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江山”的来历
他们制造了一片荒芜，并把这叫做和平。
——古罗马：塔西佗
毛泽东曾把二十世纪中叶“一穷二白”的中国说成是“一张白纸，没有负担，可以写最新最美的文字，可以画最新最美的图画”，这是天大的误会。尽管被列强的入侵和国人的内斗折腾得贫弱不堪，但中国这张纸却早已用血泪和汗水写了几千年，充满鸿篇巨制和信手涂鸦，层层叠叠、密密麻麻，褪不掉、拭不尽。这张纸什么时候曾是“白纸”？回溯到中华文明的始祖轩辕黄帝，也许在他老人家和同时代的先辈们面前铺开的曾经是一张“白纸”，就象乘坐“五月花”号逃难到北美大陆的那帮清教徒一样，面对着一个完全没有传统和秩序的世界，但这是一个无聊的假设和对比。美国的独立战争如果有另一个结果，由战争英雄们携神圣武威代行宗主国曾经行使的权力，或者为了避免再次沦为别国的附庸，战争伟人要求比过去的宗主国更多更大的权力集中于一己之身（而不是各州代表商议成立一个旨在维护个人权利和自由的联合体的契约），结果又会是一个怎样的美国呢？这个假设比起假设秦始皇主持秦楚韩魏燕赵齐等诸自治地方代表共同创立中华合众国更可笑。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在亚非拉广大地区新成立了很多的民族国家，他们的立国史中既有与殖民当局的“独立战争”，也不乏窝里斗式的“革命内战”，凡战争越多者，战争的结果就更可能是本国统治者远比殖民地总督更残暴，这或许比我上面的假设更有研究价值。
《史记》说：黄帝“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打了胜仗，“诸侯咸尊轩辕为天子”。这是传说中的中国立国的记录，尽管从那时到现在，“中国”二字从来没有成为中国的正式国名，但这个由内战集权、以武力开国的事件是我们在精神上膺服的中华文明史的光辉起点。中华帝国的真正奠基人秦始皇“兴义兵，诛残贼，平定天下，海内为郡县，法令由一统”，通过艰苦卓绝的统一战争创建了大一统的专制国家，确立了天下一统、国家至上、皇权至上的帝制原则，迄两千余年。严格说起来，黄帝应该是“中华第一帝国”（诸侯分封制）的“国父”，秦始皇是“中华第二帝国”（天下一统制）的“国父”，此二者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开国之君”，而刘邦刘秀杨坚李渊赵匡胤朱元璋和爱新觉罗们，不过是秦始皇的异姓子孙——采用“武装夺取政权”方式的“合法”继位者，“开国”和“亡国”绝对是假的，中国既不是他们所开、也从未灭亡过，仅仅是他们继承大位的方式与一般情况不同而已，而武装夺权的方式在中国的政治传统中是具有完全的“合法性”的，这与黄帝和秦始皇建国的方式一脉相承，商汤放桀、武王伐纣，就已经构成了武装夺取政权的伟大实践的开端，从此成为中国历史上反复出现的政权更迭模式。
黄帝立国之后大权本来是父传子子传孙的，但据说尧、舜、禹三代圣君以“禅让”的方式交接政权（按儒家的说法，受禅让的标准是德才兼备，舜的家族虽五世“皆为庶人”，禹的父亲更是有罪之人，但并不妨碍他们获得权力，禅让从程序上讲则需要各部落首领事前推举和事后拥戴），帝尧之不愿意传位于子是因为“终不以天下之病而利（儿子）一人”，但禅让制度却未能形成强有力的政治传统。治水有功的大禹轻而易举地改变了游戏的规则，禹死后其子夏后帝姒启“遂即天子之位”，“有扈氏不服，启伐之，大战于甘。……遂灭有扈氏，天下咸朝。”于是选举禅让制又回复到父子血亲相传的嗣子继承制，此后嗣子继承成为牢不可破的正统，只有一次次成功的武装叛乱来中断权力传承的链条，并同时开启新一轮的治乱循环。秦始皇试图确立以他本人的伟大血统万世一系的皇权传承规则，“二世三世至于万世，传之无穷”，但这个规则没有象日本的天皇体制那样确立起来，实际运行的仍然是武力夺权、传于子孙、再夺再传、周而复始、王朝循环的古老规则，即“治”时皇权以父系血亲相传、“乱”时皇权靠武力战胜夺取。
以此观之，所谓“中国人民具有光荣的革命传统”这句话是不正确的，应该改为“中国人民具有武装叛乱的传统”（在本文中，“叛乱”一词没有贬意）。消灭皇帝是为了当皇帝，中国只有改朝换代而没有真正的革命，看起来是革命，其实是复辟。改朝换代的目的不是建立新的制度，要抛弃的只有一个姓氏和一个国号，要继承的则是帝国的全部，如何取得权力、使用权力、终结权力的规则并不容许有实质的改变。暴力的使用只是要恢复到前朝初年那样的状况，让历史从终点回到起点，然后开始下一个轮回。
通过以上简单的历史叙述，我们所揭示的是中国传统的权力“合法性”的两条铁律，事实上它们正是中国最根本的“政治制度”之组成部分。这两条铁律可以这样表述：第一定律，国家不可一日无领导核心，正常情况下，最高权力（皇权）由指定的人（皇帝之子，也可以是兄弟、侄子或其他人）继承，否则为非法；第二定律，按第一定律已经取得合法性的最高权力，可以通过武力或以武力为后盾的方式予以推翻并取而代之，是为合法。毛泽东的名言“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是对第二定律的最精彩表述。
中国的传统只承认“祖宗的江山”和“打下来的江山”，而所谓“祖宗的江山”最初也是打下来的，最终将会被打丢掉（这里的“江山”二字应该是指统治权而不是指土地和人民，因为我们确知，中国这片土地和这群人民由来已久，从来不是任何一支军队的战利品和俘获物）。《汉书》记载，无子嗣的汉哀帝刘欣希望将帝位禅让给他最亲密的人——他的同性恋伙伴董贤，受到大臣严肃的指责：“天下乃高皇帝天下，非陛下之有也。陛下承宗庙，当传子孙于亡穷。”为什么天下是高皇帝的天下？因为天下是高皇帝“打下来的”，打天下的皇帝处于一个权力轮回的起点位置上。这就凸显出武力对政权具有本原性的极端重要性。
表面上，在儒家的历史观中，“天命”和“民心”对皇朝的统治合法性是起着重要作用的，《二十四史》、《资治通鉴》无可辩驳地说明了帝王“以德配天”和“天命不可违、民心不可欺”、“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大道理，不然的话也就不能解释为什么叛乱一方最初弱小的武力会战胜本来强大无比的国家正规军。林彪关于“两杆子”即“笔杆子”和“枪杆子”的说法更通俗易懂，“笔杆子”们发动以天命和民心为主题的文宣战，臆造出新皇帝的母亲梦中曾与龙蛇神怪交配或吃了鸟卵蛇蛋之类的无稽之谈，或者用相面术（如刘备的奇特相貌和王莽的猥琐长相）、政治歌谣、占卜术和各种异常征兆（天象、符瑞）等伪科学为“天命”张目（最有智慧的中国人也不敢说他不相信天命，最愚蠢的中国人却不一定就真的相信天命），利用人民对旧王朝的愤怒以邀民心。近现代以后关于天命的新的说法有很多种，典型的莫过于“历史必然性”和“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关于民心的新说法，大约就是“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天可以呈异象、降符瑞，但所谓民心，却没有正常的表达方式，民心向背只能被动地投射到对武装叛乱的态度中，是否吸收到足够多的兵源以逞武功、有足够多的士子归附以增强号召力和建构官僚体制，是民心仅有的体现方式。一次成功的武装叛乱既被看作是天命转移的结果，也被看作是民心转移的结果，所以笔杆子的作用必须通过枪杆子来实现，“以武定天下”者必然上承天命、下得民心，胜利者是不受谴责的，自有笔杆子们为其歌功颂德，而丢失天下者不必问青红皂白必然可断定他乖天命、失民心，否则何以失天下？
二、没有祖宗了怎么办
革命是一种以刺刀为后盾的意见。
——法兰西：拿破仑
武力是一把双刃剑，既可以伤敌人，也可以伤自己。在皇位世袭的制度下，军人干预政权交接形同政变，对于权力的正常传承而言，军队的干预是取乱之道。军队是夺权的工具和稳定的保障，但干预政事、拒绝文官政府节制的军队却是最大的乱源，比外戚和宦官的破坏性要大得多。历史上，中国的每一个王朝的初期，都是首先建立军人不干政的体制，在削弱军权的同时树立文官体系的权威，方保江山稳固。武装夺取政权之后的第一件大事，就是预防下一次武装夺取政权。汉高祖刘邦鸟尽弓藏、明太祖朱元璋遍杀功臣、汉光武帝刘秀偃武修文、宋太祖赵匡胤杯酒释兵权，方法不一，目的一样，就是消灭军事强人，消灭可能的拥兵自重者、以军乱政者，确保军事力量不介入政权运作。相反的情形是，董卓勤王成虎狼之师、朱温救驾便弑君篡位，当政权安危系于军人之身、军事强人成为政治经纪人和实际掌权人的时候，说明国家已陷于变乱之局。
治与乱的规则截然不同，改朝换代的规则与承平之世的规则截然不同。以中国之大、人民之众，而能实现长期有效的治理，中国的帝制是创造了奇迹的。在世界的其它地方，大的帝国往往在征伐结束之时帝国也就开始解体，从来没有过象中国这样有巨大权威的皇室（宇宙和人间秩序的顶点、道德和权威的顶点），从来没有过象中国这样几千年屹立不倒的庞大帝国。虽然政权来自于军力，但文官之治才是中国帝制治理结构的主要特征，只有文治系统崩溃之后，武力夺权才作为建立新的文官政治的过渡。
但是，辛亥革命使情况发生了变化，权力传承的治式规则弱化、乱式规则强化，祖宗没有了，军人政治的阴影再也挥之不去。辛亥革命是中国历史上最具革命意义的武装叛乱，但作为资产阶级革命来讲，辛亥革命基本上是失败的。原因在于它没有完全打破帝制下的权力合法性的两条定律，并且留下了隐性复辟的广阔空间，只需要略微改头换面罢了。
第一、说辛亥革命消灭了帝制是不确切的，虽然皇帝这个称号被取消了，但帝制的内核还在，取得权力、行使权力和终结权力的规则还在。在中国的悠久历史中，皇权常常并不真正掌握在拥有“皇帝”尊号的那个人手上，皇帝本人被太后或其他外戚、宦官、权臣架空的时候多不胜数，离我们最近的如慈禧之于同治和光绪帝，远一点的如在伟大的汉朝，西汉长期由外戚掌权，吕雉、霍光、王莽曾经是实际的最高统治者，东汉十八岁以上登基的皇帝只有两个，其他的十二个皇帝都曾经一度或一直在外戚和宦官的掌控之中，只要不搞明目张胆的异姓篡位就不涉及根本体制。所以有不有一个叫做皇帝的人、大权是不是由这个人实际掌握其实也不是帝制的实质，取消了皇帝的头衔并不等于消灭了帝制。帝王式的总统、帝王式的委员长、帝王式的党魁，能够轻而易举地产生。如果没有民主制度，皇权的幽灵完全可以在别的头衔和近似的体制上借尸还魂。
第二、辛亥革命最真实的成就是它确实改变了国家最高权力由爸爸向儿子授权的规则，父子血亲之间权力私相授受已经不被广泛认可，革命的结果是随之就产生出一个“接班人”的问题，因为没有同时建立起民主、宪政、分权、法治的规则，所以辛亥革命造成了“祖宗的江山”这一治式规则的残缺，只剩下“打下来的江山”这一乱式规则。其结果是使每一次正常的权力交接都更缺少合法性、程序性、稳定性，治乱循环的周期被缩短。在近现代史上，除了宋教仁和晚年的蒋经国以外，其他有代表性的政治人物都没有表现出他们对建立新规则的热情，而恰恰表现出对古老规则的真正服从。以孙中山为例，他对宋教仁的政党政治和国会政治几乎完全没有兴趣，对把国民党建设成为合法反对党不屑一顾，当宋教仁被暗杀、张勋复辟时，他的选择不是宪政渠道而是武装反抗方式，他对建立武装和实施暴力的兴趣之大，比起他对国会、对宪政的信任之小，说明这一个时代的伟大政治家内心所遵从的规则仍然是传统的规则。
第三、在辛亥革命以后引发了两个严重后果：血统上的祖宗没有了，最高权力不能由血缘上的儿子合法继承，只好去寻精神上的祖宗，变通为向政治上的下一代接班人传承，如果这种权力交接方式被制度化，它将改革“祖宗的江山”的那种传承方式，但其说服力和稳定性却永远赶不上血缘传承，因为血缘上的儿子永远比政治上的儿子选择范围更小、更忠诚可靠，清康熙帝的儿子再多也比不上中国革命事业的接班人之多，因而党内国中，夺嫡和继位之争就司空见惯，无争议的继位就很难实现，此其后果之一；在别的规则没有取得正统地位之时，武力夺权方式的合法性被大大的加强，要想证明自己是政治上的合格继承人，光用笔杆子说服力显然不够，只能两杆子齐上阵。从孙中山向袁世凯交权开始，北洋政府每一次的权力交接，以及此后国民党军队的北伐、国共两党的内战，政权转换都直接依靠武力或间接以武力为后盾，武力夺权的频率加快、和平理性的权力交接更加不能被新的制度所容，此其后果之二。
辛亥革命之后，政党政治、议会政治没有建立起来，军阀政治茁壮成长，用鲜血投票、用子弹选举。政党而没有自己的军队，必沦为花瓶党无疑，政党而以领军为其第一要务，竟成为中国政党们的最崇高事业。近百年的历史让我们遗憾的地方太多，我们是没有资格责备先贤先烈的，毕竟孙中山和毛泽东都不约而同地从革命的经历中认识到“没有革命的军队便没有革命的一切”，这不仅是苏俄十月革命的启示，更是中国传统的政权转移模式的要求。但军人不是政党招之即来挥之即去的仆从，它注定还要对“革命事业的接班人”拥有发言权，国民党之落入蒋介石之手正在情理之中。我们再也不能回避的问题：军队国家化的道路是我们能回避得了的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