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家庄市委门前的路禁止出租车通行，外地来市委办事的人，打车走不到市委门口。消息传出来，网上一片热议。我很诧异，这是新闻吗？只要稍微大一点的城市，那个城市的市委市政府门口，没有点针对老百姓的限制？政府机关，像河南某县那样，在平房里办公，早已是凤毛麟角。不仅正经的市委市政府，就是法院、税务局、公安局，也一律高大辉煌，门禁森严。我家乡一个小小的县级市，公安局大楼，看起来跟外交部差不多大。这些地方，从权力建筑到权力广场，再到权力马路，一律戒备森严，里面的官员出来，动辄警察开道，沿途道路管制。也不仅仅地方如此，北京这种事也有。1980年代，我去中央党校，把门的人跟我们穿的一样，进门登记一下即可，不登记，混进去也不是不可能，但是现在再去，把门的成了武警，进一道门，登记一次，盘查一次，到了要见的人楼门口，还要被检查一次，然后通报清楚，才能放行，而我们要见，无非是个学者型的副校长而已。
中国经历过很长的帝制时代，在那个时代，政府衙门，从来都门禁森严，现在据说唯一保存完好的省级政府衙门，在河北保定的直隶总督衙门，门前规矩是，文官下轿武官下马，当年如果有出租马车的话，肯定也拉你不到衙门口。哪怕是个七品的县令，出门也鸣锣开道，两虎头牌：回避，肃静，老百姓离的越远越好。如果是知府大人，总督大人，那排场就更了不得。那是个讲究等级的时代，讲究政治隔离，通行黑箱政治，维持政治神秘性的时代，门禁森严，隔绝闲杂人等，有它的道理。可是，教科书告诉我们，那个时代早已过去了，现在据说是人民政府。
历史的记载告诉我们，共产党人曾经是打破等级界限的人，斯诺先生在《西行漫记》感慨道，一系列被国民党政府悬赏十万大洋的中共领导人，从毛泽东到彭德怀，门口只随随便便地放了一个警卫，人们相互串门，推门就进。根据很多当时人回忆，延安时期的老百姓想要见到领袖，似乎很容易，在什么地方都可以见。看那时候的老照片，领导人的合影，似乎并不按严格的等级，大家随便一站，位于中间位置的，往往是地位相对低的人。然而，在今天，不知怎么一来，当年密切联系群众的原则，悄然变成了密切隔开群众。官员但凡到了一定级别，衣食住行，在制度设计上处处考虑的是跟老百姓的隔离，住是有人把门的大院，办公是有人站岗的官邸，出行是警察开道的一路畅通，就算是下来走访群众，有关部门也事先安排好，人不能随便见，路线不能随便走。老百姓如果有事想见领导，即使领导有心见，也难过上青天。
当然，如果我们是一个恐怖主义活动猖獗的国度，动辄暗杀，爆炸，这样戒备森严，也有道理，但是好像我们中国在外人看来，是个相当安全的地方，恐怖袭击不是一点没有，但大体限制在某些特定边远地区。
其实，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政府机关的这种门禁森严的状况，在1980年代还不严重，是随着经济的发展，政府财大气粗之后，摆阔摆出来的。富裕地区摆，不富裕的地区跟着，巍峨气派的政府大楼盖出来，讲究和排场也就来了，辉煌气派的大门，门前宽大的广场，没有人站岗怎么行？不设几条禁令怎么了得？权力建筑，得有森严的岗哨与此相配，豪华的座驾，得有警车相配，更得有相应的制度规定与之相配。就这样，政府机关人为地跟自己的人民隔得好远好远。干部和群众，被精心地随时随地地跟人民群众隔开，越远越好，时间一长，被隔开的人民群众有了怨气，干部还真的有了危险，当然，也就更有理由，加强保卫，加强隔离，但是我们不知道，这样下去，将要伊于胡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