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看到这个标题，千万别以为农民上访是因为维权意识增强了，所以“爱”上访了。这样的结论可能太简单了，或太自以为是了。
一、“海里”人的困惑
在“海里”工作过的一个朋友这样对我感叹：
80年代，中央领导每天都问是否有农民来信，每天都希望能多收到几封农民来信。80年代到北京上访的农民就更是鲜见了。虽偶尔有农民来北京上访，但问题转交给地方后，很快就解决了，基本上没有重复上访一说。可是，进入90年代后，农民上访信件像雪片一样飞向北京，“海里”每天都收到好几大（麻）袋，多得没法处理。90年代进京上访的农民更是一年比一年多，每天数以千计。重复上访的“钉子户”和“专业户”令接访人员头痛不已。后来，“海里”工作的朋友跟我说：直到看了你写的《我向总理说实话》后，才明白“农民负担重”是90年代农民上访越来越多的主要原因。
最近几年，中央对解决三农问题确实花了不少钱，农民种地不要钱了，还给粮食补贴；义务教育不要钱了，还给补贴；计划生育政策也开始了向“以奖为主”转变；看病不仅方便了，报销比例也越来越高了；老有所养也逐步在实现；家电下乡有补贴，购买农机具有补贴，使用良种有补贴，就业培训免费……等等，好政策越来越多。按理说，农民应该没有什么不满意的了。可是，农民越级上访的势头并没有根本性转变，当下，阻止农民上访却成为了很多地方乡镇干部的第一要务，“接访”、“截访”、“劫访”也成为了各地县市驻京办的主要工作之一。
“农民为什么越来越“爱”上访？”“海里”工作的朋友问我：“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二、80年代农民为何不上访
要回答90年代以来农民为什么“爱”上访，首先要回答80年代的农民为什么不上访。
我80年代初期就在公社工作，到2000年离开乡镇，十几年的感受和“海里”朋友是一样的。80年代，到乡镇政府来上访的农民几乎没有，偶尔有上访的，主要是要求“平反”的，也仅仅只是请乡镇政府开个身份证明和介绍信而已。
80年代发展乡镇企业要“征地”，搞小城镇和基础设施建设也“征地”，土地还“增人增地”“减人减地”频繁变动；此外，种地还要交公粮水电费和粮食定购任务，农民实际负担也不轻。80年代农民为何不上访呢？我认为可能有如下主要原因。
第一个原因是农民收入持续增加。家庭承包经营、多种经营发展、多种所有制并存、市场交换和双轨制、城乡流通、乡镇企业发展、农民进城等等，这都是1978——1990年发生的重大变化，每一个变化，都是扩大农民权利，增加农民收入， 1985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达到历史最小水平1.7：1，农民普遍受益。
第二个原因是“大小队或村组”是农民的“集体”，是真正意义上的村民“共同体”和“自治体”。“集体”、“共同体”和“自治体”的内涵是什么？共享统一水系和水利服务，共享教育医疗服务，共享农业技术服务，共享村社企业提留，共享土地所有权收益，共享国家计划物质，平均分担水利、道路等基础设施建设义务，并且分年平衡社员之间的各种权利义务—— “结平衡账”。可以理解为“有权利同享、有义务同担，集体决策和埋单，AA制到户到人”。特别是 “结平衡账”最为关键，民主、公开、参与、监督、公平等等，都在结“平衡账”中得到实现。一年一度的 “结平衡账”，可是村子里的大事，每个组都会派出明白人——联户代表，集中办公十多天，包村乡干部自始至终都参与和领导。决算出来后，要召集群众大会，该签字的签字，该画押的画押，该出钱的出钱，该进钱的进钱。群众参与度高，很多问题现场解决，在解决问题中达成新的共识。这种以“结平衡账”为主要形式的“共同体自治”就基本上避免了村民上访。即使有极少数村民认为“平衡账”结的不公平或对主持“结平衡账”的乡村干部的工作作风不满，顶多到乡镇政府上访，乡镇信访干部对照县乡政府的文件精神加以解释、安抚，并承诺向主要领导反应情况，有意见的村民一般会都会满意回家。对于群众反应在“结平衡账”中存在的严重违反政策的情况、或干部作风粗暴的情况，信访干部会将情况反应给乡镇主要领导，提请党委政府“月度办公会”纠正。这样就避免越级上访了。
不了解80年代农村治理的人可能不太明白我说的“结平衡账”是什么？我这里举例加以说明。例如：李村1985年年初因为发展乡镇企业占用了李昌平家10亩承包地，村集体每年得到该企业上缴提留5000元，这5000元属于全体村民集体共享，但集体要代李昌平完成10亩承包地的公粮水电费和粮食任务，年底要给李昌平10亩承包地的经济补偿，或在村组机动地中安排李昌平下年的10亩承包地，或继续补偿直至在下一轮土地调整。又如，李昌平家的宅基地为1亩，全村为户平为0.5亩，李昌平应该按农田负担标准向村集体上缴0.5亩的负担。如果李昌平家的宅基地只有0.2亩，李昌平应该得到0.3亩基本农田承包费的补偿。再如，1985年全村人均水利工10个，工价为10元/个，李昌平家5口人，应该出工50个，但实际只出了25个，家庭成员中有教师1人，补水利工20个，实际缺工5个，就应该出钱50元。通过结“平衡账”，谁都不会为承包地多少或宅基地大小或出工不均等等众多琐碎的事情而上访。如果没有“结平衡账”的机制，村庄“共同体”内发生的无数琐碎的公共事务都是导致村民上访的事由。
再如，赵家住在村里，不是农民，没有种地，但有孩子在村小学上学。赵家如何负担村小学的教育开支呢？一般的做法是70％的村小学开支按照学生数平均负担，30％在村提留中列支。如果村小全年开支10000元，按学生人数分摊7000元。如果学生有100人，人均分摊70元，赵家如果有2个孩子在村小上学，就应该负担140元。80年代的村小是村两委管理的，收支两条线。80年代也没有拖欠教师工资一说，更没有为教育欠债或乱收费而上访的。赵家类似教育开支的还有村内的道路建设和维护（或渡船或桥梁开支）开支，泵站建设和维护开支，祭祀或年节开支，墓地建设和维护开支，风水（包括饮用水源）的维护开支，窑场的维护开支等等。村庄共同体其实是有非常丰富的公共生活的，都是需要的。如果因为怕“结平衡账”麻烦而将村庄共同体的公共生活家庭化或“散伙”，这就相当于将城市社区或街道的道路、自来水、下水道等家庭化或“散伙”一样，不仅不能省事，只会导致更多的不便和麻烦、甚至冲突，因此而上访的可能比村民更多。
80年代的农村，农民上访虽少，但农民代表吵架、甚至打架是不少的。每年“结平衡账”的期间，各个村民小组都有代表（最精明和明白的人）参加，最初和最后的2－3天就是吵架、甚至动手打架，主要是为确认公共事项及其负担标准而吵架或打架。如需要做多少事，需要安排多少钱，人和地的负担比例是多少？需要安排多少工，1个工值多少钱？教师、医生和村干部工资如何定、补助多少水利工？平均每亩地或每个人负担多少钱？好地和次地的负担标准如何确定？开支是否符合规定？不合规定的开支以什么标准（折扣）从干部工资中扣回……等等。每年都制定标准，每年都有违反标准的，每年都有说标准不合理的，在决算之前和之后的两三天，几乎是夜以继日的吵架、甚至动手“打架”。往往是吵架吵累了，吵“服”了，“打架”打得没力气了，才达成妥协的。决算方案和下年的预算方案出来后，签字画押，张榜公布。80年代一年一次的“结平衡账”，全县统一部署，是乡村干部最重要的工作。包村干部不协助村里结完“平衡账”，一般是不准按时休假过春节的。我80年代当乡书记时，常常腊月29才回家过年，因为要协助“落后”村赶在除夕夜前结完“平衡账”。不结完“平衡账”不过年，几乎是80年代基层工作的“铁律”。
第三个原因是80年代的基层党组织和政府是以追求公平为核心价值的。如“增人增地、减人减地”，“结平衡账”，平均分配计划物质，平均分配社队企业收益等等。基层党组织和政府始终将公平放在第一位的。我记得我83年1月到公社工作的时候，“公生明”是我的“师傅”给我授的第一招。80年代也扶持专业户、万元户发展，但只是多一些贷款指标（但没有利息优惠）、多一些承包地（但没有承包费优惠），并没有“财政补贴”、“减免税费”、甚至“土地不要钱”、“一毛钱转让企业”这样“雷人”的“非法激励”措施。党和政府只有追求公平、公正，才能保证“公仆”们不做“合法”的“糊涂事”和“腐败事”，农民自然没有太多的“不公平”感受和“不公正”待遇，上访当然会少了。
第四个原因是乡村的“一把手”都没有“过分”的特权，同事关系、上下级关系有原则。1983年初，我是公社团委书记。记得有一次在公社机关支部生活会上，通过例行的“计划指标唱票”暴露出来了公社书记将两袋尿素指标和半吨钢材指标关照了他家亲戚的问题，公社书记先是在党委会（80年代有团委书记列席党委会的规定）上做检讨，一次检讨没有通过，二次才通过，第三次检讨是在机关支部生活会上做的，每次检讨都是站着的，通过了才可以坐下。很多年青人或许会认为这是个案，不是的，80年代的党内民主生活就是这样的，是普遍现象。
1985年我当乡党委书记时，非常“畏惧”村支部书记，因为村支部书记和乡党委书记都依据《党章》工作，村书记们动不动就拿《党章》在会上对乡党委“发难”，稍有不慎，可能导致乡党委召开的支部书记工作会议演变成“讨伐”乡党委的会议。在80年代中期，如果有党员在工作会议上或生活会议上拿出《党章》为自己辩护或指出某领导的行为、言论或某项集体决策违背了《党章》，该党员是可以理直气壮的，他的意见是要认真对待的。没有人会认为这样的行为是神经质的，更没人领导人敢无视他的意见和存在，是必须严肃对待的。也许有人会认为这是“骄矜”，其实不然，我们是一党领导的国家，各级党组织和政府之间是领导和被领导的关系，没有竞争机制和制衡机制，如果没有《党章》和《宪法》神圣不可侵犯的原则，我们的党和政府就会被无数的“一把手”变成专制人民的工具。
由于80年代党员和党组织心目中有《党章》，所以同事关系、上下级关系是有原则性的，工作是原则的。上下级之间和干部之间都坚持原则工作，一般不可能会有农民“上访”的。
第五个原因是干群关系是有原则的。再80年代，农民是可以成群结队到乡政府“敲锣”鸣冤的，是可以在乡政府贴“告状书”和“请愿书”的。80年代“刁民”多，但不叫“刁民”，叫“有觉悟”、“敢于斗争”。干部被群众“敲锣”了，贴了“告状书”，很丢人的，这样的干部想提拔就难了。1986年我任周河乡党委书记时，有一天晚上，乡党委副书记在乡直部门干部家里打麻将，被几个农民党员和群众抓了个正着，连夜将牌和钱直接送到了上级纪委，上级不得不将乡党委副书记撤职处分了。参与抓副书记打牌的群众党员年底还被评为全县的优秀党员。80年代党员群众为什么敢抓副书记打牌赌钱，并将赌资和赌具送到上级纪委呢？这样的问题，现在确实是个问题，但在80年代没有人会这样问。
2003年我在《中国改革》杂志社工作时，每天都接待数十位全国各地来北京上访的党员和群众，都说现在的干部几乎天天都“花天酒地”“打牌赌钱”等等，我说你们为什么不在他们做坏事的时候把他们抓住送官，基层党员群众说：过去可以，现在想都不敢想。腐败干部“打牌赌钱”“花天酒地”随他们去吧，只求他们不害我们就行了。
在80年代，群众是很“怕”认真的干部的，干部也是很“怕”认真的群众的。这两“怕”和两“认真”就决定农民上访不会多了。
总而言之，80年代农村经济是在不断完善农民家庭和村社共同体生产经营自主权基础上的发展；80年代的农村治理是以不断完善村社“结平衡账”机制为核心的乡村自治；80年代的乡村社会发展是以共产党追求公平正义、共同富裕和官民平等为核心价值的官民共建。80年代农村的土地集体所有制、集体经济基础和村民自治的上层建筑是配套的，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是相互促进的，党的领导和村民当家作主的目标是一致的。80年代是权力下放的时代，基层享有比较充分的发展权和治理权，党的领导权落实在基层——为农村经济发展、社会建设和民主自治提供坚强领导。这些才是80年代农民不上访的根本原因。
三、90年代农民为何“爱”上访
进入90年代后，乡镇政府几乎天天都有喊冤叫屈的农民。越级上访者也越来越多，几乎每天都有从上级批转下来的信访件，
每月都有上级党政机关命令乡镇政府派干部进城接上访者回乡的事情发生。
90年代农民上访多了起来，一般都会认为是农民负担过重和征地所引起的。这没错，但不准确、不深刻、不全面。负担重不一定引起上访，80年代如果将“剪刀差”算进农民负担，其实际负担比90年代轻不了多少；再说，90年代的负担未必比人民公社负担重，公社时期鲜见上访和信访的农民，但提意见、要求和批评建议的农民是不少的。80年代乡镇企业、社队企业飞速发展，“征地”自然比90年代不会少，但却鲜见农民为“征地”上访的。实际上，每个时期都会有每个时期的矛盾，谁制造了矛盾？矛盾出现了，谁解决、谁有权和力解决？恐怕是上访与不上访的关键。
我以为，90年代农民上访急剧增加，与农村几个基本制度的改变有密切关系。
一个是土地村民集体所有权虚置，导致村级自治权丧失存在的经济基础，农村基层组织不仅丧失了化解矛盾的功能，还成为了矛盾的制造者。
学界和政府高管中的很多人都很赞成村民自治制度，但同时反对或积极推动虚置土地村民集体所有制、甚至极力倡导消灭集体经济。其实，村民自治制度和土地村民集体所有制及集体经济，这两个基本制度是一个硬币的两面。是治权和产权的关系，也是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关系。80年代之所以出现村民自治制度，因为80年代以土地村民集体所有为基础的“双层经营体制”和“交足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才是自己的”的分配制度，保障了村级治权及其经济基础的统一性，同时村办企业和乡镇企业蓬勃发展，村里比乡里有钱，乡里比县里有钱，巩固了村级治权的经济基础，这就有了县和乡镇、乡镇和村“分灶吃饭，递增上缴”的财政“包干”制度及其分权治理制度。村民自治制度就是这样起源的。我们不难发现，村民自治制度的存在基础，是村民组织（集体）分享土地农用地租和非农用地租——土地村民集体所有制。但从1986年开始，土地村民集体所有制开始发生“和平演变”了。
土地制度的第一次重大变化是1986年开始推广贵州湄潭实验区“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的“经验”，贵州湄潭“经验”是在实验不到两年的情况下取得的，是没有经过检验的“经验”——实际是主观判断，其目的就是要虚化土地村民集体所有权、实化家庭承包权。这样做的结果是“无地村民”和“有地市民”越来越多——“不公平”日积月累，同时“结平衡账”的机制逐步瓦解，村级治权（村民自治权）逐步走向名存实亡了。
与“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几乎同步的是1987年国土局成立了，《土地管理法》出台了，土地制度发生了一个根本性的变化，即村民集体作为土地所有者分享土地非农用地租的权利被剥夺了，村级组织的收入下降了。但政府下达的农民负担却在逐年增长，国家承担的教育、基础设施建设等义务逐步下放，各种达标活动都以“人民事业人民办，办好事业人民”堂而皇之登场，导致村级“债务如珠峰”。全国数十万村级组织，背负数千亿巨额债务，不得不在农民身上打主意，农民负担日益加重——“负担如泰山”，村级组织由“村民自治主体”——“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者和“自我服务、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者，逐步演化成为了“麻烦制造者”，这就是90年代以来的农民上访的主要原因。
二是地权和财权上收，事权下放，乡镇政府不仅不能解决村级组织制造的麻烦，自己也成为麻烦制造者。
90年代初期，农民上访一般只上访到乡镇政府，最远也不会超出县级。但随着80年代后期开始 地权和财权上收，事权下放的“改革”不断深化，乡镇政府和村级组织成了“一路货色”了——麻烦制造者。88年后，乡镇政府不能便利的拿地发展乡镇企业了，但同时期国家转向“外向发展战略”，只给沿海地区诸多优惠政策，导致了中西部地区乡镇企业处于不平等竞争环境之中，再加上90年代农民负担日益加重，导致中西部农民购买力快速下降，中西部地区乡镇企业出现了生存危机——产品没有了市场。这使中西部地区乡镇财政收入大幅下降，但财政“包干上缴”却没有丝毫改变，不仅如此，县级政府还将大量的事权压给乡镇，使乡镇财政雪上加霜，中西部数万乡镇政府也出现了数千亿债务。随着农业税的取消，乡镇政府的财力更加枯竭。这样的情况下，乡镇政府“被迫”成为不得不“非法生存”的“自利性”政府，常常打着“改革”“创新”的旗帜，交替使用“合法加害权”和“非法激励权”，向农民和乡村企业转嫁负担、并侵占农民的土地、矿产、森林、企业等财产。乡镇政府不仅不能治理村级组织制造的麻烦，自己还“强制”和“激励”村干部伤害农民利益，制造麻烦。在农民的心目中，乡镇政府可能比村组织还“不可靠”、“不可信”。农民自然只有进城越级上访了。
三是县以下的治理体制由80年代的“以块为主”转向90年代的“以条为主”，条块分割，相互推诿。
进入90年代，“依法治国”强力推进，部门法规越来越多，中央政府通过部门集权越来越强，80年代以块块为主的治理体制演化为以条条为主的治理体制，乡镇政权被部门权利肢解成了碎片。部门权利只从农民身上抽血，并不受农民民主权力的任何约束，几乎没有服务，而乡镇政府却成为了部门的撒尿桶和农民的出气筒。
例如，农民做房子，要去县土地局和规划部门办手续，办手续得花一笔不小的钱。土地本来是农民集体所有的，农民做房子的宅基地要交钱给土地部门和规划部门，土地部门和规划部门拿农民的地赚农民的钱，只要农民肯多花钱，宅基地就大大的批；钱花的少，宅基地就小。由于村级在农户占用宅基地上“结平衡账”的自治机制被部门法规判决为“非法”了，部门权力并不受村民任何约束，自然会产生不公平和腐败！农民当然只有上访。而没钱的农民，干脆不找土地和规划部门办手续，一般会偷偷做房子，如果一旦被发现或遭举报，农民就会被抓到县土地局或规划部门处罚。处罚过重或不公，如果要上访，当然不会找乡镇政府，至少要找县以上的党政机关。如果被罚农民与“举报”农民发生冲突，事闹大了，要找法院，一般的农民是没钱进法院的，就只有上访了。如果农民之间发生的是小矛盾，就得找乡镇派出所，派出所会认为土地和规划部门收钱不办事，自己不是给土地局和规划部门擦屁股的，这样小事也会拖成大事，会“拖”出更多的上访。农民为宅基地上访，本来与乡政府关系不大，可上级政府不会也无权追究垂直管理的土地部门的责任，只会对乡镇政府实行“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一票否决”，乡镇政府除了“截访”、“劫访”，没有别的办法，乡镇政府也真是冤枉啊！农民做房子这事在80年代，根本就不会有事儿，年轻人结婚分家了，村集体就会为其分配宅基地和自留地，宅基地和自留地大（受环境限制，大小不可能是均等的），就多出钱（和农田承包费差不多）或减少承包地面积，宅基地和自留地小，就少出钱或增加承包地面积，农民一般都不会多占宅基地和自留地——节约土地。如果有不公平之事发生，顶多到乡镇政府上访，乡镇政府会责成乡镇包村的干部在年终结“平衡账”时了结。80年代，在农民做房子的事情上，乡政府依据乡村发展规划管理就是了，农民照规划做房子就没事了。为多占宅基地或占地不均而上访的事情，几乎闻所未闻。而土地部门依法管理农民宅基地——现代制度，不仅不可能导致农民节约土地，恰恰相反，只会导致农民拼命攀比着要大宅基地——浪费土地，还制造出一大堆不公平，导致农民上访。
现在村民做房子不仅违反规划多，多占宅基地的更多。对此，村集体 “结平衡账”的办法也被部门法规判决为“非法”了，乡镇政府也没有了合法职能和办法解决这些问题，土地等部门虽然有职能和办法，但一般都只使用收费和罚款的职能和办法，占地“不公平”依然“不公平”。事实上，也只有村民“不公平”占有宅基地越严重，土地等部门收费和罚款才越多，何况所占的地不是土地部门的地——而是农民共同体的地。农民为占有宅基地不均而上访当然只会越来越多了。
因为强制征地或补偿不充分或补偿不均要上访，因为宅基地占有不均要上访，因为承包地多寡要上访，因为水利服务不均要上访，因为农户之间种植作物相克要上访，因为邻里纠纷要上访……过去村组织和乡镇政府可以避免发生的矛盾和可以解决的矛盾，今天统统都得往上走——通过条条治理。这也是农民越来越“喜欢”到北京上访的主要原因。
四是党在基层的领导权被虚置了。一党制下，如果党在基层的组织被虚置了，党在基层的领导权就必然被虚置，人民的民主权利就会失去政治保障，基层政府和政府部门会异化为强势者的政府和部门。90年代以来，不仅共青团、妇联会在农村名存实亡，党在农村的支部也加而不强。一方面是党对基层党员干部“先富起来”的要求高于了带领农民“共同富裕”的要求，党员和党的基层支部的先进性受到了损害，党的先进性——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被拜物教和铜臭化了；另一方面是党的上级机关、直至党中央对基层党员和党支部重视不够，对基层党员和党支部的要求和反应的问题熟视无睹，党的基层组织和党员在农村的领导权越来越弱势了。当基层党组织和党员越来越没有先进性和战斗力时，农民在遇到矛盾和困难的时候，正常选择当然是上访了。
村民自治权的弱势和党在基层的领导权的弱势是同步的，趋势越来越明显，但法治还不可能覆盖到多数农村。在扶持少数人先富裕起来、国家权力部门化、部门权力集团化、集团权力集中化的大背景下，农民不上访才是不正常的。
总而言之，90年代出现农民上访潮的原因，概括起来讲是两个反面：一方面是支撑乡村治权的基本经济制度和经济基础被破坏了，乡村治权（包括党的领导）弱化了，甚至走向了反面——“麻烦制造者”；另一方面是乡村治权被“条条治权”瓦解了，而“条条治权”是乡村的外在治权，不受民众约束而异化为部门牟利工具，只索取，不服务和治理，也成为了“麻烦制造者”。农民上访，几乎成为寻求“公平公正”的唯一的“有效”并“合法”的途径。
四、胡温新政后，不断增加三农投入，给农民的钱越来越多了，农民上访势头为何依然很猛
如果说90年代的农民上访，是因为农民利益受损害。那2003年以来，种地不要钱、上学不要钱、看病合作医疗……中央出台了越来越多的给农民钱的“优惠”政策，农民应该不会上访了。可农民上访的势头依然很猛，且有了新发展。
笔者在乡镇工作的很多朋友都在抱怨：80％的精力就是“截访”、“劫访”和“接访”。农民上访有了新发展，不仅为承包地不均、宅基地不均、土地征用补偿不均、司法不公正等等而上访，也为强势阶层垄断市场、强买强卖上访，还为新农村建设资金配置不合理、低保资金分配不均、粮食补贴不均、生猪补贴不均、合作医疗报销不均、家电下乡补贴不均等等上访。基层干部群众感谢中央增加对三农的投入，但公平、正义的体制基础和社会基础已经动摇了，乡村社会不公平、不正义每时每刻都在发生，中央政府给的钱越多，不公平、不正义的事情就越多。人民群众当家作主名存实亡，法律更是草根阶层维护自身权益的奢侈品，上访几乎是弱势人群唯一的合法途径，尽管并不是追求公平正义的有效途径。
下面讲几个故事来说明农民为什么还是“爱”上访：
故事一：强买强卖，“特许”经营。现在的很多农村，当兵回乡者、大学毕业回乡者不是“人物”，无人理睬，而坐牢回乡者却风风光光，不仅“百家宴”可以排满数月，出狱后的“毕业宴”也可以一次性收礼数万、甚至数十万元。在农村，市场、码头、工程建设等基本上被黑社会和腐败官员所垄断，强买强卖越来越普遍；非法暴力“特许”极少数人垄断经营的现象非常普遍；提成、保护费非常普遍……分散小农对抗或不合作的成本非常高，恐怖无处不在、且日趋危险。
5年前，笔者一个江西籍的大学生朋友电话求救：他家人的运虾车被扎了，人被打了，一车活虾全部死光，损失数万元，家人四处奔波，求助无门。恳求老师伸手帮一把。问明缘由，是因为当地收购活虾的地盘已经由黑社会老大“特许”给一些“特殊经营户”独家经营了，他家由于没有得到黑社会的“特许经营权”，属于“违规”经营，所以遭到了“教训”。我对那个学生说：最“理性”的办法是亲自回去，找当地黑老大赔礼道歉，求他给口饭吃。如果黑老大不开恩，老师再亲自去登门拜访。那个学生哭了！这与他受的教育不相符。他相信政府和法律，回去折腾了两个月，一家人绝望了，走上了上访路。黑社会“特许经营”的事情不是个别，洞庭湖、洪湖、鄱阳湖……到处都是一样的。不仅水产品经营是这样，其他农产品经营、矿产品经营等等都是这样的。
在黑社会势力的背后，有腐败官员、甚至政府部门。现在，黑社会“特许经营”有了新发展，以行业协会、合作社、“公司＋农户”等合法形式出现了。
如果有高级官员看到了我讲的故事，千万别生气，别骂黑社会和小官僚们黑。其实，黑社会势力的“特许经营”是跟政府部门学的。例如林业部门的资金下去了，苗圃是谁的——林业干部家属的；新造林林权是谁的——林业局干部职工和社会强势者联合所有的。只有这样，才保林业资金“肥水不流外人田”。这叫“靠山吃山、靠水吃水”，“靠体制吃体制”，红社会和黑社会都一样！何况很多地方都在走向“红黑一体化”。
弱势阶层除了上访，还能怎么样？
故事二：生猪补贴不均。今年年初，有个基层工作的朋友告诉我，他们那儿有个“农户”养猪30头，得到国家生猪补贴180万元。他问我相信不相信？我是相信的。我当乡镇干部17年，说句实在话，除了在宰杀母猪大量发生时，给母猪基地的母猪饲养大户一些饲料补贴外，对千家万户的生猪养殖户进行直接补贴，我实在想象不出有什么好的办法可以将生猪补贴公平的操作到户。即使有公平操作到户的办法，我也想象不出这样的生猪补贴有何积极意义。除了将公共资源“洗”入关系户腰包，多一些不公平，加剧生猪价格涨跌之外，实在没有积极意义。粮食补贴也是一样，我实在想象不出将粮食直补资金准确无误地补贴到种粮农民手上的好办法，我也想象不出粮食补贴对增加农民收入有何作用。
退一万步说，即使生猪和粮食补贴是好政策，我们的体制有能力操作好这样的好政策吗？能够追求公平、公正吗？我以我在基层工作17年的经验作证：不可能。在全国你可以找一个典型说可以，但仅仅只是一个典型。如果直补中的猫腻一旦公开，心中有太阳的农民还是会上访的。
故事三：低保资金分配不均。河北石家庄市有一个村，上面来了12000元的低保资金，要求在规定时间内上报5户（上面还指定了2户）低保户，其中最贫困1户(3600元)，次之2户（每户2400元），再次之3户（每户1200元）。这下为难了村干部，村干部说，如果召开群众大会民主评议低保户，恐怕会打成一锅粥。所以，村干部会议内定了几户，盖了章，“偷偷”上报了。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多数群众愤愤不平，层层上访，直到北京。乡村干部一次一次“截访”、“劫访”、“接访”，所花资金远远超过了12000元。这个好事为什么没做好呢？很多人会批评村干部，没有民主、没有公示等等。说句很多人都不爱听的话，在村民流动性巨大的乡村，为12000元低保资金在规定的时限内落实到5户，而依据《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规定的程序召开村民会议做出决策，这不是一时半会可以完成的“决议”，何况还要保证上面点名的人当选为低保户。假如12000元低保资金发生在80年代，一般的做法是一个乡有多少低保资金，按照人口平均分配到各个村，各村会平均分配到组，再以村民小组为单位评议到户——评多少户、每户多少，都是由村民小组内部决定的，当然会适当照顾比较困难的农户——大平小不平。要求村干部在规定的时间上报规定的户数（5户），并且还关照到上面指定的关系户，这样的事情，在80年代是绝对不会出现的，出现了，乡村干部也会坚决抵制的。
故事四：土地整治。国土整治项目，整治1亩国土，补助4000、5000不等。一年多少个亿。这类项目的操作一般都是这样的：龙头企业将农民“不规则”的承包地、山林等“流转”过来，1亩地1年给农民50元左右的租金，简单整理一下，变成茶园或者苗圃或者果园等等，龙头企业每亩一次性投入不到1000元，却可以领取国土整治项目补助资金4000－5000元/亩。空手套白狼——既赚了国家、又赚了农民。但在这个“空手套白狼”的过程中，“官、商、黑”是联盟的，这该有多少农民被迫走上上访之路。
不仅国土部门是这样，国家通过林业部门给农民的钱、国家通过水利部门给农民的钱、国家通过交通部门给农民的钱……，都避免不了“官、商、黑”勾结“空手套白狼”。中央财政给三农的钱越多，“官、商、黑”结盟就会越紧、越快。农民上访怎么会少呢？
故事五：征地、土地流转、林权改制等等。这部分的故事我就不讲了，研究社会冲突和农民上访的学者于建嵘等多了大量实证研究。只要有征地发生、只要有主流社会主导的“土地流转”发生、只要有林权改革的地方，都会产生越来越多的上访。也许有人会说：改革是利益调整，是有代价的。这样的话语是流氓话语。这些改革在80年代都做过，但几乎没有人上访。不是这些事情（改革）本身有问题，是做这些改革（事情）的出发点出了问题，改革的体制基础和社会基础出了问题。这是要认真面对的、反思的。
总而言之，在现有了体制基础和社会基础下，市场经济“黑色”化的趋势是明显的；中央对三农支出越多，政府体制和农村社会基础“黑色”化的速度或许就会越快。不公平、不公正现象会越普遍，弱势的小农除了上访，还是只有上访。
当然，对农民上访也要辩证看，说明农民对党中央、国务院依然是相信的。农民相信党中央、国务院不会对不公平、不公正的事情袖手旁观的！
五、简单的结论
农民上访多，不是信访制度的错。不能认为是农民维权意识比过去增强了。
支撑农村内生治权的基本经济制度和经济基础已经丧失；
科学发展农村、建设和谐农村的体制基础和社会基础基本正在丧失之中；
在农村，法治仅仅是强势阶层统治草根阶层的工具，即使没有了信访制度，也不能减少弱势人群上访；
1986年以前的农村改革是正确的。1986年以来的农村经济改革基本上走错了方向——少数人富裕；政治改革基本上走向了反面——少数人对多数人专制；社会改革完完全全走上了邪路——主动让位黑社会力量、黑资本力量、腐败官员主导农村社会变革（信仰、伦理、道德、信用、科学、合作互助、平等、公正、公平、责任、义务等等，都变得狗屎不如）；治理制度的改革更是南辕北辙了——既往的党领导下的乡村治权瓦解了，推行的条条治权和法治却只能起到“扶强不扶弱”的作用。
如果上访成本和风险越来越高，农民会放弃上访，当上访越来越少时，可能是黑社会治理农村已经取代了共产党治理农村了。
农民上访的第一个高峰是因为农民负担重，第二个高峰是因为征地制度、企业改制等太不合理，第三个高峰将是农村社会没有了有效的合法治权（理）而滋生出了非法治权（理）。如果真的出现了农民上访的第三个高峰，那将是一个新高峰。当下，共产党还不在完善基层治权上下功夫，还不在重建基层党组织领导权上下功夫，还不在组织农民上下功夫，还不在追求共同富裕和公平正义上下功夫，共产党最终会失去农村和农民。
中国农村也许会变得比旧社会更糟糕，因为传统价值观没有了。
但愿我是杞人忧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