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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风:曹操是中国文化的罪人

  

  河南安阳宣称发现了曹操墓,专家说法不一,坊间疑信兼有。不管是真是假,安阳已经迫不及待地要以曹操搭台,唱旅游或招商引资的大戏了。当然,在这些举动背后,也有一个历史预设:曹操是个了不起的人物,起码是个成功人士。

  这是中国历史断裂的一个标志。曹操在《三国演义》中被描绘成奸臣,在传统戏曲中扮成白脸。这种价值判断,其实有很深的文化内涵。这个深层文化内涵,陈寅恪先生已经十分清楚地揭示出来了。

  1956年,陈先生发表了一篇短文,《书世说新语文学类钟会撰四本论始毕条后》。在这篇文章中,陈先生举重若轻,把曹操放到中国历史演进的大脉络中予以评价。这个大脉络,是以儒家精神为骨干的。

  陈先生指出,东汉中晚之世,其统治阶级可分为两类人群。一为内廷之阉宦,一为外廷之士大夫。士大夫出身有大家族,间或有小家族,但绝大多数则为儒家之信徒也。职是之故,其为学也,则从师受经,或游学京师,受业于太学之博士。其为人也,则以孝友礼法见称于宗族乡里。然后州郡牧守京师公卿加以征辟,终致通显。这就是汉代的“察举制度”,它打通了儒家士人从修身齐家到治国平天下的通道,造就了钱穆先生所说的中国式“士人政府”。

  陈先生接着说:故其学为儒家之学,其行自必合儒家之道德标准,即仁孝廉让等是。质言之,《小戴礼记·大学》一篇所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一贯之学说,实东汉中晚世士大夫自命为其生活实际之表现。今人多认为,儒家这一套教导与察举制度导致了士族门阀制度,也诱导士人的高蹈虚伪。然而,东汉末年,阉宦作乱,士人奋起抗争。士人若无强烈的道德感与相互激励,社会秩序恐怕早就崩塌。

  曹操所代表的恰是内廷之阉宦传统。按照陈寅恪先生的说法,阉宦传统中人与儒家士族相比有以下特点:第一,出身大抵为非儒家之寒族,所谓“乞匄携养”之类,曹操正属于这一类。第二,士大夫宗经义,以经学相传,阉宦则尚文辞,曹家父子都擅长吟诗作赋,这种能力迷倒了后世很多文学愤青。第三,士大夫贵仁孝,而阉宦则重智术。因而,前者行为尚有底线,曹操这类阉宦传统中人则无底线,为了实现个人目标不择手段,放手使用各种权谋。

  只有在这个背景里,我们才能准确理解,为曹操博得无数赞美的“唯才是举”,究竟是何用意。曹操前后发布过三道“求才”令,这三篇文书讲的就一个道理:“有行之士,未必能进取;进取之士,未必能有行也”。有道德的人没有能力,有能力的人没有道德,道德与能力无关。我曹操要成就霸业,不需要有道德的人,我只要有才能的人,管他是否“不仁不孝”,只要“有治国用兵之术”即可。此所谓“唯才是举”之真正含义。

  如陈寅恪先生所说,曹操这三道命令,实可视为曹魏皇室大政方针之宣言。盖孟德出身阉宦家庭,而阉宦之人,在儒家经典教义中不能取有政治上之地位。若不对此不两立之教义,摧陷廓清之,则本身无以立足,更无从与士大夫阶级之袁氏等相竞争也。换言之,曹操唯才是举的目的,是为了打击士族。

  为此,曹操终生都在利用权力的诱惑力,摧毁社会对于儒家仁孝廉让等美德的敬重。在他的身上,可以看到杰出的文学才能、军事才能、政治操纵才能,唯独没有德性。京剧《捉放曹》中的“宁可我负天下人”的残忍,就是曹操精神的最真实写照。而相比较而言,曹氏的文臣武将,也确实是有才而无德者居多。

  然而,历史是残酷的,也是公正的:曹操凭借着自己的“才”,凭借着残忍与权谋,统一了北方。这被很多人视为一项历史功绩,但在三国之中,曹氏政权却最早被颠覆。

  这倒不足惜。曹氏统一北方的本质就是消灭了北方多数儒家士族,袁氏兄弟就是这个社会群体的代表,曹氏统治导致北方社会普遍抛弃仁义廉耻,社会风气急剧败坏。结果,即便司马氏以士族身份推翻曹家,但世道人心已经崩塌。其结果,就是八王之乱,然后是“五胡乱华”,南北朝分裂,中国陷入长期动荡、战乱。

  而这一切的开端,就是曹操的唯才是举!古代的史家和小说戏曲家们朦胧地意识到了这种因果关系,所以把曹操描绘成奸臣。他的确是中国文化的毁坏者。到现代,有些掌握着话语权的人士给曹操翻案,说曹操是杰出的军事家、文学家、政治家,夸奖曹操统一了北方、推动了历史进步云云。翻案者如此说法,倒也不奇怪,他们都有摧毁中国文化传统的抱负。陈寅恪先生则在此时郑重撰文宣告,曹操是中国文化的罪人,先生风骨由此可见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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