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2009年度还没充分展开，但话语生产的传统，却已经预先将它与各种各样的议题勾连在一起了。改革开放30年的余波，共和国60年的庆典，五四运动90周年的记忆，都可能成为话语生产的集散地。但无论如何，由美国次贷风暴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及其持续的影响，将构成谈论这些议题的背景。事实上，从相似的历史情景中寻找现实应对经验的知识路径，可能也很自然把人们关注的目光引向1929年的资本主义经济大萧条，而其从爆发到现在也恰恰80个年头了。如果说依附于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的发展主义意识形态与这次金融危机的爆发有着密切联系的话，那么我们不难发现远在80年前的资本主义经济大萧条不是压抑了而是助长了自资产阶级革命以来便被积极推行的发展主义意识形态，似乎也正是这一意识形态，维持了危机重复发生的可能性。
我们知道，1929年的资本主义经济大萧条引发了“红色革命”风暴及各个资本主义国家的凯恩斯主义转向，并在二战之后延续了将近半个世纪的冷战格局。然而，这中间经济发展却一直是两大阵营及其阵营内部各个国家较劲的最基本的筹码，其结果，革命与民族主义运动退潮，冷战格局随之解体，而这一发展的意识形态，却没有因为“历史终结论”的叫嚣而偃旗息鼓。相反，倒在新自由主义的主导下，在全球化与民族国家的对立冲突中，以扬弃凯恩斯遗产的方式越发强化起来。事实上，我国自从被“船坚炮利”的“西方列强”打开国门之后，也一直以各种方式寻求现代化的发展道路。尤其是自“改革开放”以来，以西方为借镜，学习西方的科学与民主经验，就更加成了不变的“主旋律”。到了1990年代后，尽管有过多种多样的争论，但无论新自由主义还是各路左派言论，它们的区分不在于发展经济与否，而在于谁的方针能给此目标的实现带来更多的希望和可能。那么，究竟通过什么途径才能达到这一目标，却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对于我们这个“后发现代化国家”而言，既有追赶欧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超越式发展理想，又有寻求另外一种发展途径的强烈诉求。这就决定了发展的意识形态中流露出一种对全球化的资本主义体系既迎还拒的矛盾态度。但无论如何，发展是可能的，只要我们方向正确，这似乎成了任何争辩都不能改变的基本的价值预设。
然而全球性的金融危机却在这种发展信仰中不期然而至了。对发展的迷恋就很自然地会引发了对可能发生的退步的恐慌。这来自于我们对发展的理解。沃勒斯坦认为，社会发展的观念首先来自于有机生物体生长过程的比附，一切有机生物体都以某种方式开始生命，然后生长或发展，到最后的死亡。民族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也以某种方式从某一点开始成长，但却很少人——尤其是对那些后发现代化国家的意识形态而言——致力于探讨发展之后会怎样，而只将注意力集中在这个发展序列的中间阶段，即所谓的“假设的增长过程”。所以与中国的传统思想中的循环论不同，社会发展对有机生物体生长过程的比附是不充分的，它更喜欢倾向于认同一种算术法则，认为发展就意味着更多，意味着线性的无限延伸。尽管无限不可企及，但总可以想象不管今天得到的是什么，明天一定会拥有更多。这无疑是让人感到欢欣鼓舞的。不过，在这个过程中，一个社会的相对问题却也同样不容忽视，那就是世界总有些国家或个人“已经”比你拥有的“多得多”，而对发展的笃信，则只能面临一个“迎头赶上”的选择。
但日常生活常识，却告诉我们世事无常，对个人而言，表现为顺逆变幻。顺境就是说我们觉得拥有的比过去增加了，至少是这种可能性增加了，而逆境就是我们觉得或害怕拥有的减少了。对一个民族国家的经济体而言，则有时是经济扩张期的繁荣，有时是经济收缩期的停滞与萧条。如果在经济的扩张期，无论对于处在高端的发达国家还是处于低端的发展中国家而言，发展都是一个融合着权力和享乐的欲望实现的神话。那些发达国家养尊处优和发号施令的同时，也不排除可能因为“高处不胜寒”，对于发展到最后的“虚无”感到恐慌，从而设计出一套“反思现代性”知识，并利用其置身发展高端的权威身份，将这一知识迅速散布到全世界。这似乎便是种种质疑现代化发展逻辑的自然生态视域的来源，而本土的文化守成主义和对抗经济发展的工具理性的人文生态视域，也总会不失时机地与之联合起来。结果在处于现代化低端的发展中国家知识分子中间产生回声并展开名目繁多的争议。但是，致力于发展的主流意识形态尽管为了安抚这种争议而在话语层面预留了“发展与治理”的讨论空间，却在整体上满怀希望地沉湎于一种GDP迷恋，相信会在中长期内赶上去，从而荣幸地成为发达集团中的一员。
如今的这场金融危机使得无论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面临了一种经济收缩期可能到来的恐慌。但相比发达国家的担心从高处掉下来，发展中国家对于可能从低处再滑入可怕的深渊的焦虑，可能要深刻与紧迫得多。单就中国及其国人认同而言，无论是经济总量还是连续多年来的GDP速度，都倾向于作出其在全球的金字塔格局中快速跃升的判断，但与发展中国家的定性相一致，其“赶超型”的发展逻辑也同样深入人心。如此以来，面临这场突如其来的金融危机，我们可能会同时感受到可能“从高处掉下来”与“向深渊滑下去”的双重焦虑。
这不仅是社会心理层面的问题，同时也是经济结构层面的问题。而由此可能引发的学术争论，在国内知识界话语惯性的约束下，对发展给予意识形态幻象的定位并从整体上质疑的声音注定将是边缘性的。但是，对于如发展模式的选择、产业结构的调整、出口导向经济的转变、计划与市场的边界的游移、依附全球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及依赖“美元霸权”的反思等，这些似乎早已是陈词滥调的话题，也许会在如何保障国家经济生态安全的角度焕发出新的生机。例如，这里不妨发明“全球经济地震效应”这个概念，就是说这次的金融危机是从欧美尤其是美国这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爆发，它们自然处于“震中”位置，但与地震波的破坏力相似，这次金融危机可能会对经济地震圈中相对边缘的一些民族国家的经济实体造成更大的破坏。尽管这是一个比附性的说法，但如果充分考虑到欧美这些国家抗击经济风险的实力、发展中国家对“美元霸权”和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的被动依赖这些因素，这次的金融危机倒是真有可能对欧美这些国家无伤大碍，而令一心致力于“追赶”它们的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实体元气大伤。
尽管我们目前还很难估计这次金融危机还会持续多久以及影响多大，但依照这种“经济地震效应”，最有可能遭遇灭顶之灾的应该是那些被“绑”在发展主义这辆战车上的弱势群体。任何经济上的震荡，都是对最弱势的人产生最具破坏力的伤害。所以，农民工以及和农民工联系最为紧密的一部分人，是最有可能受到这次金融危机的冲击。而我们这个社会对这一部分人的救助机制恰恰又是最不健全的，甚至可以说，他们自身完全没有抗击风险的能力。需要指出的是，所谓与农民工联系最为紧密的一部分人，不但包括需要他们赡养与抚养的老人与小孩，而且包括他们的接近成年的子女，尤其是那些从身份上来讲因为考上大学而摆脱了农民身份，现在却遭遇求职寒冬的农村来的大学生。国家对大学生就业问题的关注程度是很高的，解决的办法却是非常有限，而且没能把这部份农村出身的大学生的就业难题区别对待，这是极为不妥当的。大批农民工失业返乡是一个问题，而农村出身的大学生如果找不到工作，问题的严重性恐怕要翻上几番。
我们知道，发展不仅会在民族国家的层面上造成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不可避免的结构性差距，而且这种差距在民族国家内部也同样会产生。所以，正如沃勒斯坦的疑问所表明的，对于致力于发展主义的意识形态，尽管有多种多样的质疑声音，但问题不在于生产力的发展是否引起资产的累积及财富的剧增，因这是毋庸置疑的，也不在于这样的增长是否使全球的中间阶层获利，因为这答案也是肯定的。问题在于有没有造福于大多数人，尤其是那些本来就在国家经济格局中处于弱势的农民。他们究竟是在以工业化和城市化为导向的经济发展中获益了，还是受损了，而即使他们在这个过程中也有所获益的话，则是否是以他们与处于财富的金字塔中上端的人的差距急剧加大为代价的？从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的发展来看，发展主义的确是以牺牲这部份人的利益为代价的。
据沃勒斯坦的研究报告，1945年以来，资本主义全球经济的架构主要有两点变化：生产力的绝对发展意味着全球从事第一部类产品生产，包括粮食产品生产的人口比率急剧下降；制造业的绝对发展及第三产业的绝对与相对发展导致全球城市化的势头无法遏止，而农民在这个过程中迅速无产阶级化，并且越是经济停滞的时候，这种农民的无产阶级化的趋势越是加快。在中国，农民的这种无产阶级化趋势，是以进城打工的形式出现的。在目前这种情势下，我们几乎所有的人都被抛上经济现代化的流水线，自然，“到城里去”也已经不是可能或不可能的问题了。农民被绑上了发展主义的战车，似乎再也不可能回到他们曾经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耕状态了。但因为特殊的“户籍”制度的存在，及其所维护的城乡发展的二元对立格局，尽管近20年来我国真正从事粮食生产的人口在急剧下降，绝大多数从中转移出来的人们却还拥有一个农民身份。对这些在大城市打工谋生的“农民工”的生存状态的关注，似乎早已成为当代社会学中一个的显学，不仅国内的知识分子展开了广泛的研究，而且国外学者也积极介入。研究的内容也五花八门，从工作性质和范围到劳动报酬和保障、从文化心理结构到区域文化认同、从租住环境到饮食结构、从社群交际到欲望需求，以及他们与乡土的联系与子女的教育等等，应该说都有较为丰富的研究成果，但所有这些研究，在当前的金融危机冲击中，似乎都应该让位于他们的就业或再就业问题了。
应该说，发展主义路线的背后有两个主要的诉求点，其一是发展意味着社会内部更大的平等，也就是以发展来促进公平，其二是发展意味着经济增长，也就是“赶超”欧美等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这两个目标看起来相互关联，但更多的时候却是相互矛盾。在经典的马克思主义看来，或者说从毛泽东的思想表述看来，后者应该服务于前者，但内在于两者的结构性矛盾，却在改革开放30年的发展中越发突出起来。尽管在理论表述上，现代化的发展主义意识形态也坚持了这两种诉求，认为坚持经济增长以赶上先进与实现更高级别的平等之间可以相得益彰。对于这中间出现的种种不公现象，则解释为暂时现象，是发展中不可避免而最终都会因为发展而得到解决的问题。我们不怀疑这种意识形态的真诚态度，这种真诚甚至可以上升为一种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理想的信念。然而，正是这样的真诚与信念，构成了发展主义至高无上的幻象。齐泽克说过，在意识形态空间中，幻象具有极度的含混性。幻象从正反两个方面起作用，它封闭了选择的实际范围，同时又维持着虚假的开放空间，从而制造出假象，仿佛被排斥的可能成为现实，仅仅由于临时出现的一些情况才使这种可能没有发生。在发展与平等这对结构性矛盾中，对平等的幻象维护着发展至上的合理性，而之所以平等没能伴随着发展到来，只是因为各种偶然的情况，如经济基础薄弱、城乡和地区发展不平衡、教育程度高低不等、全球整体经济形势变化等，才使得期待中的公平没能出现。这时候幻象的作用就是维持错觉，让人们以为公平就在不远处招手致意，而现实中的不公平仅仅是因为这些意外情况的存在。这就模糊了一个事实，必然会有意想不到的临时情况发生，这个必然性就存在于社会的基础结构中。
那么，发展仅仅是一种幻象？它有没有可能成为指路明灯？对此，沃勒斯坦的回答是局限在发展中国家如何挑战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上面。他认为依附于这个体系只能维系这个资本主义体系的持续存在，而这个体系的存在，是以居于中心的资本主义国家的繁荣和居于边缘的发展中国家的落后为标志的，并且越是发展，繁荣与落后的差距越是明显。从这个意义上讲，发展只能是一种幻象。改变的可能只能是“本地及局部要求提高实际收入，即生产地的生产者在全球不受控制，在政治上动员起来，经济上要求重新分配”，这样也就把维持国家及世界的现状的既得利益者最厉害的武器解除了，这个武器就是把捆绑在发展主义上的弱势群体在政治上分化隔离及呼吁他们国家作出牺牲。沃勒斯坦否定了与资本主义体系抗衡中国家的作用，这在我们这里似乎是不合适的，而他的合理内核却在于对发展主义中的平等的突出强调。必须把平等作为前提，而不是作为后果。在发展与平等的结构性矛盾中，一旦发展作为前提而被置于优先的地位，平等就只能沦为一种幻觉，一种错觉，等待它的只能是“被排斥的可能成为现实”的“空洞的姿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