眼下，李庄案闹得沸沸扬扬，网上网下嚷成一片。考察人们对这个案子反应，姑且无论孰是孰非，人们会发现，李庄这个小有名气的大律师，在相当多人眼里，其实还是一个讼棍，顶多是讼师。
中国有律师的日子不长，据说民国元年，才有国家正式批准的律师，第一人是后来被骂为卖国贼的曹汝霖。到了1949年之后，律师虽然没有取消，但基本上被搁起来了。中断已久的律师的历史，是改革后再接上的，满打满算，才二十几年。相对来讲，讼棍或者讼师的历史，却要长得多。从某种意义上说，那是我们国家的传统。所以说，一些人，把律师看做讼棍或者讼师，也不奇怪。
在古代社会，讼棍和讼师，所获评价，相当负面。在统治者眼里，没有讼师一说，凡是搅入诉讼帮人打官司的非涉案人，统统是讼棍。包揽讼词，挑唆诉讼，十分可恶。凡是讼棍，一经查实，就得严惩。讼棍和讼师，仅仅是因为民间有这样的需求，才在官方的高压之下，能够存在。但必须说，这种存在，是非法状态的。但是，即使在民间，这些人名声也不大好。所谓讼师之名，是晚近才出现的，在古代的多数时候，人们只管他们叫做讼棍。
在中国有关讼棍的传说，大多是负面的。有时候，也传他们会干点好事，比如帮助人们从受诬陷的状态中解脱出来。但更多事迹，却是讲他们如何出坏主意，帮助犯了罪的人，尤其是帮助忤逆不孝之人，逃脱责罚。即使少数做好事的事例里，讼棍们也全无心肝，一点是非观念也没有。只管拿人钱财，替人消灾。不消说，这样没有起码道德感的人，在传统中国社会，根本就是坏人。到了清末新政时期，各省谘议局选举，讼棍还是明令被排除在外的。
中国古代社会，在法律方面，最高的理想是孔子说的“无讼”。历史上有很多地方官治理的故事，都是强调教化，通过地方官自己言行的感召和激励，实现无讼。汉代的故事讲，官员当众宣读孝经。到了明清两代，就是读圣谕宝训——皇帝的劝善书。通过这种方式，使民众被德化，不争互让。没人打官司，官府的台阶上长草，门可罗雀。不过，这种故事，如果不是编出来的话，也只能是一些理想状态，完全不可能被复制的理想状态。在古代，无论哪个官府，都是一堆人。一堆人和他们的家人，要靠官家的印把子吃饭的。就算县令、太守道德高尚，不想让百姓打官司。但是官府里的其他人也不会干——百姓不打官司，他们吃什么去?因此，正常状态是，官府希望百姓诉讼，而老百姓明知道打官司就得往里扔银子，也不得不打。因为生活总免不了有纠纷，纠纷调解不了，就得打官司。更何况，还有涉及人命的刑事案件存在。
尽管官府希望百姓打官司，但古代政治制度，却是一个礼制结构。所谓礼制，就是一种合乎于礼的社会秩序，上下尊卑，井然有序。所谓的法律，基本上就是“刑”法——以刑罚来将不符合礼制秩序的事情，脱离礼制轨道的恶，扳回到正轨，合乎礼制秩序的轨道上来。所以，无论官府断案多么荒谬，都是合理合法的。因为这是一种父母官对于民众的整治，本是就是礼制的一部分。所有不合道理的断案，要想纠正，只能通过更高层的干预，或者官员的道德自律来实现。任何来自诉讼人之外的民间干预，都是大逆不道的。
海瑞是著名的讲道德的清官，但是即使是他，也认为在断案的时候，如果小民与乡宦“争言貌”，“与屈乡宦，宁屈小民，以存体也。”所谓“存体”，就是尊重礼制，为了礼制，小民就该受委屈。在礼制秩序第一的原则下，无论是讼棍还是讼师，都是不能被允许的。因为他们的存在，本身就是以下犯上，扰乱了“领导意图”。
应该说，即使在今天，人们脑袋里讼棍的意识依然强固。只要提及律师，尤其是律师在为似乎是公认的罪犯辩护、同时又很卖力的时候，讼棍两个字就会自动跳出来。如果律师的辩护，让某个背后具有政治运动性质的行动，结果被打了折扣，打出来的“坏人”减轻或者逃脱了惩罚，那么，律师就更加难以被容忍了。不仅官方不能容忍，连关注此事的部分民众，也一样难以理解。尽管到了21世纪，人们却还在迷恋清官，迷恋清官的保护，清官的行为，即使违法也高度容忍。还在不知不觉地把律师看成讼师，我们离一个法制社会，还有相当远的距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