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戊戌政变后，虽有统治者严酷的言禁，但社会各界仍对相继发生的事件相当关注，以各种方式和途径表达自己的见解和态度。当时参与较多的报纸，如《中外日报》、《国闻报》、《申报》、《知新报》和《清议报》等都刊登了相关报道和文章，从不同立场对政变作出各种反应和思考。与此同时，包括各级官员、各类知识分子和各界民众在内的社会各阶层人士，或公开或私下表达自己的意见和态度。这些出自各方面的舆论，说明政变后的社会舆论比较复杂，反映了社会各阶层对时局的不同主张以及先进与落后势力的复杂斗争。
[关键词]政变后；社会舆论；《申报》；《知新报》
社会舆论，是指社会上相当数量的人对某一特定问题所表示的意见和态度的汇集，它在形式上包括新闻舆论和公众舆论两种。本文拟围绕戊戌政变后的社会舆论，对政变所引起的政治分野和维新变法的启蒙意义作一探讨。学术界对于戊戌政变后的社会舆论研究极少，只有新闻史的研究者有所涉及，如戈公振的《中国报学史》、方汉奇的《中国近代报刊史》。本文的时间界定是1898年9月21日慈禧发表训政上谕到1900年年初“己亥立储”事件发生。
一、新闻舆论
1898年9月21日，慈禧太后发动政变。清廷为压制舆论，大张旗鼓地查禁报馆，并严拿报馆主笔。[1](p109～110)但仍有很多报纸关注着时局变化。总体而言，政变后生存下来的报纸为形势所迫，态度都相对保守，但经过甲午战后的思想启蒙，坚持变革与进步的思潮仍顽强地存在：曾是变法积极鼓吹者的《国闻报》、《中外日报》和《昌言报》积极报道政变后的情况；《万国公报》虽然没有直接对政变进行评论，但继续宣传变革和启蒙；《知新报》更从维新派的立场出发指出政变的反动性质，对遭受迫害的维新分子表示同情。
就《国闻报》、《中外日报》而言，在政变发生后的一个月里发表了大量报道。两报虽迫于形势刊登了禁锢言论的上谕(分别为6条和12条)，但更多地刊登与政变相关的报道，从9月23日至10月28日的一个多月里，两报各发表报道47篇和68篇。在版面处理上一般都放在头条或醒目位置，说明对政变十分重视。
从报道内容看，《国闻报》因地处天津，最关心各国公使的举动和外国军队准备入京的动向。事实上，10月3日和4日，确有英兵和俄兵到天津，其他国家的军队也有以进京保护使馆为名欲进入天津的消息，民心因之浮动。后各国与清廷达成谅解，暂缓入京。上海《中外日报》则大量翻译了外人报纸上的报道，消息比较灵通，有关康有为经上海、香港亡命海外的报道尤为详细。
从报道价值看，《国闻报》言辞谨慎，发表了多篇质量较高的论说，其中不乏有对维新党评论颇为深刻的文章，其中有一篇认为维新党中不乏混水摸鱼之人，品行上良莠不齐。[2]10月4日和5日连载一篇匿名文章，称赞《时务报》“数十人创之，千万人应之”，变法“虽阻以绝大之势，力可以暂息，而仍必推行”[3]，对时局有较清醒的认识，对变法前景充满信心。《中外日报》的报道，总体而言质量差些，很多是对谣言的简单记录。如报道光绪的身体状况，前后两天出现了三种说法。9月24日刊登的电报中说，“皇上病势甚重”；25日又说“皇上平安，外间谣言，悉系严拿康党所致”；当日的谣言汇志中又说，“皇上被刺，逆犯乘轮来沪”。[4]这反映了消息来源多而不确，但其中部分传言也发人深思：在政变的特殊时刻，统治者故意散播一些说法，以便开展下一步行动。但随着局势的明朗，报纸的报道与事实接近。如关于政变原因，由一些猜测变成了“得确实消息”，康有为奏请光绪主持一切新政，摆脱保守派的掣肘，由此激怒了慈禧太后。[5]旬刊《昌言报》也在10月11日对政变以来的时事进行回顾，着重报道了外兵准备干涉的情形。
总之，该三报对慈禧太后训政、维新派的遭遇和外国军队准备干涉的情况，尽其所能做了详细的报道，但都没有明显的政治倾向。如《国闻报》认为清廷本没有穷治新党之意，只是由于某些御史为了升官发财而不断递折诽谤，才造成如此严重的局面；还把政变以后的政策定名为“刚毅之政策”，不免有袒护慈禧之意。但是他们毕竟没有在强大的压力下保持沉默或向后党摇尾乞怜，而是追踪局势的发展，提供了大量较为可靠的报道，实属不易之事，颇担风险。如郑孝胥就为《国闻报》批评刚毅等人，对其主笔严复深表关切和忧虑。[6](p691)至于他们在报道中出现的一些失实之处，一方面是由于当时中文报纸的发展还不成熟，准确的消息来源不多；另一方面是由于对政治事件的敏锐程度不够，认识水平较低。
就《申报》和《知新报》而言，他们的政治态度比较明显，并表现出两种截然不同的立场。《申报》在变法刚开始时，是支持维新的，后黄协陨任主笔，保守思想日益抬头。政变后，《申报》更是公然站在后党一边。《知新报》是戊戌时期出刊时间最长的维新派报纸，在《清议报》创刊之前，惟有澳门的《知新报》站在维新党的立场上指责政变。两报对于政变的报道都很重视。《申报》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有38篇报道，《知新报》在1898年10月至11月的5册中有33篇报道。
两报的报道重点有所不同。《申报》将报道重心放在康梁的出逃和对维新官员的处置上，认为维新派的倒台是政变的直接结果，故最为关心。而《知新报》的关注重心则是光绪的命运，因为他的存亡关系着维新大局。另外，两报对列强的反应也相当重视，报道数量分别都占总量的四分之一强，原因是列强支持后党还是支持维新派，对时局发展有重大影响。
就其报道内容而言，他们的政治倾向和态度也很不同。在对维新派的报道方面，随着后党的掌权，《申报》日益追随慈禧，对维新派肆意攻击，而《知新报》则一直同情惨遭迫害的维新志士。9月28日，《申报》对康有为的获罪原因不甚肯定，故引用外国人的说法：康要维新得罪了保守派。[7]评说比较客观。此后不久，康有为被定罪，《申报》的舆论便发生明显转变，对康有为采取激烈的批评态度。10月8日，《申报》攻击康有为：“自号长素，意谓长于素王也……行为卑鄙，皆羞与为伍。”[8]10月20日，《申报》更称康梁为逆首、逆党。[9]《知新报》的态度则显然不同，11月14日对黄遵宪被释放、张荫桓还活着的消息表示“甚喜”[10]。其关于刘坤一奉旨密拿文廷式的报道，不仅对文廷式因不在家乡而未遭逮捕表示庆幸，还说刘坤一“颇以维新不成为憾”。[10]11月24日又引用外人报道，对各国公使没有拯救维新派表示不满。[11]这三条报道，表明该报以维新派的祸福为自己哀喜的转移。
关于慈禧掌权及后续政策的立场，《申报》采取肯定态度，而《知新报》一直否认慈禧再次垂帘的合法性，对后党予以抨击。《申报》称“皇太后知康有为结党营私”，立命严厉捉拿，还表示慈禧训政是为了国家的安定，[12]保存祖宗之法。《知新报》则认为慈禧幽禁皇帝违背公法，呼吁各国不要承认慈禧的统治地位，[13]还揭露荣禄的倒行逆施，指责“太后与守旧党肆行逆政，民困日甚”。[10]主张欲强中国，必须变法。
报道光绪时，《申报》笔墨较少，而《知新报》关注较多。光绪被囚瀛台，一度生死未卜。慈禧宣医入宫看病，引起各种猜测。《申报》以“保荐名医”为题，基本重复上谕内容，并不质疑光绪的真实病情和现实处境。[14]10月20日报道法医入诊的情况，说光绪偶得小恙。相比之下，《知新报》对皇上的关注则较多，关心其是否被废，病情如何，以及如何恢复健康等。其报道的内容，既有皇上要被废的谣传；还有皇上欲逃离瀛台未果，慈禧令拆去瀛台板桥之传闻；另有报道：“皇帝确系中毒，现病势垂危。”[15]该报11月24日的报道更表达了对光绪的关心和对慈禧的不满，曰：“法医诊视中国皇帝之症……一请其用好食物调养，迁处南方更暖之地，则易痊愈……又太后揽权，断不许其越宫门一步，况至南方就暖乎。”[10]
探究《申报》攻击康、梁，态度转变的原因，一是政变后舆论环境的严酷，清廷不许报纸随便议论朝政，《申报》要考虑自身的处境和安危；二是《申报》的主笔黄协陨在政变后，日益支持后党政策。由于清廷政令在上海租界内不能全部贯彻，不少知识分子已有自主判断之能力，《申报》肆意攻击康、梁引起一部分人的不满，故有传言说黄协陨受了顽固派的贿赂，才大骂康、梁。而《知新报》地处澳门，有较为宽松的政治环境，但地理上的偏僻也注定了它无法具有全国影响力。另外，《知新报》此时的主编不是维新派的中坚力量，也影响了报纸的宣传力度。
由上可见，政变后的报纸舆论比较丰富、繁杂，关注的事情也很多，体现了局势急剧变化的特点，也表明戊戌政变作为一项重大的历史事件，引起了普遍关注。《国闻报》和《中外日报》，并没有明显的政治倾向；而《申报》和《知新报》站在不同的立场上对政变进行报道，态度比较鲜明。随着慈禧训政局面的稳固，《申报》日益站在后党的立场上，而《知新报》作为维新派报纸，指责后党的种种反动行径，告诉读者一些真相，体现了两报对政变截然不同的态度，也代表了政变后维新和保守势力的斗争。
二、公众舆论
政变后，社会舆论的另一重要组成部分——公众舆论，包含了相当庞杂的内容。在晚清，一方面人们的思想受到禁锢，另一方面民众的识字率很低，报纸等公众媒介还未充分发展，能通过阅报或其他途径了解朝政变化，并对其进行评论的人数较少。所以这里所说的公众，主要是指当时的社会精英阶层。这些人通过各种途径多少了解政变的情况，又在奏折、书信和日记中发表他们的看法，从而汇成当时的公众舆论。
根据公众的立场对其舆论进行分类是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因为除了大家所熟知的极端的守旧派和康梁等较为激进的维新人士外，绝大多数人处于两者之间。他们对守旧已经动摇，但对维新的方式和程度尚无把握。政变后的严酷环境也使很多人言辞模糊。他们在某件事上倾向保守，而在类似的其他事件上又倾向维新。我们应理解在新旧转折的历史时期，人们思想上的矛盾和不成熟，同时尽量加以辨别。所以，笔者采用相对平和的“倾向保守的人士”和“倾向维新进步的人士”来划分对政变持不同观点的人士。
这里“倾向保守的人士”，指不赞成变法和对政变后的局势基本持肯定态度的人。从中央到地方，这部分人占了多数。当然，他们的保守程度不同，表达的情绪也有强烈和微弱之分，所持的态度亦有明确和模糊之别。
政变后，中央及各地官吏配合训政上谕，不断呈上奏折，指斥康、梁及其变法，要求迅速惩治罪犯。9月24日，前户部主事缪润绂上奏，指出慈禧“拨乱反正”是“社稷生灵之福”，然后列举康梁等人的罪状，言辞激烈。9月26日，兵部掌印给事中高燮曾等上奏，认为光绪请慈禧训政是英明之举，为防外人干涉，对维新派应从速处置。9月27日福建监察御史黄桂鋆上奏，在他提出的惩治名单中主张再列人陈宝箴、黄遵宪等人；同时提到，为防止外人干预，应从速处置犯人。[16](p1061，1074，1080)此后，又有工科给事中张仲炘、监察御史胡孚宸、黄均隆、王鹏运、御史杨崇伊等纷纷上奏，要求惩治康党，废弃新法。这些人的奏折，进一步促使慈禧下定决心迅速除去新党。部分官员在与亲友的交往中，也表达了拥护政变的态度，并攻击维新派。如变法时很多官吏为保全富贵利禄，与新党为敌。训政后，他们松了一口气，声称：“数月来寝不安，食不饱，今始有命焉。”[17](p351)张之洞为洗脱之前与维新派人士来往紧密而引起的嫌疑，坚决站在慈禧一方，他对《新闻报》刊登康有为发表的专函非常不满，
致电刘坤一：“速与该报馆并领事切商，告以康有为断非端正忠爱之人，嘱其万勿再为传播。”[1](p615)其幕僚梁鼎芬更表示与康有为诸人势不两立。他提到维新派每个人时都要加一“逆”字。训政后的第二天，他就写信给陈庆年说：“初六日逆贼康有为革职，天下快心”。[18](p120)后来致汪康年的信中所附四封电报，也都是攻击康有为的，[19](p1910～1912)并对自己的先见之明十分得意。
可见，政变后，倾向保守的人士的势力还是很大的，他们的言论代表了封建正统，在政治上又有合法性，所以流传甚广。
“倾向维新进步人士”对政变也各有不同的反应。维新派的核心人物康、梁在逃亡途中，就指出了政变的非法性。康有为在香港接受采访，把光绪和慈禧的矛盾作为政变的背景。[20](p499～512)他强调自己被重用的过程和受光绪的信任，但对政变的具体原因和细节的解释，都语焉不详。究其原因，一是慈禧给康有为的罪名是“结党营私”，康有为需表明其开展变法的合法性。二是慈禧给康有为的另一罪名是谋围颐和园，康有为意识到此事重大，应该设计严密后再反驳慈禧，所以暂为含糊其词。梁启超、王照于9月27日在前往日本的船上写信给访华的伊藤博文和林权助代理公使，指出慈禧有亲俄的倾向，请求日本联合英美，出面干涉训政局面。这也是康梁的一个重要策略。
曾支持康梁变法的上层官僚或被流放或被革职，多数被迫保持缄默，但也有人留下记载表示同情。黄遵宪对六君子不经审讯就被杀表示愤慨，有诗曰：“东市朝衣真不测，南山铁案竟无名。”[21](p162)还作诗怀念流亡的梁启超。未受政变牵连的部分官员，也直接间接地表达了对政变的态度。刘坤一在政变后上奏说：“经权之说须慎，中外之口宜防。”[1](p631)希望两宫和睦，以稳定大局，并暂时达到迫使慈禧放弃废帝阴谋的效果。郑孝胥对慈禧当政极为不满，并在日记中密切关注局势的变化，对维新的失败多次表示惋惜。可见，刘坤一、郑孝胥不满慈禧在政变后把国事当家事、囚禁甚至要废掉光绪的极端行为。
在具有知识分子特质的人士中，张元济、严复、蔡元培等人曾参与过变革。他们对政变的发生、六君子的被杀非常痛心。张元济一听到训政的消息，就去见李鸿章，希望李鸿章出面扭转这种不利局面。[22](p236)政变后严复写了《戊戌八月感事》，[23](p414)指责顽固派将局势搞得天昏地暗。宋恕也有《哭六烈士》诗，高度颂扬谭嗣同的死。[24](p815)更可贵的是，他们能较为客观地看待变法。张元济说：“康固非平正人，然风气之开，不可谓非彼力”，“自来变法，莫不如是唯望新党，勿为所遥夺耳。”[25](p28)这里张元济既认识到康有为的缺点，又肯定其开风气之先的作用。政变后蔡元培辞官，回老家办学堂，他认为变法失败的原因是没有培养众多的革新人才。[26](p133)张元济则到上海从事出版业；严复全力从事翻译，介绍西学。他们改变了活动的领域和方式，但实质上都在继续变法事业，促进社会的发展。
还有另一个知识分子群体，他们在政变前的主张与康、梁有所不同，主张渐进、平稳地从局部开始改革，故基本未受政变的牵连；但政变后他们密切关注着局势发展。孙宝`在日记中多次谈到政变后的各种状况，并有一诗挽谭嗣同：“可怜变法须流血，莫让先生血独红。”[27](p263)叶昌炽对六君子的评价是：“此数人者，虽良莠不一，要之皆中国之隽才也……外国新旧相争，无不流血者，中国流血自此始也。”[28](p251)可见，他们对政变的发生持悲伤和惋惜的态度。而且有人相信政变的发生只能说明维新事业的暂时失败，钱恂就说：“此百日中新政，中国将来必仍举行，此时遏之愈甚，再举行之期愈速耳。”[29](p3006)也有些人对康党的行动策略表示不满，如汪曾武就说：“康犯早知其必败，特不料其如此之速。”[30](p1108)并埋怨康梁的手段太急激，葬送了维新的大好局面。还有些人因为与康、梁在学术传承上有所差异，在评判时往往从主观认识出发，不免失之公允。所以，各个阶层的人，即使是同一阶层，由于所受教育、成长背景和品性的不同，在关注某一事件时，接触到的很可能是该事件展现出来的不同侧面，所以引发了多样的社会舆论。再加上政变是一件敏感的重大政治事件，有些人即使在给好友的信中，也言不由衷，更加剧了舆论的复杂性。
以上谈到了康有为、梁启超，以及受到政变牵连的上层官僚和未受牵连的洋务派官僚，受到政变影响的中上层知识分子，还有同情维新的知识分子对政变的反应。总的趋势是，他们虽对康、梁的学术人品、变法策略或多或少有微辞，但大多承认变法是不可遏制的潮流，并高度评价了六君子的慷慨赴死之举。
最后，考察普通民众对政变的态度。因晚清社会发展程度较低，民智未开，故所谓的普通民众也仅指北京、上海、广州等城市的市民以及较为开放地区的普通士人。政变后，人心浮动，于是有了种种猜测，许多谣言在各地流传。在北京，“皆谓帝病重……先于太监茶店中，创一种风说，言帝设谋倾害太后，且引外人助己。士大夫皆深信之，互相传播”。[31](p261)在上海，“街头张贴的报纸说到‘皇帝已经被迫逊位，据说已驾崩，慈禧大获全胜，李鸿章复职’等消息”。[16](p1060)而在“广东省城中，此三五日内谣言极盛，有谓疾除新党复用旧人等语”。[30](p564)这些谣言中有些细节是基本符合事实的。政变后出现众多传言的原因是，政变引发了一系列的变动和危机，导致人心浮动，于是有了种种猜测。
当时新闻传播渠道尚未成熟，社会底层群体私下的意见交流代替了正常的传播途径，再加上人们认知水平有限，为谣言的风行和流变提供了基础。汪康年对此评论说：“读八月上谕以后，则舆论以康为当诛，读东洋某某报以来，则舆论又以康为无罪，公论之不可恃甚矣。”[19](p1339)说明很多人自身尚缺乏判断力，人云亦云。王国维也曾感慨：“今日出，闻吾邑士人论时事者蔽罪亡人不遗余力，实堪气杀。”[32](p17)可见，普通民众的舆论具有易变性和盲从性。
三、康、梁的海外宣传和政变的余音
康有为和梁启超流亡海外后，作为政变的当事人，他们一面揭露后党的反动行为，一面总结变法失败的教训。梁启超利用他在国内积累的办报经验，于1898年12月在横滨创刊《清议报》。创办伊始，陆续刊载了一系列文章：首先阐述政变原因，强调慈禧太后与光绪皇帝的矛盾代表守旧和维新的对立，政变的发生不可避免。其次，梁启超针对舆论普遍认为变法太过“急激”的意见，指出中国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改革，成效甚微的原因就是改革太过温和，强调康有为速变、全变思想的不得已和适用性。[33]此后，《清议报》还发表多篇文章，希望光绪重新执政，这也是康、梁使自身获得更多认可的有效手段。1899年4月，梁启超的《戊戌政变记》正式出版，除了包括上面谈到的内容外，还介绍了新政的内容和康有为在变法中的领导地位。总之，《清议报》虽然包含了党派之争，且经常从政治利害的角度品评时事，但它不啻为引领时代潮流的先进刊物，和《戊戌政变记》一起，在国内行销，屡禁不绝。该刊不仅从维新派的角度展现了戊戌变法和政变的风云变幻(当然，后来梁启超承认《戊戌政变记》饱含了自己的感情，并不是完全客观的记述)，还启蒙了一大批进步青年，激发了他们的救国热情。
由于清廷的多方交涉，康有为被迫离开日本前往美洲，却也缘此开辟了舆论宣传的新阵地。他在温哥华等地演说，讲述自己协助光绪皇帝变法的过程，痛诋后党发动政变；号召华侨联合起来，保救中国。[34](p403～406)演说受到热烈的回应。应当承认，康有为在华侨中的宣传非常成功：到1900年前后，康有为已在海外，尤其是在美洲和南洋，创办和控制了30多家报刊，使保皇立宪的思潮风行海外。这一局面的开创，一方面是由于在海外华侨的心目中，皇帝仍是一个神圣的符号，他们希望有一个明君来促成祖国的繁荣富强，而且从自身利益计，康有为鼓舞他们成为维新功臣，这种名誉和利益的诱惑是巨大的；另一方面是由于康有为利用报刊、演说等有效手段进行宣传，扩大了自己的影响。可以说，康、梁挟其维新领袖之名，奔走海外，虽然未达到说服英国和日本干预朝局、助光绪复位的目的，却在一定程度上把保皇改革的观念撒播于海外各地，将戊戌变法的影响推之深远。
由于康、梁在海外的保皇运动声浪渐高，国内的进步舆论也赞扬光绪戊戌维新时的英明，提出必须让光绪执政。[35]另外，慈禧垂老而光绪年富，有朝一日光绪还是会行皇帝实权。慈禧对此耿耿于怀，废光绪的念头再次付诸实践。鉴于废光绪曾遭到外国公使和刘坤一的反对，这次的废立行动以立储的形式来掩人耳目。1900年1月24日，慈禧以光绪名义发出诏书，大意是光绪称身体总不能康复，故要在宗室中选择一个孩子作为同治的皇子，将来好继承皇位。这时正是光绪二十五年十二月，为己亥年，故称“己亥建储”。
上谕发出后，引起巨大震动。第二天，《中外日报》就要求慈禧还政光绪。[36]1月26日，上海工商界发出公启，号召大家电阻立嗣，如朝廷不理，就全体罢市。[37]天津、杭州、武昌等地士民，要求当地督抚代为转奏谏阻。[38]康有为还发动海外华侨通电反对。在这反对建储的浪潮中，最引人注意的是上海电报局总办经元善领衔的抗议电，要求“奏请圣上力疾临御，勿存退位之思，上以慰皇太后之忧勤，下以弭中外之反侧”。[39](p309)列名者除经元善外，还有叶瀚、章太炎、唐才常等绅商士民共1231人。经元善的这一举动促成了反对建储的舆论高潮，国内外人士和媒体舆论都给予关注。《清议报》对此作了详细报道，并发文指出建储的实质是对光绪的无形废立变为有形废立。[40]梁启超高度赞扬了经元善的举动。《苏报》将经元善的奏文刊载，并称：“皆有奋不顾身与君存亡之志。”[41]宋恕赞扬经元善的举动，认为形成了“浙中帝党”。[42](p698)
慈禧迫于南方各地的舆论压力，又因外人也未支持她的行动，最终放弃了立储计划。这次抗议建储风波，体现了光绪皇帝作为维新的象征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保存了光绪就保留了变法的一线生机。建储事件把社会舆论对政变的不满，由私下的发泄转变为对后党广泛的公开的抗议。更重要的是，这次经元善的领衔发电，响应的都是普通士民绅商，所以这是一次平民的抗议活动。同时，这次事件也得益于近代电讯技术的发展，各地可以同时致电反对废立，迅速有效地汇成一股不可抗拒的声势，显示了舆论的力量。“己亥建储”引发的强烈的社会舆论，进一步印证了民众对光绪的支持。政变后在后党的严酷统治下，大多数人“敢怒不敢言”，但只要一有机会，民意的表达便势不可挡。
总之，由于政变陡然发生，此后又有康有为和梁启超外逃、光绪被幽禁等一系列事件，引起强烈的社会舆论。纵观此时的社会舆论，其中新闻舆论体现了报纸广泛的关注面和不同的政治倾向；公众舆论则反映了各个阶层由于利益和价值取向的差异，对政变的认识存在很大分歧。支持变法者有之，痛骂康、梁者亦存在，一些人还兼有这两种倾向。但社会舆论的主流是同情维新派的遭遇，特别是六君子的被杀引起了有良知的知识分子的愤慨；大部分人对慈禧的专权表示不满，并关注光绪的命运。康有为、梁启超在海外宣传的成功和“己亥建储”事件引起的舆论本身，就表明了人心的向背和舆论的趋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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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中国史学会主编.戊戌变法：第四册[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
[32]吴泽主编.王国维全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4.
[33]戊戌政变记[N].清议报，1898-12-23，1899-01-02，1899-01-12.
[34]汤志钧编.康有为政论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1.
[35]宜恭请皇太后归政议[N].中外日报，1899-09-05.
[36]读二十四日上谕恭注[N].中外日报，1900-01-24.
[37]嗣统汇闻[N].清议报，1900-02-01.
[38]伪政府立嗣纪闻汇记[N].清议报，1900-01-21.
[39]虞和平编.经元善集[M].武汉：华中师大出版社，1988.
[40]清议报全编：卷三，第一集下之上，本馆论说三.
[41]苏报.1900-01-2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