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于纪年的“世纪”通常并非历史进程开始或结束的界限；相反，重大的历史事件往往成为新世纪的标志。一代大哲曾说：“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这是对无法挽留的匆匆光阴的慨叹。时间长河源自无法追溯的辽远过去，奔向永无止境的未知将来，在某一位置陡然转激或趋于舒缓,大变化并不是以长度为标志的。在世界范围，20世纪大概要以第一次世界大战为开端，那么，中国的20世纪开始于什么时候呢？
要回答这个问题，就有必要回顾一下中国文化的历史。“百家争鸣”无疑意味着一个时代的开始，动荡的春秋战国乱世产生了一大批的思想巨人，灿若星汉，彪炳千秋。孔夫子以“礼”、“仁”为核心创建了儒家学派，再加上法、道、墨诸家，奠定了汉民族的文化心理基础。农耕经济形态和家族宗法制度使中国文明成为世界诸古文明中延续最长的一种，当别的文明渐渐衰亡或在不断毁灭中新生时，它却奇迹般地固守着自己的田园。佛教传入后被改造成近似道教的追求人生境界的禅宗；伊斯兰教的东进对于强盛的唐朝的也是波澜不惊；善于弯弓射雕的少数民族统治者曾以为他们征服了汉族，但汉文化逐渐消磨了他们身上的野性活力。当最终退出那道长城时（更多的情况下他们甚至再也没有回到塞外的机会），他们毫无例外地发现被征服的其实是他们自己。
同一模式下的抱残守缺无可避免地导致了西方物质文明的后来居上（其实在精神文明的层面上，我们虽然至今还自以为高人一等，起码也不后于人，但实际上我们早已需要“礼失而求诸野”了），当坚船利炮轰开中央帝国的门户时，崩溃的不仅是大清的荣耀，而且是几千年来被视为神圣的价值观念和制度体系。鸦片战争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但这并不意味着一个新的时代也随之开始（可以参看茅海建之《天朝的崩溃》），我们这个老朽的民族还在昏睡。
1900年也不是中国20世纪的开始，八国联军的铁蹄把中国打入了屈辱深渊的最底层，成千上万的北方农民在迷狂中死去；1911年还不是，仁人志士的鲜血只是替根深蒂固的封建势力披上一件冠冕堂皇的民主共和外衣，孙文的号令甚至不能出南京城门。中国的新世纪真正开始于“五四运动”——不仅指1919年的爱国运动，而且包括了早在1915年就开始的新文化运动。以此为标志，启蒙和救亡两个主题交织在一起，中国文化迎来了新的曙光，也为中国的这个世纪带来了精魂，那就是爱国主义、民主主义，还有科学的精神和人文的精神。作为全体而言的中国人民有了前所未有的觉悟与进步，中国文化以崭新的姿态汇入世界文明的主流。
我们不必一面颂扬苏武、文天祥的气节，一面对爱国主义讳莫如深。其实，爱国主义并不危险，真正危险的是允许消极民族主义者为自己的目的而披上爱国主义的外衣。“爱国”并非专制者的护符，而是它们的死咒。爱国主义也并不是盲目排外，只是争取一个民族生存、发展的权利，“我们”的获得并非都要以另一个国家的失去为代价。“五四”青年为外争国权而振臂高呼，陈独秀、鲁迅等人为挽救国民灵魂、探索民族复兴道路而殚精竭虑，一代又一代有良知的中国人都在“爱国”的旗帜下汇合。我们处在和平的时代，却还远不可以高枕无忧、歌舞升平。驻南使馆的爆炸声尚未消失，东瀛军国主义的幽灵又蠢蠢欲动；台湾还孤悬海外，南洋小国又窥视着南海诸岛。“树欲静而风不止”，尤其在群体利益价值观被个体价值观冲淡的今天，爱国主义更是不可缺少。只是今日青年有无“五四”同龄人的热血与激情呢？越来越多的青年埋首G、T的海洋，把希望寄托在异国，却忘记了贫穷的母亲。负笈于万里之外，向先进学习，这本来是好事，但如果把自己个人私欲的满足当作唯一目的，甚至以做黄皮白心的“香蕉人”为荣，那就太可悲了！也许他们的前辈，中国第一代、第二代留学生的气节和鸿鹄之志早已成为了明日黄花。可是为美国效力了半辈子的李文和可以在朝夕之间被指为间谍，这多少说明了一点东西吧！也许“香蕉人”们只有向美国的“黑人”歌星杰克逊学习，把皮肤漂白以证明自己的“向化之诚”。
民主与科学精神是古希腊文明对世界的伟大贡献。其实原始儒学也有宝贵的民主成分（当然这个“民主”大不同于严格的政治学的定义，但在人类思想的历史上拥有独到的价值），可惜的是被汉代腐儒神学化，宗教化（而这个“宗教化”偏偏又那么畸形，使中国没有一种真正的宗教的精神），使之成为专制王权的护符；宋明理学“存天理，灭人欲”，歪曲地把正常的欲望和“理”对立，儒家的精髓荡然无存。中国科技曾为世界翘楚，但“重实际轻玄想”的“工具理性”使得它长久停留在感性的经验论层次上，“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梦想把读书人变得麻木不仁。日复一日，奴性与愚昧成为国民的固疾沉疴，构成阻碍中国前进、发展的巨大障碍。黑格尔因此说中国没有历史。中国似乎真的陷入了循环的怪圈。
新文化运动的意义就在于第一次旗帜鲜明、不遗余力地倡导科学与民主。一大批接受了西方现代思想的爱国知识分子试图借助“德先生”、“赛先生”让中国走出困境。他们旧学深厚，对传统文化的全盘否定和激烈批判源自对民族命运的焦虑和对病态文化的深刻了解。这是一次伟大的启蒙，知识分子用“现代知识”来“重新估定一切价值”，用理性精神来打破专制与蒙昧，这是中国的文艺复兴，这是中国人大解放的开始！尽管在此后对民主科学的追求仍是任重道远，但毕竟开始了艰难的历程。我们的前辈的呐喊，撕破了两千年的沉沉黑幕；思想的闪电，照亮了几万万人的心灵。
蔡元培领导了一场真正意义上的文化革命。他不仅是一位杰出的教育家，更是波澜壮阔的新文化运动运筹帷幄的统帅。这位前清翰林没有成为遗老，而是积极投身启蒙救亡。倘若没有他的慧眼识珠，把以陈独秀、胡适为代表的大批精英聚和到一起，使北大成为新文化运动的大本营，一切将无从谈起。在“兼容并包”的大气魄、大格局中，振臂一呼，应者云集，强虏灰飞烟灭。而现在来遥想当年大师云集、群贤毕至的盛况，虽身处“五四”的发源地——北大，我们也不得不为现状感到失望。但当千年更迭的钟声响起时，在未名湖畔，我们看到许多校友（从“白发的先生”到“漂亮的女生”）自发向蔡先生的铜像致敬，那一刻，每个人都热泪盈眶——我们坚信，从沙滩红楼到京西燕园，近一个世纪的风雨沧桑，北大精神和世纪精魂在北大人心中都不绝如缕。即使是在商品经济狂潮冲击下的今日，仍然有一大群北大人（包括认同于北大精神的所有人）在“舍生求法”，在“为中国造不亡的远因”！北大的象征不是湖光塔影，隽秀的园林挽不住八旗子弟破落的命运；北大的象征也不是百年书城，浩浩书海很可能成为没有灵性的载体。“北大”在蔡先生铜像那深邃的眼神中，北大在每一个以振兴民族为己任、为民主和科学而奋斗的中国人心中！
五四还是一个空前的“发现人、认识人、解放人”的运动。针对压制人性的旧礼教，先贤们讲了很多，其实对现代人而言，异化更为可怕，人文精神更为宝贵。现代人在工业社会和后工业社会面临的主要问题不在器物层面和制度层面，而是观念价值层面上的生存意义的迷失、价值的失落。人们所追求的精神家园就是个人生活方式的选择和各种价值观念的精神取向。人文精神探寻人是什么，人活着是为什么，人与他人、与社会的关系应该是怎么样的。人文精神的核心是开掘人生的意义。其实哲学产生的原因就是人们面对短促的人生，试图追求一种永恒的东西。庄子提出“独与天地精神往来”，以人格独立和精神自由超越苦难世界和生死。现代社会文明进步的同时也带来了触目惊心的负面效应，人的本质是痛苦、孤独的，现实是荒诞的，万物之灵日趋被物化。叔本华认为只有通过自我意志的泯灭才能脱离生存中的不幸处境；尼采认为生命通过艺术而得到拯救，要成为超越自我的超人，做真理和道德的准绳，直面人类最大的痛苦和希望；弗洛姆认为人类因对死亡和对生命的悲剧性觉醒而逃避自由……这些探索无疑值得深思。价值虚无和“痞子精神”并不能解决问题，在时代转型中，在铺天盖地而来的“浪潮”中，惟有积极用世而又超然地看待一切，才不会迷失自我。五四的这一笔精神资源，我们应该继承下来。
过去的百年难以忘怀，但这个世纪并没有结束，我们的20世纪还有长长的一段路要走。当悲壮的抗争只留下淡淡的血痕，当满怀豪情的宣言已化作轻描淡写的一抹轻烟，当革命只是“生活在别处”，我们却不得不发现，自己还很穷，从物质到精神；在纪念“五四”时，我们更多的只不过是“历史的收藏家”；我们在听到“拒绝崇高”时也能心安理得，却忘记了自己“皮袍下的小”！“五四”当然应该超越，可是一切的超越都需要有继承在先，而后者恰恰是我们在这个还无法告别的世纪中所忽视了的！梁启超先生曾高声疾呼“无希冀心，无恐惧心，然后尽吾职分之所以当为，行事良知所不能自已，奋其生以入于世界中”，愿吾辈皆秉此精神，共同为“少年中国”奋斗！
世纪有魂，此魂长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