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24日骤发的吉林通钢事件，在震惊中外的同时，也再次促使公众关注当下中国劳动阶层的困境：在很多情况下，除诉诸原始暴力外，他们已没有表达和维护自我权益的手段。
改革30年，中国的社会结构发生显著变化。其中一个重要趋势，就是劳动阶层（工人和农民）尤其是工人地位的大幅下降。由原来名义上的“领导阶级”，一变而为“被剥削、被压迫”的对象。虽然官方意识形态的言说无论如何也不会公开承认这一点，但在人们内心，应该已默认这一事实。2007年企业蓝皮书《中国企业竞争力报告（2007）——盈利能力与竞争力》披露：近些年企业利润大幅增长的原因，除竞争力提升外，还有其他一些因素，特别是“企业成本的超常压缩”。数据显示，从1990年至2005年，劳动者报酬占GDP的比例从53.4%降至41.4%，而同期营业余额占GDP比例从21.9%增加到29.6%。可以说，企业利润的大幅增加，在相当程度上是以职工的低收入为代价的。
关于劳动者现状的结论已经明白无误，但原因呢？实际上，“被剥削、被压迫”一词，已道尽当下劳动阶层困境之奥妙：他们之所以地位下降、处境恶劣却无可奈何，是因为在遭受资本剥削的同时，还遭到权力的压迫。惟一有力量制衡资本的权力，选择了站在资本一方而不是劳动者一方。政府的主要努力方向，不是帮助弱势劳动者限制相对强势的资本，而是采用包括压制劳动在内的方式扶植资本。对自由罢工与独立工会的严厉控制，实际上取消了劳动者的谈判能力。当年政府取消罢工权利的理由，在今天看来却颇具黑色幽默：罢工是解放前工人向资本家争取利益的手段，现在工人已成了国家主人，不应该再自己罢自己的工——问题是，现在资本家又回来了，而罢工依然是禁区。劳动者连基本权利都得不到保障，资本的权益却极大伸张。按照中国环境绿皮书《中国环境的危机与转机（2008）》的说法：“在向市场经济过渡了10多年的中国，地方政府与企业的密切程度甚至超过了原来”政企合一“、”政企不分“的计划经济时期，出现了”政经一体化“的倾向。”这就是当下中国劳动者处境恶化的根本原因。
权力站在资本一边，这虽然不符合官方意识形态说教，却契合了某种现实主义逻辑，契合了权力的基本利益立场。如果将政治权力视作一个整体，它的最大利益是本身的持续与扩张，核心是政权稳定。而稳定的维持，有赖于一定的经济表现。无论古今中外，如果经济绩效不佳，没有一个政权能够长期维持稳定。这样一种刚性约束，既是80年前美国不得不实施“罗斯福新政”、30年前中国不得不启动“改革开放”的原因，也是今天的美国经济不得不大规模国有化，而朝鲜却处境岌岌可危的原因。
在市场竞争条件下，资本是一种整合性力量，它是能够整合其他生产要素的要素，是能否实现经济增长的关键。近10多年来，中国经济在一片“崩溃”预言声中能够做到超常规高速发展，与全国各地从上到下经久不息的“招商引资”热潮密不可分。正因为权力的核心利益是政权稳定，而稳定依赖于经济增长，增长又依赖于资本，所以，权力扶植资本、与资本“结盟”就是一种必然。
如果将政治权力分解为一个个手执权力的官员，那么不难发现，在市场条件下，惟有与资本接近，才最有利于官员个人利益最大化，不管是政治利益（政绩），还是经济利益。吉林通钢事件背后可能隐藏的权钱联手侵吞国有资产的情节，乃至几进几出，肆无忌惮，就是其中一种表现形式。
在这种权钱联手下，劳动者的处境可想而知——官商双方要攫取超额利润，最简捷方式不是创造利益增量，而是尽可能压缩劳动者一方的存量分配。人们看到，有意倾向劳动者的《劳动合同法》，出台前历尽艰辛，出台后备受指责。但更能说明问题的还是，这些指责很多都是能够成立的：确实，《劳动合同法》的实施提高了企业经营成本，可以说是此轮经济衰退的“祸首”之一，它甚至损及了政权稳定，反过来又影响劳动者本身的收入和生活状况。由此可见，在市场经济的这一阶段，权力对资本的依赖是真实而有力的，这甚至构成了当代中国稳定和发展的一个基本要件。
这种依赖关系，似乎也不因政治制度的根本不同而有所改变。人们看到，在东南亚和拉丁美洲，民主政治既是“变形走样”的，往往也是不公正的，政治权力最终趋向于资本利益。原因很简单，当这些国家的权力靠近资本时，社会就稳定；当政治权力靠近劳动阶层，表现为所谓民粹主义时，社会就动荡。这种动荡既来源于精英群体（即资源掌控者）的有力反抗，更来自于经济衰退——市场经济的逻辑，迫使权力不得不亲资本、远劳动，除非政府拥有某种特殊资源的支撑，例如委内瑞拉的石油。同时，由于按票数决胜负的民主制有利于占人口多数的劳动阶层，权力和资本“不得不”联手扭曲民主。这就是西方民主制度在几乎所有后发展国家必然淮橘成枳的根由。
当代西方发达国家之所以能够走出这种怪圈，政府之所以能在资本和劳动之间维持某种均衡，根本原因不在政治，而在经济。简单说，在经济发展的这一阶段，市场的逻辑变了，摆脱了对于资本的高度依赖，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因素不再主要是资本，而更多是人力资源。导致这种变化的原因很复杂，简而言之主要有三点：一，现代金融体系和资本市场的发展，提高了资金配置效率，资本不再稀缺，不再是制约经济增长的重要瓶颈。二，服务业比重上升，成为国民经济的主要产业成份。据世界银行统计：2003年农业、工业和服务业增加值在GDP的比重，美国为2％、23％和75％，日本为1％、31％和68％，德国为1％、30％和69％，而中国为15％、53％和32％。迄今为止，美国已有四分之三的劳动力从事服务业。显然，在服务业中，资本的重要性下降，人力资源的重要性上升至首位。三，长期的财富积累（包括长达百年的全球扩张与掠夺），适时的再分配制度改革（所得税、遗产税、社会福利制度），形成了庞大中产阶级，使社会结构向中间收拢。
没有上述三点，就没有市场逻辑的根本变化，政治权力也不能摆脱对资本的依赖，从而做到某种价值中立与利益均衡。在此三点实现之前，具体说在二战以前，西方社会也存在高度不公，尽管它披着民主的外衣。以美国为例，当时百来个经济巨头控制了美国的经济命脉，他们奉行所谓“只要我能发财，让公众利益见鬼去吧”的经营哲学；亨利?亚当斯在其小说《民主》中借主人公雅可比的口表示：“我已经活了75岁，这一辈子都生活在腐败中。我走过很多国家，没有一个国家比美国更腐败。”
因此，当代中国劳动者的困境，表面看是权力亲近资本使然，深层原因却在现阶段市场经济的逻辑。在经济本身的变化足以导致市场逻辑发生变化以前，这种状况难以根本改变。不管是思想界右翼钟情的政治民主化，还是左翼固守的经济国有化，都不是解决问题的对症药方。
国有制经济之所以在今日中国得到延续和壮大，其存在理由不是改善劳动者的生存状况，而是与权力亲近资本相似的两个原因：从权力整体看，它需要通过保持对经济的控制力以保证社会的可控性，从而保障稳定；从各级掌权者个人看，国有企业通过垄断和其他政策、制度优惠所集中的庞大资源，是政治权力兑现经济利益的最方便门径。数以万亿的国企利润，既不上缴国家，又不分给国民，完全由国企的掌权者自由支配，这其间隐匿了多少猫腻？近些年国企腐败案频频被曝光，而国企领导人的职务犯罪却总是被“从轻发落”，似乎印证了这一黑洞的巨大与顽强。
要真正改善劳动者的生存状况，从根本而言仍然只有从上述三个途径入手：1，完善现代金融体系，使真正需要资金的企业能够获得贷款，而不需凭关系、靠领导批条；规范资本市场，使它能够真正起到配置资金的作用，而不是沦为国企圈钱、庄家分食的工具。2，大力发展服务业。3，提高个税起征点，将大部分中产阶级摒除在纳税线之外；开征遗产税、赠与税；扩大和完善社会保障机制……
这些动作，都不可能一蹴而就、立竿见影。这是一项巨大的社会工程，也将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过程，它需要脚踏实地地积累寸进，而不能指靠“一天等于二十年”的革命浪漫主义。
（《凤凰周刊》2009年第28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