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报道说，近来选择“逃离”北京、上海、广州等中心大城市，去小城市或农村讨生活的年轻人开始增多，原因是这些大城市生活成本和竞争压力日趋提高，令青年人幸福感降低，且越来越难以立足。中国城市发展研究会2009年的相关城市排名也印证了这一观点：虽然在“城市综合竞争力排名”中，北京、上海、广州等一线城市全部居于前列，但在“最具幸福感城市排名”中却集体“落榜”。
有一种意见认为，“逃离”北上广趋势的出现，体现了当代青年择业观的理性和多元化，并促进了人才分布的平衡，因而是值得鼓励的。
照笔者的看法，所谓“逃离”的现象固然有，但还未普遍到成为趋势的地步，一些年轻人迫于北上广的高额生活成本，的确动了“逃离”的念头，但更多年轻人却选择了死守，甚至还有不少年轻人摩拳擦掌，要从内地和小城市杀将进来。
事实上，对于希望获得更多机会和更好前途的年轻人而言，“逃离”暂时还不是个吸引人的选项。
中国是个各种资源（包括就业机会、见识阅历和交际圈等等）分布很不平衡的国家，而这种资源分布的不平衡，必然导致机遇的不平衡，在北上广等核心大城市生活，固然要支付更高昂的成本，但相应地，也能获得更多的机遇。
因为资源分布的不平衡，在大城市扎堆的不仅仅是年轻人，企业、学校、商业设施、交际场所、服务机构……这些当代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工作、学习、交际、休闲、咨询服务元素，大多集中在大城市，并且在可预见的将来，不会大规模向外“逃离”；它们不逃离，那些被吸附在它们身边，希望获得更好的工作、更充实的生活的年轻人，又如何会舍得“逃离”？
人才是一种资源，一种财富；既然是资源和财富，就该获得更充分的利用和发挥，而不是闲置浪费。既然许多足以让年轻人发挥专长、才智的公司、企业、部门都集中在北上广，既然小城市和农村暂时缺乏不少专才发光、发热、人尽其才的基础和空间，以“生活成本”为由，盲目地鼓动乃至催促年轻人“逃离”北上广，去做垦荒牛，未必是一种理性的思维方式：让人家去，又给不了人家发挥才能的空间，这本身就是一种对人才资源的挥霍浪费。
曾几何时，人们也曾担心大城市养活不了那么多“闲人”，喊出“我们都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的口号，鼓励年轻人去农村“大有作为”，结果却是让城市丧失了发展所必需的人力血脉，而农村也无法消化这些“知识青年”。前车之鉴，不能不引起后人的深思。
诚如一些人所言，对于在北上广艰难谋生的人和企业而言，一些体制上的缺陷让他们感到谋生之艰难。但正如许多企业和个人在解释“为何难也要留下”时所坦言的，这种体制性、结构性的缺陷其实到处都有，而内地、小城市和农村这些开放程度较差的地方，体制问题只会比大城市更多、更难解决。
纵观当今世界，城市化是大势所趋，而城市化的模式则多种多样，既有如德国鲁尔区那样以小城镇为主、没有中心大都市的，也有如法国那样，让巴黎成为超级都市，以致每5个法国人就有两个住在大巴黎的，各种模式间本无高下之分。如果有关方面认为，发展小城镇，使人口分布相对均衡，是中国城市化的理想发展道路，希望多一些“逃离”北上广、开拓小城镇的年轻人才，那就应该从体制上、政策上和环境上鼓励更多企业、学校、服务机构等吸引年轻人留守的单位先行“逃离”，让内地、小城镇和农村的机遇和北上广相比更均衡。
否则，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即使年轻人暂时“逃离”了，过不多久，他们中的很多人还会跑回。当年的“回城潮”，不就是很好的例子？
至于对北上广高额生活成本的担心，这固然是合理的，但也无需过度解读。事实上，在改革开放之初，许多大中城市民工潮初涌时，就曾有进城民工因负担不起吃、住等费用，孩子无处读书，继而造成结构性“民工荒”的问题。今天已经过时、甚至有些“不人道”的措施，如集中食宿、民工子弟小学等，当初却是用工单位和有关方面为吸引民工、“拴心留人”而想出来的“锦囊妙计”。北上广集聚了众多的用人单位，人才需求量是巨大的，一旦“长安居，大不易”，导致大量人才“逃离”，这些单位将成为首当其冲的受害者，最终，整个城市也会因“人才空洞化”而丧失活力，而这将迫使用人单位和有关部门像当年解决“第一次民工荒”那样，从政策上、待遇上想方设法，给年轻人以更多留下来的条件和理由。
北上广对于许多年轻人而言，是又可爱又可恨的地方，选择留守，成本的确高昂，压力固然不小，但真的“逃离”，恐怕同样是艰难的选择。说到底，选择的主动权并非掌握在年轻人手中。有关方面如何能从政策上、资源上有的放矢，让选择留下的更踏实，选择“逃离”的更坦然，或者干脆说，让年轻人真正可以放下包袱，摆脱顾虑，选择“逃离”或“不逃离”，是一份不容易完成却必须完成的答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