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长一段时间里，民主社会主义（又称社会民主主义）在中国是负面形象，是 “叛徒”。
上世纪60年代，中苏决裂。中国发表 “九评”，批判苏共的 “现代修正主义”，挖祖坟追溯到民主社会主义和 “老牌修正主义”者伯恩施坦、考茨基，连带各国社会党，统统一锅熬，痛加批判，全面否定，指为马克思主义的叛徒。从此，民主社会主义在中国谈虎色变。伯恩施坦、考茨基的著作，成为供批判用的内部灰皮书。
改革开放之后到80年代末，情况发生积极变化，中国陆续翻译出版了一些民主社会主义的文献，并发表了一些学者客观介绍欧洲社会党的文章，为国人了解民主社会主义提供了新的资讯。但到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苏东剧变，东欧各国共产党改为社会党。有人担心这股浪潮波及己身，再度高调批判民主社会主义。全面否定民主社会主义的 “左”的思潮重新抬头。当时各地出版了十几种讨伐民主社会主义的书籍，单篇文章更是不可计数。
1992年邓小平的南方谈话，不但为改革开放带来转机，也给客观研究民主社会主义开启了新的路向。与此同时，各国社会党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不断改善。1997年，社会党的国际组织 “社会党国际”主席莫鲁瓦访问中国，中共与社会党关系正常化。民主社会主义的介绍与研究渐渐走上正轨。
1997年，英国布莱尔率领新工党上台执政，提出 “第三条道路”的主张，在全球引起巨大反响。新工党1995年的党章宣布，工党是一个民主社会主义的政党。工党的目标是：公正社会、开放政体和健康环境。一方面，要扫除资本主义的弊病 （分配不公等）；另一方面推进社会所有制（但不实行传统社会主义的公有制）。一时间，中国出现了 “第三条道路”的翻译与研究热。伯恩施坦、考茨基等人的著作也先后由人民出版社、中央编译出版社重新出版，公开销售，受到读者欢迎。
民主社会主义在中国的曲折命运，颇引国人关注。当下，国人对于中国未来路径争论颇多，而民主社会主义不管怎么说也是社会主义，自然引起极大兴趣。在台面下，民主社会主义渐渐走红。
先看历史。
作为欧洲各国工人反对资本主义压迫的政治运动，民主社会主义在1848年欧洲革命时期登上舞台。后来欧美各国成立的社会党、社会民主党、工党、费边社等，都是民主社会主义运动的政党 （本文用社会党这一名称代表这些政党）。
起初，民主社会主义的信奉者们采用渐进改革手段。他们的吁求包括反对官僚政客，限制政府权力，取消高利贷，减少对弱势群体的税收，解决就业，救助妇女儿童，缩短劳动时间，改善工人生活等等。马克思曾称之为 “以民主主义的方法来改造社会”。民主社会主义的主张，与马克思提出的进行无产阶级革命，打碎旧的国家机器，消灭大大小小的统治者，消灭私营经济，消灭阶级的纲领，有很大区别。
随着马克思主义的影响逐渐扩大，在第一国际时期 （1864-1876）和第二国际前期 （1889-1896），多数民主社会主义者接受了马克思的主张，赞成无产阶级革命和铲除私有制。
但是，自第二国际前期起，由于欧美资本主义社会形势出现变化，社会主义运动内部发生了关于议会策略的争论。一部分民主社会主义者主张放弃暴力革命，通过议会选举等手段改变工人命运。
1895年，恩格斯去世。围绕着恩格斯临终前在 《〈法兰西阶级斗争〉导言》一文中提出的 “利用选举权夺取我们所能夺得的一切阵地”，第二国际内部产生了激烈争论。
伯恩施坦在1998年出版了著名的 《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一书。他说： “恩格斯在 《法兰西阶级斗争》的序言 （注：应为导言）中，以空前的坚决态度，赞扬普选权和议会活动是工人阶级解放的手段，并且与通过革命突袭夺取政权的思想分手。”伯恩施坦这本书的主线，是放弃暴力革命，主张合法斗争，“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稍后，另一重要人物考茨基也主张用民主选举的办法实现社会主义。
“和平长入”的主张，逐渐获得欧美各国民主社会主义者广泛支持，成为第二国际中后期的主导思想。至此，民主社会主义又回到了和平演进的渐进轨道上。
很自然地，民主社会主义各政党不赞成1917年列宁领导的俄国十月暴力革命，也不赞成苏联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消灭私营企业主和富农、全盘公有化等一系列主张。1918年，列宁为了与民主社会主义政党划清界限，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 （布）改名为共产党，并于1919年成立共产国际。各国民主社会主义运动中的激进分子先后脱离各国社会党，组成共产党，聚到列宁旗下，加入共产国际（共产国际于1943年解散）。
1923年，各国民主社会主义政党建立了社会主义工人国际 （1951年改称社会党国际）。两个 “国际”互相对立。到1970年代，社会党与共产党关系解冻，开始对话。1980年代，戈尔巴乔夫在前苏联推动改革之后，社会党与共产党进一步和解。
民主社会主义运动经历一个半世纪风雨，愈发壮大。到目前为止，社会党国际有正式成员党、咨询成员党和观察员党共129个，遍及世界各国。社会党也先后在30个国家执政。目前在俄罗斯执政的统一俄罗斯党，也是民主社会主义政党。
再看主张。
思想多元。民主社会主义承认马克思主义是理论来源之一。1972年，法国社会党领袖密特朗说：党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主义。除了马克思主义之外，伦理社会主义、人道主义哲学、启蒙运动思想也都是民主社会主义的思想渊源。民主社会主义并不讳言，自由主义也是民主社会主义思想的来源之一，比如提倡个人权利，保障公民自由权等等。社会党理论家克赖斯基说： “社会民主主义运动已经成功地发展了自由主义思想。”
五大原则。随着实践的深入和理论认识不断深化，各国社会党先后提出了 “自由、公正、团结、民主、人权”这五个原则作为民主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查阅一下社会党国际网站，该组织1989年召开的十八大宣言中，明确将 “自由、公正、团结、民主、人权”列为社会党基本原则。这五个基本原则，既是民主社会主义的指导思想和行动指南，也是民主社会主义的标志。
经济目标。民主社会主义的经济目标是繁荣与平等。民主社会主义致力于发展经济，努力 “把蛋糕做大”。民主社会主义主张混合所有制经济，认为所有制不是社会主义的标志。民主社会主义提倡发挥市场作用，保护私人产权，实现经济民主 （雇员参与管理，并有谈判协商权），克服分配不公。民主社会主义认为公有制或国有企业是促进社会公益、调节经济发展、增强经济民主的手段。民主社会主义不赞成苏联十月革命之后没收生产资料归公的做法，认为这是一个极不成功的反面例证。
政治主张。民主社会主义实行宪政民主，其主要特点是强调民主。民主社会主义认为国家是人民权利共同体，主张阶级合作，推动国家制度民主化。民主社会主义大力支持工会、宗教、妇女、环保等社会团体的活动，支持社团运动发展。民主社会主义赞同三权分立，实行普选制，多党竞选、互相监督、轮流执政，支持新闻自由和司法独立。
社会政策。民主社会主义是福利国家的积极倡导者和建设者。所谓福利国家，就是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社会党人认为，没有社会保障，就无法实现社会主义。包括儿童享受福利照顾的权利，青少年受教育的权利，成年人的工作权利、休息权利、住房权利以及工伤、失业、医疗保障权利，老年人的养老保障等等，几乎从摇篮覆盖到墓地。目前，英国、丹麦等国社会保障覆盖面达到100%，瑞典、挪威、荷兰等国的社会保障覆盖面则超过了100%。福利制度是西欧各国取得的最重要的社会成就。当然，完善的社会保障也给政府造成沉重负担，并形成一种依赖文化，导致社会缺乏活力。近年来，对原有的福利制度进行适当改革已经成为普遍呼声。
民主社会主义和自由主义区别何在？社会党人说，在反专制斗争中逐渐发展起来的自由主义运动，使一部分人受惠于自由、平等、博爱，但是，没有财产的多数人却仍然处于不平等的境地，社会党的任务就是使所有的人享受共同权利。
有学者说，民主社会主义与自由主义的区别在于，自由主义侧重个人权利，民主社会主义侧重群体福利。他们引用苏东剧变之后从共产党改名而来的东欧各社会党的纲领说明这一点。保加利亚社会党说自己是 “一个群众性的党，代表并捍卫劳动群众的利益，为低收入阶层提供社会保障，反对失业和贫困化”。罗马尼亚社会民主主义党强调“应实行真正的社会保障”。波兰社会民主党主席克瓦希涅夫斯基说，必须重视三种力量：第一是工人，第二是农民，第三是青年，要 “维护劳动权和社会保障权”。这里不是散发着浓浓的社会主义味道吗？
上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前中宣部理论局局长李洪林发表了一系列论述社会主义的文章。虽然他的文章也有历史的局限，但他重点强调了两条：
一是发展生产力。他说： “不能抽象地说，公有化程度越高就越是坚持社会主义。标准只有一个：能不能促进生产力迅速发展。能促进生产力迅速发展，即使公有化程度比较低，也是坚持社会主义。” “凡是阻碍生产力发展的，不管是哪本书上的，不管是谁肯定过的，都必须改革。”
（《我们坚持什么样的社会主义》）
“新的社会主义虽然没有蓝图，却有一条最重要的标准，就是有利于发展生产力。稍微具体一点说，就是有利于人民富裕幸福，有利于国家兴旺发达。” （《四种主义在中国》）。
二是发展民主。 “民主的意思就是由人民决定：谁来组成国家政权，谁来执行人民的意志。民主首先不是作风问题，而是国家制度问题，也就是由人民直接或间接选举各级领导人，组成国家机关，为人民办事的问题。” （《我们坚持什么样的无产阶级专政》）
前人民日报副总编辑王若水在上世纪80年代初提出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震动理论界。王若水特别指出马克思主义是实践的、积极的人道主义。王若水说： “人是目的，不仅是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而且是一切工作的目的。”他在 《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中，把自己的哲学概括为“实践的唯人主义”。同时，王若水依据马克思的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等著作，提出要解决思想上、政治上、经济上的异化问题，以便 “重新肯定人民群众的价值”， “掌握自己的命运”。
王若水在 《1921年》等一系列著作中，强调了马克思主义的一条原理，就是生产关系要适合生产力的水平。一种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生产力全部发挥出来以前，是不会灭亡的，而马克思去世之后100多年，“资本主义生产力仍在发展，证明资本主义这种社会形态所能容纳的生产力还没有全部发挥出来”，而且，“工人生活水平也大为改善”。因此，列宁在落后的俄国实现社会主义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连斯大林都说：十月革命的时候，俄国 “没有任何社会主义的萌芽”。王若水引用罗莎·卢森堡等人的论述，批评了前苏联的专政实验。王若水在 《没有结束的求索》一文中说： “我不是列宁主义者”， “我主张对马克思主义加以修正。我所主张的马克思主义是开放的、批判的、人道主义的。” “我要用社会主义的实践来检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同时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来批判社会主义的实践。”王若水认为，马克思主张的废除私有财产不能成立，把社会问题的根源归结到私有制也是站不住的。王若水还指出，马克思认为人的本质是自由，自由是社会主义的精义。
近年来，前深圳体改委主任徐景安、中央社会主义学院教授王占阳等人指出，由结构型社会主义 （以所有制结构作为判断社会主义的标准的斯大林模式）转变为功能型社会主义（以普遍幸福作为社会主义的目标），是历史的一个进步。邓小平的 “猫论”和 “三个有利于”，就是功能型的社会主义。
王占阳在2006年出版的 《新民主主义与新社会主义》一书中说，功能与价值是同一概念，社会主义是一个价值论概念。 “所谓社会主义，实质上就是普遍幸福主义”， “所谓社会主义的价值，实质上就是普遍幸福主义的价值……按照这个原则来解释，我们才能合乎逻辑地阐明为什么效率、公平、自由、民主、人权、博爱、福利、正义等等不同的价值都是社会主义的价值，因而也才能够合乎逻辑地阐明社会主义的价值体系。”这些价值和功能，
构成了新社会主义的基本内容。他强调自由、民主与人权是社会主义基本价值原则。他说：“没有社会主义自由化，就没有社会主义民主化”， “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而专制、奴役和压迫，都是反社会主义的。他说： “社会主义如果不以自由、平等、博爱为口号，难道要以专制、独裁、仇恨为口号？”官本位、官僚主义、裙带关系、干部特权、政治腐败等等，都是反社会主义的现象。
王占阳认为，苏东剧变，失败的不是社会主义，而是非社会主义的僵化专制体制。他说，新社会主义是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结合。社会主义所有制是社会所有制，即公众普遍占有生产资料。西方现代经济制度具备了普遍幸福的功能，因此这种经济制度应该成为新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
有了上述这些探索和铺垫， 《炎黄春秋》杂志2007年2月号发表中国人民大学前副校长谢韬的文章 《民主社会主义与中国的前途》。这篇文章首次明确公开提出民主社会主义是中国的前途，引发爆炸性反响。
该文要旨如下：
一、马克思 《资本论》第三卷说，股份公司是 “在资本主义体系本身的基础上把资本主义的私有产业扬弃”。这样，资本家成了企业股东之一，实现了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这是一场和平革命。 《资本论》第三卷还说，股份公司是一个过渡点， “以便资本再转化为生产者所有，不过这时它已经不是当作一个一个分立的生产者的私有财产，而是当作共同生产者的共同财产，直接的社会财产。”谢韬认为，资本主义就这样完成了向社会主义的和平过渡。
二、恩格斯晚年有反思，强调在选举中取得成功。他在1895年3月的 《〈法兰西阶级斗争〉导言》中说：“历史表明我们也曾经错了……1848年的斗争方法 （指暴力夺取政权，谢注，下同）今天在一切方面都已经过时了……利用选举权夺取我们所能夺得的一切阵地的榜样，到处都有人效法；无准备的攻击 （暴力），到处都退居到次要地位。”谢韬说，这是恩格斯去世前几个月发表的文章，是他最后的意见。这就告诉我们，通过合法斗争取得政权，保留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是成熟的马克思主义。
谢韬认为，苏维埃采用暴力夺取政权，粉碎私有制，则是错误的，是从 “左”边修正了马克思主义。他说，瑞典等西欧国家的社会民主党人接过民主社会主义旗帜，通过和平方式演变到社会主义，并与前苏联的暴力社会主义展开竞争，最终取得了胜利。他还特别强调，中国自邓小平推动改革开放起始，就已经走上了民主社会主义道路。民主社会主义是中国的前途。
有学者提出，谢韬的论述也有值得商榷之处。恩格斯临终前写的《导言》，根据已经变化了的军事技术条件，指出未来的武装起义很少有成功的可能，因此他强调了要依靠选举等合法手段实现社会主义。但是，恩格斯并未彻底放弃暴力夺取政权的手段。
正如人们预料的那样，谢韬的文章遭到老左派猛烈抨击。京、沪、杭先后召开10个会议批判谢韬，指责谢韬 “否定四项基本原则”、 “篡改马克思主义”、 “反对社会主义”、“妄图打倒共产党”。京城盛传，上面对此保持冷静态度，来自高层的意见是：不转载、不批判、不争论，个人可以对此表态。
2007年5月10日，人民日报发表 “答读者问”，题为 《如何看民主社会主义》，显然针对谢韬一文。文章不赞同民主社会主义的政治多元化主张，但语气温和，没有像过去那样杀气腾腾，而且还说民主社会主义“有一定借鉴意义”，透出微妙变化。
虽然有老左派兴师问罪，但在2007年诸多媒介发表了大量的介绍民主社会主义的文章，还发表了诸多研究瑞典、挪威社会状况的文章，甚至请西欧各国驻华代表现身说法，评介民主社会主义和福利社会。这一年，民主社会主义的讨论在中国形成了空前的热潮。
评论家,原《人民日报》评论部主任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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