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概念消失论”经深圳市代市长王荣提出，迅速成为一个议论焦点。评论者们几乎都表示，单纯概念的消失不意味相应群体境遇的改变。
我同意这样的看法，农民工不只是一个概念，更是一个有具体社会境遇的身份标记。这个标记，显示农民有工人的职业，但并非市民，他们是进入了工业化体系，但未被城市化的人，中国的工业化与城市化是分离的。
与农民工相当的社会概念，是“外来人员”。农民工与外来人员，前者表明一群人的职业状态，后者表明这群人“外在于”城市社会的特征。他们内在于企业，纳入企业管理，但外在于城市，被城市管理所排斥。也就是说，虽然他们生活在城市，但城市对他们的规定乃是作为机器线的一个活动组件，而非城市社会的一个成员。
农民工概念的消失，如果未能进一步推进到“外来人员”概念的消失，那么这群人不过是仍然作为机器线的活动组件而已，这一点事实上已经达到。农民工属于企业制度的一部分，外来人员属于社会制度具体而言城市制度的一部分。城市制度比企业制度要强固得多。城市实际上成了一种无形的身份隔离区，这种隔离不是基于种族，而是基于城乡身份，但道理上与种族隔离也差不了多少，无非区分“我们”与“他们”，两者不一样，混在一起会产生问题，威胁到“我们”的安全。
外来人员需要一个市民化运动，成为城市社会的成员。在中国，广泛存在着似是而非的观念，即从来没有过真正的市民概念，人们习惯于把市民视为公民的一个部分，公民通过制度手段分为农村公民与城市公民。城市所说的市民，乃是制度化的城市公民这样一种身份，它不会为生活在城市，而制度上属于“农村公民”的人提供市民待遇。
我想，市民概念并非如此，它与公民属于不同的概念。市民构成社会，公民属于国家。例如，外国公民可以成为一个城市的市民，参与所在城市的社会生活，但并不拥有本国公民所拥有的政治生活，他国公民不能参与选举，在议会提出议案，即使在议会作证也会有诸多限制条件。城市必须服务于它的市民，无分“外来人员”还是“内生人员”。
由此，不难看到中国城市制度的巨大弊病。城市原无所谓“外来人员”，而只有常住人员和旅行人员。农民工概念消失，确实并非根本，根本在于城市要有一场拆除“外来人员”壁垒的社会运动，使市民概念具有广泛的包容性。同时，公民属于国家，意味着一个本国公民，天然拥有在他所生活的任何地方参与政治的权利。
这样一场市民化运动，不仅“会给城市就业和劳动管理带来新的影响”，更深刻的变化将是城市社会发生重大变化，社会生活的壁垒将要拆除，制度性地将一部分人圈定在机器旁和宿舍内，从而使他们隔离在城市社会生活之外的做法必须废止。
2009/7/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