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大旱，始于09年下半年，旱得触目惊心，旱得惨绝人寰。时至今日，早已旱得人心麻木——弗洛伊德说，当人们无法摆脱痛苦，将会以坦然接受的方式来寻求解脱。
救助程式化，自救机械化，这一切似乎昭示着，人类的挣扎在自然之力面前，显得苍白无力。人道救援，带来的至多是心理安慰，象征色彩浓郁，而于解决实际问题的收效甚微。应该说，没有什么能比一场倾盆大雨更容易满足滇、黔、桂三省的迫切需求。
说起这场灾难，通用的修辞字眼是百年难遇、突如其来。人们的关注点，也都仅限于此，绝少有人去关注些背后的内容，比如来龙去脉。也是，何必自寻烦恼，把责任推卸给气候，推卸给大自然多好，乐得轻松。
归根结底，是我们早已习惯了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解决问题方式，而很少防患于未然。就此说短视才是人的本性，未免有失公正，可我们看到的，总都是事到临头时的手忙脚乱。我喜欢用经济学来说事，这就是所谓的即期效应大于远期效应。所以，近忧总比远虑更能引起人的注意和重视。然而，不远虑，近忧总是不断，并且与日俱增。更悲哀的是，我们永远都学不乖，所以经常任由历史重演。
从这次旱灾中的表现来看，我们并没有任何进步，甚至连发出的声音都是一如既往。一直有那么股力量，固执地将这定性成天灾，并致力于发出抹去人祸的声音。然而，人祸的痕迹又岂是那么容易掩盖？
人类总是过于高估自己。在学会使用工具和技术后，相应地也就掌握了改造自然的能力。于是顺理成章地认为，自己可以征服自然。伴随着战天斗地的口号，狂妄的人类开始向着自然大动干戈，以证明自己无所不能。固然，愚公移山的精神听起来令人感动，然而，以如此暴力的手段向自然无度索取，终会超过它的忍耐范围。是时，它会以自己的逻辑来与我们沟通、交流，以自己的方式和实际行动来表达它对我们的不满，而那报复举动又是如此的暴烈，以至于我们无力承受。
为了生存、为了经济……
人类改造自然，无论主动还是被动，说起理由来，每每都那么充分，那么理直气壮。从古自今，向来如此。
平心而论，人类的生存活动，或多或少的，都会给自然环境施加影响。上溯至远古，乃至春秋战国、先秦两汉，都无从回避这个问题。所不同的，只是限于实际能力，而产生的影响有大小之别。
黄土高原，是我们的“杰作”：两千年前植被茂盛的地区，如今已遍是黄土，一片荒漠。它毁于我们大规模的经济活动中。毁林开荒，毁草种粮，试问历朝历代来，这些荒诞的行为哪次不是掩盖在国计民生这一冠冕堂皇的借口之下？野心、贪欲成了我们的源动力，驱使着我们变本加厉地破坏着生态环境。日复一日，水滴石穿，这片水草丰盛的土地，终于在我们旷日持久的毁坏下断送了生机，于是就留下了丑陋的黄土高原。
随之而来的，是水土流失。越来越多的泥沙顺流直下，冲进了黄河的河道，垫高了河床。每到降水多的年景，黄河无一例外地决堤改道，造成人间惨剧无数。
在拙作《帝国启示录——经济视野下的历史变迁》中，曾提及秦汉时期的塞外富饶之地，朔方城。这片肥沃的土地，也在我们过度的刀耕斧种之下，成了一片荒漠。有学者提出观点说，朔方城的萧条与废弃，与气候的变化有关。然而，焉知这气候变化不是由人类的生存活动而引发？总之，当年繁华的朔方城今天早已不在，留给我们的，是一望无际的乌兰布和沙漠。
黄仁宇先生在《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中也曾谈及，春秋时期，各国围绕着黄河进行的水利工程，则是祸及日后的重要因素。当降水出现了变故，灾难也就来临。战国末年频繁的天灾，正是始于这些人祸。
我始终认为，对自然的敬畏之心缺失，是酿成祸患的根源。这绝不是以无知二字就可以推卸得一干二净的责任。熏心的利欲，使我们胆大妄为，无所顾忌，甚至惘视可能导致的灾难与后果。
曾经的内蒙建设兵团，无疑是今天这一片片人工沙漠的缔造者，而当年黄万里先生极力反对的三峡工程，则成了今天川渝地区极端天气的罪魁祸首。我们文过饰非，却掩盖不了既成的事实。苦果，是由我们自己咽下的。
同理，今天滇、黔、桂三省的大旱，也是我们为自己酿造的苦酒。我们的当政者，以经济的名义，任凭纸业巨头们肆无忌惮地砍伐。植被地破坏，是气候巨变的诱因。而更为愚蠢的是，竟然在砍伐过后的土地上种下了大片的桉树。这种生长极快的植物，吸水能力惊人，说成水源杀手，一点都不为过。无疑，它在与其他植物争水，变相地破坏着原生植被。而遇到干旱的天气，则会加剧水源的干涸。
由此，我们不难判断，西南大旱，其背后的原因，绝不仅仅是天灾那么简单，更多的，还是人祸。只可惜，无人愿意承认。而这人祸的根源，又难逃经济范畴。所以说，一切都是经济惹的祸。
对经济过度的追求，会令我们走上歧路。在我们惊叹一个个经济奇迹的时候，却忽视了背后的隐患。涸泽而渔式的经济发展，会令我们的生存环境急剧恶化，而这恶化将是不可逆的进程。最终，留下的祸患，还是由我们自己一力承担。
不妨这样理解：我们昨日的辉煌，谱写了我们今日的灾难，我们今天的辉煌，将奏响我们明日的葬歌。
也许有人要质疑，是否放弃经济发展，才能舒缓对环境的伤害？是否像老子的《道德经》中所言的那样，小国寡民，才能平复自然之怒？这里是一个悖论。尺度，把握一个合适的尺度，可以平衡的尺度，可以良性发展的尺度，才是我们可以持续生存的正道。我依然喜欢用经济学说事，这里的尺度，依然是一个经济学的问题：边际效应。
在尽可能少地影响环境的前提下，去发展我们的经济。也就是说，取一个平衡的点，这也许需要我们放慢前进的脚步。言尽于此，又回到了拙作《帝国启示录》中的话题。在最末一章中，曾说过这样一段话：无论怎么说，我们人类未来的前途，必然总是向着更加文明，更加发达的方向进发。而这又必然遵循着更加经济的原则，一如提高我们的技术，无论是人文科学还是自然科学；一如注重环境保护，与地球上其他生物的和谐共存；一如节约资源，为我们的明天留出必要的空间——这也是是我们唯一的出路。
备注1：3月27日，云南昆明人工降雨成功，暂时缓解了旱情。后续情形，仍有待观察。
备注2：由于拙作成书仓促，关于经济发展对环境的影响一干内容，并无细致地论述。等到察觉时，书已下版印刷，无法修改。此文算是对已买过书的读者一点弥补，并表达歉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