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的胡润富豪榜和福布斯富豪榜，都似乎是对中国富豪的一个检阅。而事实上，中国的富豪家族，已经蔚为大观。
在去年6月的，美林全球财富管理与凯捷顾问公司的调查显示，截至2008年底，中国共有36.4万名百万美元富翁，富豪总数已经超越英国，居全球第四位，在今年的胡润富豪榜中，中国的前1000亿家族，其个人家庭资产，至少都超过了7亿人民币。而在中国，资产在1亿元人民币以上的有5万个家族左右。
经过改革至今的沉淀，中国已经形成了一些知名的富豪家族，在建国初期被扫荡而平的家族分野，又重新建立。一个消逝了数十年的家族群落，亦重新崛起。
不过，考究新时代的商人家族，与传统的商人家族，已经更为多元，而其来源，亦更为丰富。
其一为草根崛起。最典型的是浙商和广东商人。
其特点是，白手起家，几乎没有任何背景，靠发展制造业，一步一步在激烈竞争壮大，最后经十年乃至几十年的浸润，造就财富家族。
在浙商中，茅氏商业家族，其崛起历程，可谓最为典型。茅理翔最初以生产打火机起家，后来，其子茅忠群开始进军厨具行业，最后成为行业龙头；其女儿女婿则成为外协厂商，另起炉灶，共同形成一个商人大家族。
在广东商人中，卢氏兄弟历十数年奋斗，遂造就万和的热水器行业的国内龙头地位，成就了兄弟型的商人大家族。而在内地，四川希望集团的几兄弟，也有类似创业经历，不同的是，刘氏兄弟后来分家，开枝散叶，形成了泛商业家族。
这类商人，多集中在竞争性产业领域，其从事的行业，多为中国市场化最彻底的行业。
其二为体制内起步，以商人终结，或者本身亦官亦商，头顶红帽。
最典型的为苏南模式。这种商人家族的热点是，其创始人最开始在体制内谋得执掌一家企业的机会，后来通过改制，成为股份制企业的实际掌控人。
在今年的中国企业500强中，沙钢成为民营企业中的龙头。“钢铁沙皇”沈文荣亦成为胡润百富榜的钢铁行业首富。20年前，沈文荣从老厂长手中接过沙钢的厂长职位，沙钢羽翼丰满的时候，通过改制，沈文荣就此成为仅次于政府的第二大股东，后来，更通过受让政府股份，成为第一大股东。
同时，沈文荣更兼有官方职位，他多次当选张家港市政协主席等职，这种体制内的身份，对其在企业创业与个人造富方面，多有帮助。
改制最为典型的，在中国大陆当数TCL的李东生，李本为惠州市政府委派到企业的体制内管理人员，通过增量式改革，最后获得了企业控制权，李亦自己成为内陆巨富。而在青岛，汪海也通过改制，终于从体制内的经营者，转变为独立的商人。
其三，是为红色贵族，多为从事商业的政府高层的后代。
这种类型的商人家族，拥有深厚的政治与资本，故起步高，容易获得社会资源。
最典型的是前国家主席副荣毅仁家族。荣氏世代从商，第三代核心人物荣智健更是参与创立了中信。而在中国，前政府或者现政府高层的家人或者后裔，多有经商者。
这些红色商业家族，多从事一些需要审批的贸易，基础产业，能源等产业。房地产行业亦多为红色家族钟情的领域。
从地域分布来说，中国的商人家族多集中在经济发达地区，以北京，上海，广东，浙江，江苏为多。从行业上说，最大的富豪，多从事地产行业。在胡润百富榜中，十大富豪有六人就从事地产行业，比例惊人。
在国外，富豪家族一般呈现几个热点，一是草根商人占绝大多数，二是在竞争性领域的商人家族占大多数，而对比这两个领域，中国商人家族的构成，存在很多隐忧。近年来日益被诟病的权力资本，权钱的联姻，为中国商人家族蒙上了一层阴影。
从商业家族到豪门世家
在中国历史上，曾有寒门与豪门之分，以魏晋南北朝时为盛，到了后期，掌握了主流力量的寒门，逐渐与豪门联盟，形成了新的集团，如隋唐时代的关陇集团，即是最大代表，甚至武则天进入后宫，某种意义上亦是商人与政治力量的联盟。
而目前，中国的商人家族，亦通过与政治力量的联盟，形成新的豪族。在某种意义上说，这也是一种互补。
前年的中国首富杨惠妍，其夫君家族，颇有来头，据说其父是东北某地的厅级干部，而杨国强对这桩婚事很满意。
在杨国强的崛起过程中，对于权力人士多有借重。在碧桂园9个执行董事中，除杨国强的亲友，唯一的“外人”叫崔健波，此人当初入伙时已经当过北滘镇长数年，杨国强初级的发展过程中，崔健波的存在，对于其摆平政府关系多有帮助。而杨国强本身的发迹，亦都仰仗于其在政府机关当领导的大哥杨国华，在杨国华的照料下，他在公司里平步青云，赚取了人生第一桶金。
1993年，杨国强对北滘建筑工程公司进行了MBO，这可能是中国最早的MBO案例。尽管当时风起云涌的MBO备受争议，杨国强却最终如愿以偿。其中过程，多赖当地政府官员的鼎力支持。
官商结合是中国企业界的特色，企业的平安发展，如果没有地方政府与官员的支持是很难遂愿的。这种支持既有“阳光支持”，也有“月光支持”。“阳光支持”指光明正大的、符合法律和政策的扶持；“月光支持”指的官与商之间的“潜规则”，往往进行游走于法律与政策的边缘。而政商联盟，是获得“月光支持”的最佳模式。
商人家族与政治家族的联姻，催生出一种新型的家族，这种家族，既有商界的经济实力，亦有官方的影响力与地位，几乎可以达到赢家通吃的境界。
同时，一些掌握政治权力的家族，亦通过联盟富豪，来获得经济上的支持。在现代社会的框架下，由于终身制和世袭制的废除，权力阶层如果要获得长久的财富，通过联姻来实现，是更为安全，也更为光明的途径。而贪污舞弊，既有政治风险，亦有道德污点，为一些有抱负，有智慧的的权力拥有者所弃。
目前，有很多政要的家庭成员，嫁入富商家庭的，在古代，有很多高官，对刚入进士进行“捉婿”，而在今日之商业社会，各个层级的官员，除了与本阶层联姻外，其第二大联姻对象，即为年轻富商。如胡锦涛之女，即风传下嫁新浪股东茅道临。目前，大陆高层的子女很多留学国外，见多识广，于政商之间穿梭，成婚之后，其良好的教育与家庭背景，往往被借重。
政商结盟的威力，在很多企业巨头身上可以看到，甚至一向以个人奋斗示人的王石，背后都有一个前广东省委书记的岳父。其它有官方亲家背景的商业家族，更是广布天下。
豪门大族挤占了大众的生存空间？
在中国事实上形成的豪门大族，已经使中国的社会结构发生改变，而在未来，其产生的影响，将是多方面的。
在发达的商业国家，商人家族能够持续三代的，非常少见，目前，福特家族已至第四代，已经算是美国商业家族中非常久远的家族了，而其实，从其创始人到福特四世，不过100年。由于信奉比较完全的市场经济，这些国家的商人家族，往往面临着激烈的竞争，要保持几代非常困难，往往是到了第二代即开始衰落。
相反，在日本，韩国等东亚国家，由于商人与政治人物的普遍关联，商人家族传承更为久远，日韩国的三星集团，已到了第三世，日本的三菱，住友，更是数世传承。中国未来的商业家族，很有可能如日韩，事实上，中国大陆的一些核心产业，必须有权力的影响，才可以进入，特别是一些垄断产业领域，更是如此。而在这些领域，非出身红色的豪门大族不可，如在电力领域，李鹏家族控制达数十年之久，在未来时代，可以预见，李氏家族仍然会有强大影响力，而这些领域，非竞争行业的一般商人家族可为，其家族延续寿命，亦远比一般商业家族长久。
拥有政治背景的豪门大族，其家族传承比一般商业家族更久远。由于商业是一种实利的交易，无形资产不一定可以转换为资源，但是政治影响却不随着当事人的生命终结而结束，上一代人物的影响力和人脉，往往会对下一代的成长起到助推作用。所以，政要豪门从上一代获得的萌庇，往往比商人家族多。
日本和韩国的商业豪门，在近几年中，频频出现危机，足可为中国未来借鉴。现代集团的崛起，离不开政治势力的扶持，但是，“政治献金”事件，也正是由于介入政治过深引起，第二代核心人员郑梦宪，也正因此而被逼自杀。在日本亦如此，很多明治时代依靠政府崛起的企业，在上世纪50年代麦克阿瑟主导的市场化，世俗化的改革中，成为被清理的对象。而本次被称为“新时代首相”的鸠山，其使命之一，就是铲除政商铁三角。
在中国大陆，一些核心的产业被拥有政治影响的商业世家保持，容易引起市场竞争中的不公。特别是在一些改革呼声很高的垄断行业，之所以迟迟无法打破垄断，很多时候即是由于其背后的权力网难以割断。
商业豪门的存在，还会造就某种意义上的不公。使普通公民创造财富的途径越来越狭窄。
前段时间风传，中国的亿万富翁中，有80%以上的为高干家庭，虽然最后调查证明，这一说法并不可靠，但是其能够流行，正说明了豪门大族在积累财富方面的天生优势。
先天的出身差异，则必然造成人生成就的差异。出身豪门家族，在人生的起点上，就赢了第一步。起码在创业的资金充裕方面，远比一般人具有优势，获得的提拔和关照也多过常人。小超人李泽楷在电讯盈科危机重重的时候，也可以靠其父李嘉诚在背后买单安然度过危机。荣智健在中信遭受重创，但是却仍然有政府力量为其善后，而多数无背景的企业家，资金一出问题只有死掉。
而政商联盟的大家族，更是通赢天下，特别是在一些需要大资产及政策扶持的特殊行业，有政治背景的大家族，更是占尽先天优势，在另外一个意义上说，其实也是一种不公平，有无政治背景，而非有无经营才能，成为进行某些领域的衡量标准，客观上阻挡了大众创造财富的机会。
而在国外，防止商业大族的事实上的世袭与垄断，主要有两大途径，其一是高额的遗传税，如果继承人没有足够的经营才华，巨额的遗产税，会使家族财富呈现代际递减趋势，客观上将财富分流给大众。其二，是限制政治与商业的结盟。如很多国家规定，官员担任了一定层级的政治职务之后，其家族成员就不得再从事商业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