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经说过，有形的暴力不可怕，因为一切暴力最终要遭到暴力的反抗；有形的监狱不可怕，因为一切有形的监禁都将毁坏。只有无形的暴力与监狱，那些移植到大脑中、深入我们身体与思想的暴力与监禁，才是最可怕的牢笼。因为它无影无形，你无法对付；因为能它控制着你的思想与行动，而你却自以为在做独立的思考与自由的行动。这种植入身体与思想的牢笼，正是意识形态的功能。如果普通百姓遭遇这些而不自知，相对来说没有什么可怕，因为他们毕竟不以思想为职业；而知识界深深陷入牢笼之中却不知之，其结果将是灾难性的。然而事实却是，当今中国的知识界，许多的所谓名家们，都被牢笼在这种语言的陷阱中，却自以为是、师心自用，其可悲可怜，令人伤神。
这种意识形态控制系统之一，包括各种资格证考试制度，其中最可怕的，是教师资格证考试制度。
当然，这一点早有学者指出了，这里照抄肖雪慧先生的一段话：
教师资格证制度，则是教育行政部门掌控了本应由教师行业、由学术共同体决定的事务，通过垄断教师行业的准入来控制大学。取得教师资格必经所谓“教学教授法”培训。
大学的教学自由原则决定了不可能有什么可以培训出来的教学教授法，由教育行政部门来规定和组织“培训”，就更不靠谱，这种培训成为教师取得资格的必经过程，不仅对学校秩序构成骚扰、导致教师时间和精力的无端耗费，也在摧毁大学和教师的尊严。（见肖雪慧：《荒唐的教师资格考核——萧瀚被停课事件》）
肖雪慧先生认为，教师资格证制度与教师聘任制一样，早已“蜕变为排斥异己的政治工具”。通过控制教师而控制教育，通过控制教育以控制全社会，进而将960平方公里土地变成一个巨型监狱，以国境线为围墙，这样的企图，稍具常识的人都可能看出。但这样的观察还没有掘出各种证书考试背后的驱动力，当今的官僚意识形态的冲动少，而经济利益（垄断暴利）的驱动多，4月3日在三味书屋做《知识分子的使命与宿命》讲座时，曾经有过一段陈述：
很多人可能没有注意到教师资格证背后的东西，教师资格证一方面是官方对教师的意识形态的控制，但其背后更多的却是一种利益的驱使。由谁来培训？培训由谁收费？收多少？所收费用如何分成？这里面黑幕重重。一个新教师参加资格培训，大概要交三百到五百块钱，每年有多大少教师参加培训？这笔巨额培训费进了谁的腰包？这些是必须调查审计的。但没有一个本部门对此做出说明，全是暗箱操作。我认为由官方操纵的各种证书考试，其中关键的是利益驱使，为了谋取这种垄断利益，他必须让每个教师参加培训，越多越好。谁控制培训，谁就是伴着一座金山。如此赢利之途，谁不羡慕？！
这些话，应该是国人的常识了，但事实上，却又一些学者们，别出机殊，对教师资格证有新的说法。
田继贤在《中国选举与治理》网上发《萧瀚真的不应该被停课吗？》文章，认为萧瀚没有教师资格证就应该被下课，虽然他自己也不认同教师资格证制度。其理由是：
笔者以为做为个人，一你可以选择不做教师，并批评这一制度;二你可以选择做教师也尊重这一依然没有被废止的制度，同时批评这一制度，为其的被废止而不断的批评。但你不应当即要做教师，又不遵守这一制度。换言之，你要莫就别玩这游戏，要玩就要遵守的游戏的规则;笔者以为这可谓是玩游戏的规矩。
最后想说的是，以笔者愚见，萧瀚有权利坚持不考教师资格证，也有权利批评教师资格证制度，但就是没有权利在教师资格证制度尚未被正式废止之前，一方面坚持不考教师资格证，另一方面又要坚持做教师。因为在那现有的制度规范尚未被按照一定合法的程序修改之前，任何公民个人都没有权利以不认同某一制度而公然违规。说到底，批评的权利是批评的权利，批评的权利永远不是违规的法理。
这些看似雄辩的言论，只好为意识形态控制的有效性提供一份极佳的个案，说明意识控制可以到何种程度。田继贤先生可能忘记了，他所谓的“游戏规则”根本就不是建立在平等协商之上的共识，而毋宁说是一种霸权条款，一种暴力所加的强权，一种行政权力对教育的粗暴干涉。要遵守这样的规则，就是对一切恶法的认同。
其次，田先生可能忘记了，一种制度的受害者，最有资格起来反抗这一制度。教师资格证制度损害的首先是教师们的利益与人格，作为被迫者与受害者，如果没有资格反抗，那么谁又有资格反抗？难道由那些制定、执行者来取消自己的特权，放弃自己的既得利益？！田先生忘记了，教师不是制定、实行教师资格证责任者，而只是被强加了这一制度，而一切强加的规则，在法律角度看，都是无效的。
其三，田先生可能忘记了一个更加重要的基本事实（也许处中国这个鲍鱼之肆，久而不闻其臭，并与之同化，乃是常态），那就是，在一个资源被完全控制、垄断的国家，一个“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一桶江山，你不可能在外部去反叛它的任何东西，包括法律，你只能在内部反叛它。比如说你要反叛计划经济，你能够先建立一个市场吗？你只能在计划经济内部反叛它，或者从事黑市交易，或者做“投机倒把”。我认为“投机倒把”是走向市场经济一种很重要的推动力，是一种斯科特所说的“弱者的武器”。在中国，你想用合法的手段来反抗一种非法的法律，不仅是全无可能，且我有点怀疑这样的提议是在“诱杀”，一种知识界的“钓鱼”。
这些本来都是常识，但我们这个时代缺少的就是常识，被意识形态控制的头脑必然是扭曲的头脑，但正如被切除大脑皮质的人，却相信自己的正常，而沾沾自喜，这才是知识界的悲哀啊。
社会的官僚化导致大脑的官僚化，而所谓大脑的官僚化，不仅仅是一种丧失常识的思维，且是一种完全站在官僚立场说话的思维——当然，说这是“思维”，其实已经是对思维这一词汇的玷污了。完全官僚化的思维是平面的，因为大脑皮质被切割了，所以他不具备正常人的思维习惯——立体的，至少包括历史的与比较的双重视角的思维。田继贤先生的视角，就是这种被平面化的切除了大脑皮质的视角。他在以所谓的法律视角说话时，忘记了在法律之上，还有历史与传统，有建立在历史与传统之上的惯例，一种比成文法（许多的恶法正式以成文的方式存在）更加具有人性的、具有道义力量的法律，也是更加悠久的具有生命力的文化。在中国，这种法律就是师道尊严，就是道统与政统的分立，就是从道不从君的传统，就是“未闻往教，只闻来学”的傲岸精神。传统中国的教师从来不需要官员的认可，这一传统也部分保留在萧瀚所说的“学术共同体”认可的惯例之中。萧瀚事件中提出教师资格证的借口，不仅是对萧瀚人格的侮辱，也是对一个学术共同体的侮辱；不仅能是对学术共同体的侮辱，更是对法大自己的侮辱——如果这一次萧瀚因资格证而下课，那就证明法大在此之前在违法办学；如果在此之前的办学为合法，则这一次事件就是违法。以法大的智慧，怎么会沉沦到如何低贱水平？！
至于民国时候的教授治校，西方世界的学术自由等制度惯例，我想是用不着向田继贤先生们多绕舌的，他们自然知道，但毕竟他们还是写出了这样的自以为合乎法治精神的文字。何以他们会写出这样的文字来，我的结论是，其责任不在田先生们，而在这种强大的意识形态控制，在这种巨大的洗脑工程的成功——被官僚化的大脑！
呜呼！中国的知识界。
2010-4-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