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玲【媒体记者】文章写于2008年
今年以来,民族问题显得犹为突出,特别是又逢奥运盛会,三一四事件和喀什爆炸引起全世界的关注。民族问题已不再是简单的国内问题,还有复杂的国际背景,这对传统的民族政策提出了新的课题。社会学者蒋兆勇认为在新的形势下,应用全新的人类学、民族政治学、政治传播学、社会学和国际关系视野来分析和解决国内少数民族问题。
蒋兆勇长期以来研究社会冲突,曾深入到南疆地区广泛采访调研,接触到了许多维吾尔族基层干部和群众。同时,对新疆和西藏问题进行比较，他对西藏问题的分析受到有关部门的重视,对民族问题有一些独到见解。
蒋兆勇从地理环境、民族性格、宗教信仰、国际背景等方面综合分析了疆独和藏独的特点,对少数民族政策走向提出了建议：
藏族信仰佛教,佛教总体上以慈悲为怀,并不太主张暴力;从地理上看,新疆地区多沙漠,一股水都会成为争夺的焦点,斗争惨烈,这是民族性格形成的地理原因，再加上有国际泛伊斯兰义和泛突厥主义“双泛”背景,伊斯兰教原教旨主义者还主张“圣战”。所以,疆独的斗争性要强于藏独,其危害性也要大于藏独。
从社会基础来看,藏族可与汉族通婚,汉藏融合中出现了汉化倾向。达赖流亡政府、藏青会等言论激进,可实际上并无训练有素的恐怖体系,多是组织聚众闹事,并不能形成有组织的暴力活动。而维族与汉族通婚越来越少,彼此的融合和认同减弱, 民族关系较为恶化,再加上一些疆独份子有组织的恐怖训练,新疆问题比西藏问题更为严峻。总体说来，汉藏关系更多是文化隔膜，而汉维关系“你们”“我们”归属明显，并有向敌我边际漂移的趋势。
蒋兆勇认为,在新的形势下,对于少数民族的人类学观察还不够,对于少数民族究竟在想什么、怎样思考问题还了解不清楚,不能用现代新的理论和视角去解决民族问题。为此,他认为当前可以从三个方面改变思路,调整策略。
一是在打击疆独和藏独势力的同时,更要加强经济建设,特别要加强对少数民族偏远地区的经济扶持，消减鼓吹独立的社会经济基础。现在大多数民族地区的农村经济水平只相当于内地八十年代的水平,喀什农村地区有的人均年收入不到千元。经济收入低的维吾尔族为了生计被忽悠成为国际恐怖分子的雇佣军，在塔利班、本拉登基地组织、巴控克什米尔、费尔干纳盆地都有这些人的影子。要改变只重视物质项目的投入,而不重视精神世界的援助；只重项目，而不注重整体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当前对少数民族地区的公共服务、医保、社保还得进一步加强。
二是打击三股势力，还不能把一个民族整体加以防备,应该攻心为上，恩威并重，打击只是最后的底线，也不是唯一的工作。对普通社会问题和刑事问题不能上升到政治问题加以处理；对少数民族群体事件要柔性处理,不能扩大打击面,人为地制造更多的对立者,而要多采取一些分化和瓦解民族独立势力的措施和办法，特别要设计一套方案以瓦解因民族识别而造成的民族独立的共同心理。
三是全球化冲击下，要建立既懂国内又懂国际的西藏和新疆干部队伍。现在我们的干部队伍坚决有余，智慧不够，话语老旧，对网络里的政治传播缺乏体认，说话常授人以柄。有的领导在电视上说话霸气实足，反而给人欺负弱者印象。这方面完全可以启用政治专家、传播专家对政治人物进行培训，并学会尊重人。
总之,民族问题是个棘手问题,长期以来没有得到妥善解决的矛盾亟待化解,如果不改变现有策略和做法,累积下来的问题将会激化,进一步威胁稳定大局和快速发展。蒋兆勇认为，中央熟悉台湾政治生态和台独心理路径，处置起来游刃有余。国内民族问题应该借鉴对付台独的做法,转变观念，制定新的策略。现在的民族问题理论主要来自前苏联，而前苏联那套做法存在很多问题，已被苏联解体所证明是失败的。美国搞的是去政治化的文化族群，强调公民认同，对外鼓吹民族自决。我们应该改变过时观念，探索新的理念，设计精致的政治话语体系以化解民族独立势力，采取有针对性的扶持措施,发展公共服务能力,强化国家认同和政治认同，真正提高民族地区的凝聚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