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德刚：
我对伦理学没有什么研究。景安同志几次给我发邮件说要开这个会，所以我就不好意思不来了。景安同志开始介绍的好多东西都是很深刻的，他原来写过好多文章，爱自己、爱他人、爱大家，我都学了，看了。他是想把几千年来的儒家的文化思想、西方的文化思想和原来传统社会主义思想的精华综合起来，这个雄心是不小的。但是我觉得这个宣言好像没体现出这些东西，看不出来那么深刻的东西。
刚才那位先生的话，我觉得他有自己的见解，但是我不赞成。对现实好多东西应该肯定，他却否定了。他讲那个是遥远未来的东西，那种什么将来的计划经济，那种未来社会的什么道德都是很遥远的东西，我们还是要从当前出发，讲现实和当前可以做的事情，要着眼于解决现实生活问题。什么时候也没有完美的社会，完美的国家，都是有一个过程，现存的东西都是有缺陷的。他讲得太远的那个东西是不行的，那是永远做不到的。
涉及到宣言，我想讲几点意见。
第一点，给人的感觉比较虚，好像不会起多大作用。我听搞伦理学的同志讲，世界伦理学研究有两种基本的取向，一个是中国传统伦理的取向，强调个人内省，强调个人修养、个人内心信念，强调私德、美德。而西方社会在道德建设方面，强调公德建设，强调规则，强调社会规范。这是两个不同的取向。这两个不同的取向都有它的长处。西方的东西强调外在的约束。公德嘛，规则嘛，这样能促使大家去实行。大家逐渐把外在的规范转化为内在自觉，使社会道德水平提高。中国传统伦理，认为个人的道德境界高低是我自己的事情，一讲规范，好像把你看低了，都是人家约束你。个人美德真正建立起来了，社会道德根基就更牢固。但是缺乏规则，假伦理、假道德这些东西就多了。这是它的不足。现在的趋势应该是把这两者结合起来。联系中国现实，我觉得需要侧重规则。社会要有一套基本的规范，并且把这套东西变成法制、变成条例，变成某种程度上带有强制性的约束。你讲爱大家、爱他人，这同建立规则的距离太大了。
第二点，景安同志讲了不少幸福、爱什么的。我是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就联系到《费尔巴哈论》了。我印象很深，在那本书的第三章，恩格斯对费尔巴哈的伦理观、道德观做了很多的批判。费尔巴哈的基本观点就是把爱上升为宗教，全世界都来爱。当然，我不是简单的对号，我希望景安同志或者其他同志注意一下恩格斯的批判，看有没有值得我们注意的因素。费尔巴哈讲爱一切人，恩格斯对他的基本评价就是空泛抽象。批判的理由就是现实社会的人们是极不平等的，财产占有、社会地位各方面极不平等。你说爱，实际上根本不可能做到。费尔巴哈讲，每个人都追求幸福，每个人追求自己幸福的时候，不要妨碍他人的幸福。恩格斯批评说，这个原则在股票交易所得到了最好的实现。我们追求幸福，别人也追求幸福，我没有影响别人嘛，最后我暴发了，别人破产了。恩格斯的这些看法，值得我们注意。
现在，我们的社会矛盾很多，东涛刚才讲了体制建设等方面有很多的不健全。你讲爱自己、爱他人、爱大家这个东西恐怕没有太大作用，某种程度掩盖了它。这个问题值得注意。有朋友建议，可以搞什么幸福宣言，我觉得幸福这个东西是比较虚的。幸福主要是心理层面，精神上的感觉。这个东西不宜把它说得太高、太大。我觉得幸福这个东西，和现实的经济生活、政治生活，人的权力、利益联系很密切，这些现实的东西是幸福的基础，这些基础的东西需要更多考虑。从这个角度来说，我觉得这个宣言不太成熟，还需要讨论，要形成很多人的共识还需要很长的过程。
徐景安：
德刚是中央党校哲学教研室副主任，应我之邀来论坛参加过两次会，这次也是来给我捧场的，深表谢意。德刚对宣言的批评意见，应该说是代表了学术思想界主流的观点。他的批评是真诚的，其中一些观点，已多次讨论过，但还是值得继续讨论。
第一、关于规则约束与道德约束问题。学术思想界普遍倾向于法律、制度、规章一类的硬约束，对道德软约束不感兴趣，认为太虚、太空、无用。我与这种观点的分歧是，我一点不否定硬约束的作用，而且也是这方面的积极主张者，我本身就一直从事改革体制的工作，至今中国在硬约束方面还有很长的路上要走，尤其政治改革严重滞后，对权力缺乏约束的问题没有解决。所以，在推进硬约束方面，我们没有分歧。现在的问题是，学术思想界普遍不重视软约束的推进，甚至还认为这样做，不仅无益，而且有害。德刚讲得比较客气，说对社会矛盾起了“某种程度掩盖”的作用，有的干脆说是愚昧、欺骗、麻醉老百姓，这个世界还倡导什么道德、讲什么善，就应该恶，以恶制恶。面对社会普遍存在的不公、不平，提倡约束自己，岂不是助纣为虐，成为恶的帮凶。对于全社会越来越恶化的道德，他们认为唯一的办法，是加强法治。可是我国法治强化以来并不见成效，他们认为关键是制约权力，当官得带头，这有一定道理。
但引伸出以下问题，权力得不到制约之前，官员不起模范带头作用的情况下，是不是我们每个人都有理由不道德，这与善待自己，善待他人，善待自然有什么必然联系，或者一部分官员作恶，可以对作恶的官员恶，又有什么理由不爱自己、不爱父母、不爱配偶、不爱兄弟、不爱朋友、不爱顾客、不爱自然……人类历史上、当今世界什么时候公平过、平等过，世界上有比较清廉官员，但大多数不是道德楷模，那么是不是都不该提倡道德？那么究竟应什么时候提倡道德？
再接下来的问题是在全社会都不讲道德的情况下，制约权力的制度能否建立得起来，或者即使建起来以后，能不能管用，制约权力的议员、法官、记者也一个个是不道德之徒，又怎么制约他们？这只能靠民众来监督，可民众也不崇尚道德，当官的恶，议员、法官、记者恶，我凭什么善，这个社会怎么收拾？
目前的现实是官方道德不起作用，社会道德恶性堕落，中国存在不存在道德重建的需要。我认为很需要，宣言就是尝试、探索，作为社会良知的精英知识分子应不应该做这方面的努力？可是现在的主流观点是反对做这种努力，还批评这种努力，在制度没有完善以前，全社会就该堕落！尽管我与他们在硬约朿的建设方面没有分歧，但在这方面存在很大分歧。原因是持这种观点的人大都是西方文明派，主要是自由主义或者制度学派。而茅于轼先生与一些学者则是例外，赞成硬约朿，也非常重视软约朿。
第二、关于人的普遍性与阶级性问题。德刚提出了恩落斯对费尔巴哈道德论的批判，这可以说是普世价值之争的源头。费尔巴哈从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的命题出发，用“人性”代替“神性”,用人本位取代神本位。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认为，幸福是一切生物根本的和原始的追求,从利己主义“爱自己”出发实现对于他人的义务，就是“爱他人”。既然人要实现幸福，必须从爱自己到爱他人，费尔巴哈就将爱提高到神圣的地位,让爱成为社会生活的中心和道德的基础。宗教提倡爱“神”，费尔巴哈提倡爱“人”，并且进而认为让爱“人”成为宗教。作为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恩格斯自然不能容忍，批判费尔巴哈用“漂亮的文句来代替科学的认识，以因‘愛’而解放人类来代替因生产之经济的改造而解放无产阶级。”马克思主义从价值目标来说，要实现人的自由、解放，《共产党宣言》中说的“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同样源于人本主义，强调人的普遍性。但从实现途径来说，要发动无产阶级革命，推翻资产阶级统治，消灭产生人与人不平等的经济根源---私有制，马克思主义更多强调人的阶级性。马克思主义在俄国、中国的胜利，演变为列宁、斯大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在夺取政权后依然强调阶级斗争，而且认为资产阶级因为被推翻而企图复辟，斗争逾来逾激烈、残酷。所认，不忘阶级苦、煽动阶级仇一直成为主旋律。对阶级敌人的斗争从镇压地富反坏，到反右、到揪党内走资派、一直到亲密战友，人人几乎都可成为阶级敌人。人与人之间不能爱，要爱只能爱毛主席。当时的中国，也只能爱“神”，而不能爱“人”。改革开放，邓小平强调发展是硬道理，中国人可以不用爱“神”了，变成爱“钱”了。经济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但问题也越来越多。胡锦涛为首的党中央提出以人为本、和谐社会，就是向马克思主义人本论的回归。道理很简单，斗争、革命、发展、改革、开放等等都是手段，都是为了人，为了人的终极追求---幸福。马克思主义只有回归到普世价值上来，才有可能被世界所接受，成为解放全人类的思想武器。可是一讲普世价值，传统马克思主义就搬出阶级性来反对。请这些“马克思主义者”先批判《共产党宣言》的这句话：“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在阶级社会里，有资产阶级自由，就没有无产阶级的自由，哪里有“每个人的自由”？而恩格斯恰恰把这句话解释为：在马克思和他的著作中，最适于用来表述“未来的社会主义纪元的基本思想”。再追问下去，每一人追求自由发展为什么？这就是为了幸福。所以，费尔巴哈把幸福作为人的终极目的没有错，不过他表述为一切生物的目的，没有对人与生物作区分。可恩格斯反驳说：“是从什么时候起,这种权利曾为人人公认呢,可否说在古代的奴隶与奴隶主之间,或在中世纪的农奴与贵族之间大家都有享受幸福的同等权利呢？被压迫阶级的追求幸福的意向,不是冷酷无情地并‘在法律的基础’上面作了统治阶级的这种意向的牺牲品吗？”人的终极目的是追求幸福，应该享有追求幸福的同等权利，而事实上这种权利不平等，这就带来变革社会、推动进步的动力，而不能以存在阶级压迫为由否认人的终极追求。人的价值追求与社会现实是两回事，不能用事实来否认价值。如果说，恩格斯当时有推动革命的需要，那么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还是强调人的阶级性，作为坚持专政的理由。今天仍坚持这种阶级论，想干什么？是发动今天的工人农民重新起来革命，推翻共产党领导呢？还是鼓动现政权镇压不满的民众呢？鼓吹普世价值论者，其中普世价值的政治论者企图推进政治改革，但往往对普世价值的道德论不感兴趣。而我写的宣言既是普世价值的道德论，也为普世价值的政治论奠定了基础。德刚认为同“建立规则的距离太大了”，恰恰相反，如果爱自己、爱他人、爱大家达成社会共识，为建立规则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德刚说：“现实社会的人们是极不平等的，财产占有、社会地位各方面极不平等。你说爱，实际上根本不可能做到。”这样说来，人类社会哪年、哪月、哪天能实现财产占有、社会地位的平等，又哪年、哪月、哪天能倡导爱呢？现实世界中，人是有爱的，可大都是爱钱，或者是爱抽烟、爱喝酒、爱逛街、爱赌博……而缺乏的是真正为了自己的幸福的爱，也就是爱自己、爱他人、爱大家。
第三、关于对幸福问题的理解。我不想就此展开讨论，我只想说，幸福问题已成为世界关注的热点，不丹、泰国、英国、澳大利亚先后提出了幸福指数。幸福经济学成为最新学课。英国选举以“幸福政治”作为竞选口号。世界研究幸福问题的专家在罗马开会讨论幸福的度量。
幸福问题同样尖锐地摆在中国人面前。经济快速增长，人民并不幸福，反映在精神健康上迅速恶化。中国1亿人心理有问题，严重精神病患者达1600万，在疾病排名中已超过心脑血管、恶性肿瘤，居于首位。全国每年有28.7万人死于自杀，每2分钟自杀9人，其中8人未遂，自杀率是国际平均水平的2.3倍。深圳是全国最富裕的城市，每年2000人自杀，精神障碍率十年间增加了100倍。可是我国的学术思想界对幸福的认知与普通民众没有区别，根本就不重视，远远落后于世界的研究水准，也对我国民众精神状况不了解。而执政当局依然以发展为第一，GDP为目标。而国际社会提出了叫GNH的国民幸福总值，也许有一天中国成为GDP世界第一，而GNH成为世界倒数第几了。到那时，我们又落后，人家不比GDP了，玩GNH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