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知名的中国学者汪晖教授的著作剽窃疑案尚未尘埃落定，中国“打工皇帝”唐骏的假博士学历案风波又起。
两位当事人的反应大不相同。汪晖教授对于批评者的指控始终没有正面回应，似乎也不打算回应，显得非常深沉。唐骏则在略作沉默之后终于忍不住辩驳，称自己从来没有说过自己拥有“加州理工学院博士学位”，他拿出了“西太平洋大学”的博士证书。
不同的反应得到了不同的结果。汪晖教授不开口，清华大学、社会科学院不吱声，指控者虽然自认为证据确凿，却也无可奈何。唐骏开口进行辩驳，结果越抹越黑。有人马上拿出他的传记、日记，书中白纸黑字写着，他拿到了这所大学的博士学位。至于他提到西太平洋大学就更麻烦了，这所大学似乎是有出售文凭嫌疑的“克莱登大学”。看来，汪晖教授的策略要高明得多。
除了当事人态度不同外，这两个事件有一个共同处：有人积极地为当事人辩护。出版唐骏自传《我的成功可以复制》的中信出版社，与唐骏合著《唐骏日记》的一位作者，在同一天发表声明，把唐骏获美国加州理工大学计算机专业博士学位的说法揽到自己身上。
至于为汪晖教授辩护的人就更多，而且看起来更加理直气壮。其中一个代表性的看法是：汪晖教授有很杰出的思想，在国际上有很大影响。因此，人们应当多关注这些伟大思想，何必纠缠这些碎屑小事?凡是追究这些事情的人，肯定是不怀好意，别有用心。
类似的说法，在唐骏事件中也频繁出现。有评论说，唐骏靠着自己的努力，在一个没有背景的情况下闯荡出了一片属于自己的天地，在一个人人都想当老板的社会思想形态下，他执着勇敢，眼光独到，直到今日成为了“打工皇帝”。即使唐骏的学历是假的，又能如何呢?再者，在这个文凭至上的国家，即使唐骏学历造假，也不能单怪唐骏。
一个学界领袖，一个商界奇才，纷纷涉嫌造假;尤其是造假之后，又有如此之多的人为其主动开脱。这样令人惊诧的情形，只可能发生在当代中国。这意味着，不少人放弃了基本的是非对错标准。在伦理如此堕落的社会，发生什么样的欺骗、背叛、相互伤害事件，比如包二奶、三聚氰胺奶粉或者幼儿园屠杀案，都不奇怪。
不过，《易》云：剥极而复，否极泰来。在这两次事件中，主流舆论有力地表达了清晰的是非对错观念。继海外华人学者呼吁清华大学成立调查组调查汪晖教授涉嫌剽窃案之后，国内数十名学者也联名发表同样主题的公开信。至于唐骏事件，主流评论的立场更为鲜明。凡此种种，让人看到了中国社会走出伦理堕落的希望。
但是，中国社会能否真的走出普遍的伦理堕落，取决于舆论、同行的这种集体行动能否常态化。
文凭造假、学者剽窃之类的事情，归根到底关涉个人伦理，尤其是职业伦理。而这个领域的事务，政府最好不介入。这些领域属于社会自我治理的范围。事实上，对于某所大学是不是野鸡大学，教育界人士恐怕十分清楚。对于某人是否剽窃，学术圈内不难查明。所以，唐骏的博士学位是否造假，是否有专门机构来调查，并不重要;汪晖教授是否剽窃，清华大学是否专门成立调查组，也不重要。而商界、学术界一旦自发地得出专业意见，就可以启动社会性惩罚机制，比如不再邀请其出席行业会议。
当代中国所面临的问题是，在这些本来应当由社会自我治理的领域，而没有社会。比如，中国学术界的各个学科领域，几乎没有学术共同体的自觉。确实，这里聚集着一大堆人，大家也相互了解彼此的底细。但是，这里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社会，比如，没有活跃的学术舆论，没有自治性学会，因而也就没有办法实现自我治理。这样，学术界的自我清理机制就不能正常运转。大家虽然都知道某人剽窃他人，却普遍保持沉默，该人依然可以大摇大摆地混迹于圈内各种会议。
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中，学者的学术伦理意识当然趋向淡薄，种种学术劣行逐渐被“去罪化”，学界品质自然直线堕落。一旦病入膏肓，政府介入也无济于事。更何况，政府介入，通常容易引发诸多问题。事实上，学界之所以缺乏自治，就是因为政府介入学术界事务太多，学术自治机制完全失灵。
归根到底，只有社会可以拯救自己。这样的社会存在于多个层面，首先是行业共同体的自治，其次是社会舆论。当然，“社会”的运转，终究需要某些愿意付出额外成本的人，比如这两次事件中的王彬彬、方舟子，也需要社团、舆论的跟进。这样的事情如果能够常态化，精英们受到有效的社会约束，那精英出丑的事情就会少一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