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平：资深媒体人，时评作者。我坚信：若批评不自由，则赞美无意义。）
提要：相当多的抗议活动的目的，就是为了寻求真相。也就是说，“不明真相”正是民众抗议的原因。它应该用来描述官方的政绩，而不是对抗议者进行负面化评价。
去年11月，我曾写文章讨论“不明真相的群众”，因为我发现在当时“11.7”深圳宝安袭警事件的通报中，没有出现“不明真相的群众”。此前一周，我还发现，在重庆爆发的出租车全城“停运”事件中，重庆市政府在第二次通报中更正了“少数人操纵”的说法。
我以为“不明真相的群众”就此消失了，变成了“要求真相的权利”；以为官方不仅看到“少数人操纵”，更看到了“多数人抗议”。然而，在随后发生的群体性事件中，这两个短语又被熟练地运用起来。比如“6.17”石首数万群众聚集抗议，被统一口径的湖北媒体描述为，“少数不法分子借机制造事端，……煽动不明真相的围观群众”。“7.24”吉林通钢集团悲剧发生后，吉林省国资委副主任王喜东通报情况时，也不出所料地宣称，“个别人员”“鼓动一些不明真相人员……有些人挑拨、煽动群众不满情绪”。
针对王副主任的说法，新华网《新华时评》栏目发表了一篇评论，立即引起各大媒体和众多网民的关注。主流网站立即做成头条新闻，第二天多家报纸予以转载。这篇文章就是《群体性事件中少用“不明真相”》，作者为新华社记者黄冠。黄冠认为“不明真相的群众在少数坏人的煽动下”的说法耐人寻味，有三点值得反思的地方：一，事件发生之前为什么不能让群众知道“真相”？二、事出有因，在某种程度上说，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三、党政领导干部有借此说来推卸自己的责任的嫌疑。
这三点意见都掷地有声，击中要害，值得进一步分析。少数人操纵+不明真相的群众=群体性事件，多少年来，这个老掉牙的公式被用来解释几乎所有的公众抗议活动。通俗点讲，就是几个坏人哄骗一起傻子无理取闹。
首先，这是对抗议活动的无视或者贬低。大多数群体性事件，其本质是公民实践宪法规定的集会、游行、示威的权利。实践这种权利，通常需要组织者来“操纵”，这些组织者也只能是“少数”。在这个组织过程中，“煽动”是一种正常的说服工作。现实中，这些抗议活动往往失控，甚至酿成悲剧。究其原因，最主要是因为官方对抗议行为和组织者的先行否定，致其无法正面开展；大量的警力也没有用来维持抗议活动的秩序，而是和抗议者进行对抗。
其次，相当多的抗议活动的目的，就是为了寻求真相。也就是说，“不明真相”正是民众抗议的原因。它应该用来描述官方的政绩，而不是对抗议者进行负面化评价。大批民众不明真相，而且为了真相上街抗议，官方要做的事情，要么是赶紧出来谢罪，交出真相，要么羞愧难当，引咎辞职，怎么好意思说出群众不明真相而万事大吉？
再次，群众到底是眼睛雪亮，还是不明真相，这并不是问题的关键。关键之处在于，有没有真正的民主。真正的民主社会中，就算民众真的傻得一塌糊涂，总是被少数别有用心的人煽动，那么官方也只好认了，说不定只好把权柄交给这些人，而让自己变成“不明真相的群众”。谁让现代政治文明的游戏规则是“民有、民治、民享”，或者说“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呢？
黄冠的文章引发人们对于“不明真相”的真相探究，具有不可低估的价值。不过，我也深知大家对这篇文章异常兴奋，还因为新华社被视为官方的代言机构。人们相信这不只是一个记者或者一家媒体的声音，而是官方在“发话”。不少人把它跟中办、国办日前印发的《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联系起来，认为这篇评论本身就是此番问责风暴中的一个步骤。我认识不少新华社记者，知道他们的文章有些是官方授意，有些也是个人发挥，不知道这篇文章属于哪一种。早已经对“不明真相的群众”烦透了的媒体和网民，此时多么希望响起一个权威的声音，斩钉截铁地予以终结。这种对“舆论青天”的渴望，其实是非常可悲的现实，也是群众“不明真相”的原因之一。
原载《长江商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