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德仁先生在"别将贪腐的罪名塞给共产党"一文中提出："贪腐不是共产党的事,也不是中国官的事,而是全体中国人的事。……共产党也不过是这个全民潮流当中的受害者"。这是一个非常荒唐的观点。
大家还记得2009年落网的原"云铜股份"的一把手邹董吗？邹董在他的"万言悔过书"也同样荒唐地认为："我被指控的18桩受贿案基本上都是别人主动向其行贿，没有一起是我自己暗示或者主动要求的，这18位行贿者向我发出了18个糖衣炮弹。一个人真要做到出污泥而不染谈何容易，我其实就是这个"被污染的社会环境"的受害者"。
邹董"倒打一耙"地给出了"被动腐败"的托词，现在胡德仁先生竟也企图帮倒忙地认为"共产党也不过是这个全民潮流当中的受害者"。这种"腐败受害论"到底荒唐在哪里呢？
很简单，"腐败受害论者"把"腐败的原因"与"腐败的责任"完全混为一谈，当自己应该为自己的行为承担责任时，"受害论者"反倒大言不惭地跟我们讨论起腐败的原因，仿佛腐败的好处是自己的，责任倒是社会的。合着就你聪明，别人都是傻瓜？
我看"腐败受害论"应该被评为最佳的"混帐逻辑"，如果不是清楚地把"腐败的原因"与"腐败的责任"区别开，这个"混帐逻辑"还真可能令人瞠目结舌。
我在"腐败的中国人"曾明确地认为："制度改造和文化改造是每个中国人的任务，但在历史被创造出来之前，中国政府的责任比一般中国人的责任更大，因为在制度变迁的问题上，权力主体与非权力主体显然有不同的影响力，这里不存在"鸡生蛋还是蛋生鸡"的问题，中国政府难逃其更重之责"。
就是说，关于腐败的原因，我认为问题出在制度上，更出在文化上。关于腐败的责任，我认为责任在每个腐败者身上，更在中国政府身上。这个观点有两个不同的方面。
一方面是"原因与责任的不对称"：在原因上我更强调中国文化，但在责任上我更强调中国政府。为什么？很简单，你说政府是干什么吃的？政府的存在就是为了解决个人所无法解决的"外部性"问题的（如社会保安、社会公正、社会福利等）。文化改造碰巧是"外部性"极其严重的问题，个人要出力改造的"应付成本比例"极高，而个人出力改造的"应得收益比例"则极小，每个人因此都有"搭便车"和"随大流"的动机，加上腐败的制度问题，所以我说"政府难逃其更重之责"。只有在成本与收益对称的场合才能谈原因与责任的对称。
另一方面是"原因与责任分析的轻重递进"：说"贪腐不是共产党的事,而是全体中国人的事"，完全不同于说"贪腐是全体中国人的事,更是共产党的事"和"贪腐是制度问题,更是文化问题"。就是说，在分开原因与责任后，关键还必须有"是……更是……"的"轻重递进"，而不能有"不是……是……"的"推脱转嫁"。相关问题我将留到"腐败的中国人"续论里详细分析。
总之，在成就与腐败的问题上，要是非分明、功过分清，浑水摸鱼只会弄巧成拙。就腐败的责任而言，腐败者要对自己的行为负法律责任和个体道德责任，政府则要对社会的普遍腐败负制度责任和总体道义责任。党有伟大的成就，可当它的权力也一样"伟大"时，它的责任只会更加"伟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