汉奸”，颇惹众怒。由于商人都居住在广州市，所以更增加了大多住在乡间的士绅、农民对城市的反感、憎恶。甚至连一贯倾向妥协的琦善在给朝廷的奏折中也说：“除业为汉奸者更无庸议外，其余亦华夷杂处，习见为常，且率多与夷浃洽。”作者的分析表明：在这期间，“对广东人说来，‘汉奸’一词凝聚了所有以上描述的反对城市、反对商人、反对洋人的感情。乡村绅士的纯正和忠义行为将有农民参加。”在这种情况下，商人是“避之惟恐不急”，对清政府并无自己的独立的影响。
士绅的突然强大，迅速打破了传统“官－绅－民”的社会结构，埋下了社会动荡的种子。鸦片战争的后果之一是珠江流域的经济开始迅速向长江流域转移，造成了这一地区的经济危机。这两种因素叠加、耦合，就是诸如太平天国一类的农民起义。这样，本书就由对鸦片战争的研究自然而然地转入对太平军起义、凌十八起义和红巾军起义的原因、失败及对广东社会影响的研究。同样，作者不是就事论事地研究起义的过程，而是通过深入分析，指出这一次次“华南社会的动乱”所造成的深远的社会后果。绅权的过大，在农村加大了两极分化，“于是团练的作用也发生了变化。它不再是民众自卫和使公众一致的手段，而成为其巨大的权力掌握在有钱的名人手中的社会控制机构。随着这一进程，农民变得愤愤不平。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加入超越宗的秘密社会。”无疑，各种形式、各种类型的农民造反将此起彼伏。而为了镇压农民起义，清政府不得不更加借助、倚重地方士绅和团练，结果使其更加强大；同时，对农民起义的残酷镇压，使农民力量受到严重打击。这样，“广州的绅士在社会上已没有什么对手”，官府甚至把征税的权力都转让给了士绅，搅乱了即有的租税关系，“官－绅－民”的社会结构更加失衡、畸形。由此，士绅“抛开其名份与职能，变成了寄生阶级。所有这些不公正都是19世纪中叶平衡破坏的直接结果。团练、反洋人主义以及造反破坏了政治、分裂了社会。革命几乎是不可避免了。”这里，不能不使人想起若干年后“打倒土豪劣绅”这短短一句口号，对千千万万农民竟有那样巨大的动员作用。
鸦片战争的重要后果是社会结构的变化和社会转型，但对这种变化的意义，清政府懵懂无知，也就根本不可能主动调整社会关系，不可能主动通过各阶层利益的重新分配来整合社会各阶层。结果必然是社会动乱，导致自己垮台。因为社会转型期也是社会各阶层利益的重新分配期，即有的社会结构已被打乱，即有的社会控制形式已经破坏，而各阶层都想自己的利益最大化，社会矛盾很难不尖锐化，实际为社会动荡准备好温床。因此，如何主动调整各阶层利益，建构良性的国家与社会关系、社会内各阶层关系，对国家与社会的发展实在是关系重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