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历史的眼光来审视，在新中国成立之后一个甲子的岁月里，农村妇女劳动就业经历了截然不同的两个阶段。在计划经济时代，除了生存需要而外，参加集体的生产劳动还带有浓厚的政治色彩。而在改革开放后的全球化大潮中，乡村妇女就业的政治性渐趋弱化，经济功能不断凸显。“男工女耕”逐渐演变为乡村性别劳动分工的主要格局，从而在很大程度上颠覆了长期凝固化的男耕主导模式。
伴随青壮年男性大规模就地转移或外出打工，乡村农耕主体的女性化在越来越多的地方已成为不争的事实。较之男性，更多已婚妇女滞留乡野守望农田。在几十年来一以贯之的城乡二元体制之下，不公平的制度歧视与性别歧视互为交织，加之全球化的推波助澜，占农村人口半数的妇女在农业和农村发展中的劣势已无可规避地摆到了世人面前。
经典马克思主义者往往将妇女参加社会生产劳动当做男女平等和妇女解放的一个主要标志。秉承了延安时期的实践，新中国成立伊始，中国城乡妇女的经济参与就被提升到了政治高度。动员妇女参加社会生产进而推进妇女解放，成为党和国家的主要奋斗目标之一。对于长期难以摆脱“生在锅前死在锅台”命运的乡村妇女来说，走出家庭小天地投身于“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不啻于一场革命性的变革。谈起新中国成立之初的那段日子，陕西关中一个备尝生活艰辛的老年女性在不久前进行的访谈中还向笔者提到：“解放前妇女不用到家外劳动，妇女解放了就是要到田里去干活。那时的生活真的很可怜，但大家一起干活心里还是乐呵的。”
在长达几近四分之一世纪的集体经济时代，绝大多数乡村妇女都被动员起来投身于集体劳动的行列。曾几何时，“妇女解放”和“男女平等”等意识形态深入人心。在一波又一波接连不断的政治经济运动中，妇女们常常被这些抽象的话语所激发，为集体的农作付出了艰辛的劳动甚至巨大的代价。在那个“火红”的岁月里，多少“铁姑娘”和“红嫂子”不假思索地为国家和集体利益而奋不顾身。诚然，那时国家和集体或多或少为妇女提供一些保护和关照；而官方意识形态则起到了巩固乡村妇女“半边天”地位的重要作用。
许多农村中老年妇女至今仍对集体化时期的劳作有着铭心刻骨的记忆。在那个年代，男性精英主宰了村庄共同体的政治经济生活。大队妇女主任主要负责妇女工作，而生产队“女队长”充其量只不过是领着女社员干活。两性之间劳动分工的界线较为明确，妇女很少有机会涉入管理类和技术性的农业生产实践。到了集体化末期，当人们越干越穷甚至生计难保时，劳动积极性被挫伤的女社员中，出工不出力的消极政治抵抗也比比皆是。
自20个世纪80年代初以来，中国回归家庭耕作又几乎跨越了四分之一世纪。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尽管经历了60年男女平等观念和政策措施的渗透，并且官方话语还不时强调妇女就业的政治涵义，但在乡村妇女现实生活中，就业的经济意义占据了压倒之势，而政治影响已变得微乎其微。不堪“脸朝黄土背朝天”乡土生活的青年女性，像青壮年男子一样憧憬并倾力于在农业之外或在城市寻求更好的就业机会和发展前景。新中国成立以来，种植业一向是我国农村妇女生计核心、主要收入来源和就业主渠道。具有反讽意义的是，作为男女平等和妇女解放一个主要标志的农田生产劳动现如今愈来愈遭到青年女性的鄙视和拒斥；而父母一代也不复希望女儿还走自己的“老路”。乡村妇女就业政治的这一嬗变不能不说是对过往意识形态和政治话语的颠覆。
村妇的劳作
到了20个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当农村改革的浪潮席卷中华大地时，村庄大小队男性精英的农业决策权很快转入原子化家庭作为一家之主的男性之手。在巨大的历史惯性之下，绝大多数妇女继续投身于一家一户的小农经济。不过像集体时代一样，妇女主要还是农事活动的参与者或合作者。尽管两性之间劳动分工的界线变得越来越模糊，但农业生产的管理决策权包括生产什么、如何生产以及如何销售等仍执掌在男性手中。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这种男女共耕模式渐渐让位于“男工女耕”的分工格局。
每当男性在农事活动中缺位时，村妇们必然会填上他们留下的空缺。回望中国历史，早在20世纪30年代的云南祿村，当男性抛却农活或被吸引到非农活动之后，“农业女性化”已在这样的南国村庄约略可见。在集体化时期，当大量男劳力被调派出村致力于诸如兴修水利之类的非农项目时，集体劳动的短暂女性化亦不鲜见。改革初年，当有一技之长或具有政治经济比较优势的男性捷足先登实现非农转移之后，妇女独自耕种的苗头已开始显现。跨入21世纪之后，农业主劳力的女性化愈演愈烈。这与历史上的情形何其相似，不过就当下妇女农业参与的规模和性质而言，这绝非简单的历史翻版！
这种“男工女耕”分工格局是深嵌在“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文化价值观之中的，更确切地讲这是后者在新时代的映像和具体化。在中国传统文化的阴影里，两性角色和责任的文化期望依旧十分强烈。在各地农村，大凡户外的事情往往被建构为“大事”，由男性承担；而户内的事情则被建构为不甚重要的“小事”，由妇女担当。当“男工女耕”这种社会性别化的劳动分工模式成为农家创收、生存乃至发展的集体策略时，这方面的社会建构也随之发生变化。乡村世界的“内”进而被重构为村落社区，而“外”则远远超出了村庄的边界。
自家庭承包责任制实施以来，农村妇女往往为自家生计付出100%的心力。一些人无怨无悔地进行自我剥削。各地“女耕”的模式和深浅不尽相同，大田或农业劳动的女性化意味着原本由男性承担的犁地等重活或由较大孩子负责的大小牲口照料等各项活计统统转到妇女身上。在亿万留守乡野的“386199军团”(一个用来形容农村留守妇女、儿童和老年人的新名词，3月8日是妇女节，6月1日是儿童节，农历9月9日是重阳节——编者注)中，娘子军担负起农田劳动和再生产劳动的主要责任。由于户内外双重乃至多重负担的挤压，一些人因劳累过度而疲惫不堪，有的人则因超负荷劳作而造成伤痛。
在社会支持匮乏的地方，妇女为生产和再生产劳动付出了更多艰辛。一个村妇曾向笔者讲述自己农忙时不分昼夜劳作的故事，有一次竟因扛得过重把肾撑破不得不去住院。许多乡村妇女饱尝艰辛却默默忍受。“现在穷了就被人家瞧不起。你要想改变现状，就得加倍努力干活。男人在家时不用干的很多活都要从头学。农忙时白天还好，晚上累得一动也不想动了。我不是怕累怕吃苦，干点活又累不死人。只要孩子能念好书，有出息，我吃什么苦都心甘情愿。”“现在样样活都得自己干，就像男人一样干活，比男人干得还多。你能想象得到我有多累，累得有时都睡不着觉。我们老农的活没个完。冬天地里没活也捞不着闲。我真的觉得累得很，要不怎么老得这么快。”
大江南北笔者田野调查所到之处，村民们皆公认：即便男性没有离开，妇女也比男人干得更辛苦，因为她们要在夫妻共同劳动之外承担更多的家务。一些妇女因而难得休闲，劳作的时间也比男性长得多。这从一些全国性抽样调查中亦得到了印证。全国妇联1990年9月实施的第一次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显示，15—64岁农村妇女平均每天用于家务劳动的时间比男性多3个小时；2000年第二次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发现，农村妇女的家务劳动时间略微减少，但仍比男性多将近3小时。另据国家统计局2008年时间利用调查，农村妇女的无酬家务劳动时间比男性多2小时15分钟。
“农业女性化”的双面影响
“农业女性化”犹如一把双刃剑。从积极意义上讲，这为乡村妇女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可能性。农妇主耕使其在农业生产中的劳动、贡献及作用显性化。伴随妇女在日常经济社会生活中自主权和决策权的大增，妇女的社会经济赋权是显而易见的。独自照料农田和管家的经历，使一些妇女真正获得了“当家作主”的体验。即便男性回归后，一些妇女也未必自愿交出其管理角色。与此同时，长年外出的男性对户内事务也会变得隔膜起来。一些妇女于是“权也有，钱也拿，成为名副其实的‘生产队长’”。留守妇女的“能动性”在这样的陈述中跃然纸上。从这个意义上讲，农村妇女不全然是“农业女性化”的牺牲品。
随着社会规范和传统文化观念的转变，乡村社会性别关系得以重构和再造。一个留守妇女告诉笔者的原话大抵如下：“以前你什么都不是，就只配坐在角落里不敢吱声。现在自己拿着钱，不用像以前那样受气了！现在很多事情自己可以说了算，花钱上自由多了，同他吵架的声音也比以前声音大了。”妇女维系的温饱农业，不仅为留守者提供了食物保障，改善了家庭福祉，而且为外出打工者解除了在外闯荡的后顾之忧。这群妇女在户内的商讨地位因而得到了明显提升。
然而在全球化大潮中，民族国家保护妇女权益的能力已大为弱化。意识形态宣教在物质利益的冲击下也逐渐变得苍白无力。“三农”领域的各种社会性别歧视和偏见并未因妇女的农业劳动贡献而退出历史舞台。各种社会不平等和不公正的交织互动还加剧了乡村某些贫弱妇女的苦难。同城市女性和乡村男子相比，弱势妇女在农村改革与发展中一步步走向边缘。
伴随农业在国民经济中地位的衰落，农业从业者地位的衰微也在所难免。农田劳动终究是非正规就业，不仅缺少福利和社会保障，也不受国家《劳动法》的保护。一向远离村庄管理的妇女也因缺乏参与制定“游戏规则”的机会而难以公平地享受各种公共服务和产品。这势必使原本就处于劣势地位的妇女同非农转移男性之间的发展差距进一步拉大。这是进步还是倒退，由“男工女耕”或“农业女性化”反衬的事实委实值得“三农”学者和决策者的反思！
载《中国社会科学报》7月6日（第103期）第11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