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7月1日出版的 新华社《瞭望东方周刊》，有篇记者王立三发自黑龙江省伊春市的报道：《信访办里的杀人事件》，读后心情特别沉重。报道主要说的是，老上访户于贵双手刃伊春市带岭区信访办年轻的信访干部魏广春的事件；顺带介绍了老上访户陈庆霞的信访经历。
为什么会是这样呢？6月12日，“被无理上访人行刺”离世的魏广春追悼会在殡仪馆举行，国家信访局、黑龙江省信访局、伊春市信访局均派人参加，还有省、市、区里的领导和单位同事及好友，共几百人参加。魏广春的哥哥魏广慧对善后处理规格比较满意，找了台摄像机，将追悼会和葬礼过程录下，“将来孩子长大要知道，他爸爸是怎么死的。”怎么死的？当然是因公殉职。可是，那孩子长大了，会知道于贵双为什么要到信访办行凶，又为什么要服毒自杀吗？于贵双在遗书上解释自己的血腥行为是“没办法”，“是带岭信访办，沈局长党委于书记逼我走上了绝路。” 魏广春显然是代区信访办承担了怨毒之害，是做了“沈局长”和“于书记”的替死的鬼。
政府似乎待于贵双不薄。2009年1月6日，政府安排于贵双住进区里的养老院，“不用缴纳每月150元的管理费，吃饭也由民政局解决”；入住这一年多里，政府“在他身上花费7000多元，两次住院费用还有8000多，钱都是民政掏的。”这次行凶发生在他向信访办讨要衣服的过程中。政府待另一老上访户陈庆霞颇像有钱人家的孝子贤孙。一位基层官员告诉记者，“如今，民政局雇了四个职工，每人每月380元，轮流护理瘫痪的陈庆霞。吃饭在外面小饭店预定，吃药和购买生活用品都是政府出，‘手纸都向他们要钱买。’”
然而，这并不是他们想要的结果。2000年，于贵双给患轻微脑血栓的妻子在带岭区春林药店买了20支灯盏花素注射液，带回家由村医给妻子静脉注射，注射8支后出现头疼、头晕、呼吸困难，瘫痪在床。伊春市药品检验所的检测报告结论为，该注射液“不符合《卫生部药品标准》”。于贵双凭着检验报告把春林药店告上法庭。药店老板曾对他扬言，“有能耐你就告我，我有10万或20万元能摆平”。于贵双起诉后“一审在带岭法院，败诉；二审在伊春法院，败诉；他不服啊，从那以后就一直告。”由开始的和春林药店的医疗纠纷，到后来直接状告此案审理的审判长。“和众多访民一样，于贵双把希望寄托在北京，先后五次进京到相关部门上访。为了上访，他把房子卖了1200元钱，一大部分土地也顶账了，儿子、女儿在外面打工，死后他还留下了近六万元债务。北京“告洋状”曾被治安拘留5天，又上访被接回后判劳动教养一年半。去年1月从劳教所出来后，于贵双身无一物，没地方去，没地方吃，在区政府门口呆着，就这样被安排进了养老院……这样的人“有了钱他就会去上访”，给多少钱他都不会服贴。
而陈庆霞告诉记者，在2003年“非典”时期，她的患有“心因性反应”的丈夫因为把因“非典”设的路障的一个木头杆锯断拿回家，把牌子踩碎，被警察拘留后劳教，丈夫因此精神病发作，在为丈夫上访过程中，因为地方人员截访，致使当时11岁的孩子在北京走失，至今下落不明。如今经上访，法院判决撤销对其丈夫的劳动教养，但坐着轮椅的陈庆霞说“我就要我的孩子”，谁来给？致使孩子丢失的责任人不仅没受到处罚不说，如今还升迁了；政府对她“孝顺”，她就能服气吗？
为什么会搞成这样官民都不爽的局面？报道最后记述了于贵双和陈庆霞所在的带岭区养老院院长王崇民对记者表达的无奈：“没招，你不给，他（上访者）抬屁股就去北京。国家就这样，一个电话打到黑龙江，黑龙江再打到伊春，必须接回来。你就接回来，没招，不接还不行。”另有“一位政府官员直陈政府在信访问题上的弊端，有的时候群众需要的只是一个态度，拖来拖去不解决，矛盾就逐渐积累下来，‘本来几块砖，几袋水泥能解决的问题，现在一栋房子，一栋楼都解决不了了。’”
脉络很清晰，起初是“稳定压倒一切”，不管你上访有理无理、都不准进京“告御状”、“告洋状”，不要去烦中央机关，不要去烦首都人民，不准破坏盛世形象和动人的和谐气氛；而在“零上访”、政绩考核“一票否决”的压力下，地方政府对于那些宁死不屈坚持“缠访”的人，则是先拘留，拘留期满还不服的送“学习班”或精神病院，还不服的送去劳教（若有聚众或暴力对抗行为最好——将他判刑关进监狱）。对于那些冤情明显而又坚持合法途径讨说法的，怎么办？那就给他们于贵双和陈庆霞后来的待遇，像孝子贤孙地供养起来（不要说这“养老”水平低，一般农民和城市低收入家庭如今还做不到，在农村老人为不拖累子女而喝农药自了成风）。
有人说，这就是“按闹分配”，即“不闹不解决，小闹小解决，大闹大解决”，又叫“花钱买稳定”，好听的说法是“人民内部矛盾用人民币解决”。于是有了所谓“天价维稳”问题，有了掐着地方官员怕“一票否决”的软肋而“勒索政府”的“刁民”。
那么，为什么不把“不稳定因素”消灭在萌芽关状态？有必要那么袒护春林药店而叫于贵双忿忿不平吗？有必要为了一块木牌而把陈庆霞丈夫送去劳教吗？事情不那么简单。于贵双要的是司法公正，陈庆霞丈夫案不发生的前提是警察慎刑爱民，甚至是许多学者早已提出的国家废除违背《立法法》的劳教制度，未经审判谁也不能剥夺国民的人身自由。但是，现在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滥用了公权力，侵害了公民的权利，又怎么样呢？宁肯赔钱也不认错，不认错是官威不能损减，而这赔的钱还不是财政支出的钱，又有什么好心疼的？中国的地方政府迄今没听说有破产的。再说，中国民众有“屈死不告官”的传统，“缠访”的人毕竟是极少数，闹到与官员同归于尽的概率比飞机出事还低吧，否则国家信访局也无暇派人参加魏广春同志的追悼会了。这也是强拆强征虽然闹出了些自焚和杀官的事件，拆迁条例说要修改成搬迁条例仍然无果的缘由之一。政府人员不傻，是会计算成本收益账的。
由“按闹分配”，我想到古代治国者对付“刁民”的两策：或剿灭或招抚。先是强力维稳，不论你是林冲式的逼上梁山，还是晁盖式的劫匪聚党，统统地剿；剿不掂，就只好安抚了，遣使慰问之，愿受招安转为朝廷效命更好。这里面没有什么天道不天道、王法不王法的，只有实力的比拼，只有利害的考量；都是得过且过的权宜之计，一切视情势消长而定，但是其中隐然有不变的“价值观”，这就是官府的主导权，官员的裁量权只可暂时退让，不可根本收敛。
这种陈旧的治理思维，与“主权在民”的现代立国理念，与“以人为本”的政治新宗旨，与“实现公平正义是政府的首要责任”的行政价值观，不是严重对立的吗？当然。
所以说，官员们要换脑筋，维稳有新思维，才有真正的社会稳定。追求公平正义，“按闹分配”的怪事才会消除，魏广春们和于贵双们才都不会充当牺牲品，才有真正的盛世可以期待。
2010/07/0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