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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纪霖:我们这一代知识分子

  

  我将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划为六代人,以1949年为中点,前三代暂且不提,后三代以文革为中心,分为十七年一代,文革一代和文革后一代。其中最受瞩目的是文革一代,这一代有各种说法,老三届、红卫兵、知青、新三级等等。他们在文革之初是初中、高中生,1969年响应毛主席号召,上山下乡成为知青,文革之后其中的佼佼者通过高考进入大学,基本集中在77、78、79这三级,毕业之后成为各个领域的精英,今天无论在政治、经济还是文化领域,都是社会的中流砥柱。

  我是文革恢复高考后第一批入学的77级大学生,同学里面大部分是老三届,他们塑造了我们那届学生的主流风格。我当年只有20岁出头,属于红小兵一代,在77级里面是年龄最小的之一,比较边缘。由于身在庐山,又处于边缘,有些问题反而可以看得比较透彻。

  我们这代知识分子中的大多数人,其人格塑造基本在文革当中就完成了,形成了几个共同的性格特征:第一,有信念,是执着的理想主义者。这个理想一开始是毛泽东缔造的共产主义红色理想,到80年代转化为实现中国的富强与现代化。这些理想是他们的生命所在,是支撑他们奋斗的核心因素。第二,红卫兵精神,质疑权威,敢说敢干,有造反的传统。第三,灵活嬗变。这代人经历过信念的生生死死,又有过上山下乡,社会阅历非常丰富。既是理想主义者,又是现实主义者。在某种状况下,也会成为机会主义者,善变、识时务,跟着时代潮流走。这与理想主义既矛盾,又形成某种互补。这代人的理想不是教条式的(十七年一代有这种倾向),为了实现理想可以动用各种手段,最后手段代替了目标。这代人即使做学问,真正的兴趣也不在学问,而是为了救国救世,学问只是一个工具。他们是问题中人,并非学问中人。这与五四一代知识分子非常相像,但开风气不为师。第四,有强烈的使命感。毛主席当年说只有解放了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于是红卫兵一代人思考的问题都很大,从中国到世界,都是宏大问题。有拯救世人的决心和野心。

  在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中国的大学有一种特殊的氛围。要了解这代知识分子,就要从了解当时的大学氛围开始。当时校园政治非常活跃。思想解放运动的各个波段,在大学里面都有直接的反应,大家都非常关心国家大事,谁谈个人前途谁庸俗。1980年竞选区人民代表,当时从北大到全国各个大学,都是一件大事,民主选举,激烈竞选,大家都将它看作是中国民主的政治预演,许多学生都站出来竞选,发表竞选演讲,因此还出了一些风云人物。我们这代人很讲政治,无论做什么,政治敏感性都很强,这个特点一直保持到今天。我1982年毕业之后留校任教一直到今天,看着大学这三十年一路变化,感到很明显的一个变化是,当年大学的公共生活非常活跃,校园里充满政治色彩,但是没有私人生活的空间。今天是倒过来,大学生的私人生活非常自由,但是公共生活的空间相当狭隘。

  我们这代知识分子的早期理想是革命的理想主义,文革之后革命的理想迅速幻灭,但新的理想又出现了,变为个人的英雄主义理想。我们当时读的畅销书都是《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卓娅与舒拉的故事》,还有十九世纪俄国文学作品,普希金、赫尔岑、车尔尼雪夫斯基等等。法国罗曼•罗兰的《约翰•克里斯朵夫》,这本书现在几乎没人提,当年却影响了整个一代人,因为它塑造的是资产阶级革命者,充满着个人主义的理想精神,这种精神在文革之后迅速焕发出来。那个时候的个人主义与今天不一样,今天是流行的是以个人为中心的、自利的、原子式的个人主义,而当年的个人主义充满着英雄气概,“小我”的意义最后要通过“大我”做出贡献而得以实现。八十年代的启蒙实践也是在这样的氛围下展开的。比如80年代非常走红的“走向未来”丛书,两位主编金观涛、刘青峰夫妇写的文章,今天读来充满了理想主义的精神,他们的《公开的情书》哪怕是私人的爱情生活,都与国家与人类的宏大目标紧密相关。这种理想主义来自毛泽东时代,到八十年代,理想的内涵发生了变化,但理想主义的内在结构却是一脉相传的。

  理想主义精神在1987、1989年都遭受到挫折,挫折之后,一部分人下海经商,但许多人还是选择坚守。但从中发展出一种“后理想主义”。在理想在现实中遭受挫败之后,人们普遍有一种幻灭感,让人感到理想是虚无的。怎么办?他们不愿认同王朔的痞子逻辑,躲避崇高,我是流氓我怕谁。这代人整个生活追求的是崇高,崇高是生命的价值所在,没有了崇高,人生就没有意义了。但崇高的理想又有很大的虚妄性。在崇高与虚妄之间,形成了痛苦的精神挣扎。就是在这种困境之中,发展出一种“后理想主义”, 这种“后理想主义”精神在作家史铁生那里表现得最为明显。目的是荒谬的,结果也是未知的,行动还有什么意义呢?“后理想主义“与传统的理想主义不同,不再在乎结果,而是注重过程。行动的意义不再是追求实质性的结果,只是自己战胜命运的精神象征。这像加缪所说的西西弗斯精神。西西弗斯的意义不在于最后是否实现了目标,而是以一种知其不可为之的精神战胜了自己的命运。

  确切地说,到80年代后期,市场化就以商品经济的形式出现,知识分子内部已经开始分化。最大的转折出现在1992年,发生了整个社会世俗化的大转型,人们的心态都变了,变得现实很多,理想主义开始衰落。社会发生急遽的变化。90年代的分化是买不买股票,近十年的分化是买不买房。通过股票和房产两波原始积累,原来都在同一个水准的一代人内部,发生了严重的分层,不仅是资产,更重要的是心态的变化。

  这一代人中的不少精英很有社会经验,文革时期是红卫兵,下乡受到挫折之后想办法参军、回城,恢复高考之后立马考进大学,然后是抓住一次又一次晋升和发财的机会。很会抓机会,非常有功利心,虽然有理想,关怀宏大,但在实现目标的过程当中非常实在,充满了机会主义式的权变。只要目的是神圣的,采取什么手段都不重要。中国政法大学的应星先生今年发表过一篇对这代人的批评文章,标题就很刺激:《且看今日学界 “新父”之朽败》,历数如今已经在学界已经成为长辈的“新三级”一代学者的种种劣行:从钻营投机到抄袭剽窃,完全丧失了领军人物应有的道德感和学术份量,虽然年近六十,却德不高望不重。应星这些后文革一代人在90年代成长的过程中可能对“新三代”有过敬仰,至少是赶超的对象,如今失望之至,自然语词激烈。

  市场经济是外因,更重要的是缺乏内在的伦理感。这与“新三级”受的教育有关,喝狼奶长大,身上缺乏一种根深蒂固的人文主义和道德伦理感。如今的年轻一代有弑父情结,儿子长大成人的标志,便是杀死父亲,但又有向祖父一代回归的倾向。父亲一代的压迫是直接的,而祖父、曾祖父却有很大的想象空间。如今的民国知识分子研究热、阅读热,将民国一代人说得花好桃好,虽然有将祖父一代理想化的倾向,但1949年以前受过教育的那代知识分子就是不一样。我有机会深度接触过那代知识分子,比如王元化先生,他一直强调陈寅恪先生的那句话:自由之精神,独立之思想,那是那代人骨子里的东西。我们这代人虽然也追求自由与独立,但总是有比自由独立更高、更神圣的东西,一旦集体和国家的目标与自由发生冲突,就会牺牲个人的独立性。

  19世纪的俄国知识分子有父与子两代人,父亲一代是贵族知识分子,有内涵而没有力量,沉思太多,行动犹豫;儿子一代是平民知识分子,有力量而没有内涵,坚信与其坐而思,不如起而行。当代中国两代知识分似乎刚好倒过来,文革一代人是不可救药的理想主义者,轻信而行动力强;而90年代之后的年轻一代,因为在虚无主义环境中生长,经常怀疑行动的功效与意义,成为游移不定的“多余的人”。我们这代人的毛病在于虚伪,那是一种“真诚的虚伪”。有一个很出名的老三届知识分子,90年代股票热的时候,决定也要挤入俗流去炒股票。俗就俗了,换成下一代人,会大声张扬,觉得很正常。但这代人不行,非要为自己找到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于是这位知识界名流对朋友说:“为了筹集革命经费,我们一起筹资炒股票吧!”你说他虚伪,他还真信这个,尽管这种信的里面有虚假的成分,自我安慰,自我正当化。为了崇高可以做一些俗事,只要目的是崇高的,手段再凡俗也就在所不惜了。

  我们这代知识分子很少有感恩之心,觉得自己是时代骄子,天降大任于斯人也,有不自觉的自恋意识,得意于自己是超级成功者。其实我们这一代人不过是幸运儿,世无英雄邃使竖子成名,文革浩劫造成了十年的人才断层,我们不过赶上了好时代而已。这十年留给我们一大段空白,差不多在世纪之交,当十七年一代人逐渐退休时,我们这一代就开始在各个领域全面接班,成为最资深的领军人物。这不是我们这代人炉火纯青,有了这个实力,而只是时代的阴差阳错。但这代人自我感觉太好,缺乏反思精神。被揭露出有抄袭、腐败的丑行,第一个反应不是自我反思,而是自我辩护,一口咬定一点问题都没有!这代人缺乏道德感。在观念的启蒙上是有功的,但是没有留下道德遗产,很少像民国那代知识分子那样有德高望重之誉。

  早在十年前的1999年,上山下乡运动三十年的时候,中国曾经有一次知青热,曾经在北大荒、大草原、云南下乡的知青,后来又考进大学、如今成为超级成功者的一批人,突然发思古之幽情。开始怀念上山下乡那段岁月,苦难的经历被染上了玫瑰色。北大荒知青在上海办一个展览,展览的都是文革期间留下的青春焕发、战天斗地的摆拍照片,一群翻身上位的成功者在那里大谈青春不悔。现场就有同样从北大荒回来的、如今已经下岗的同龄人,尖锐地责问他们:你们当然是成功者,可以青春不悔,但你是否知道我们大多数知青都被耽误了青春,如今下岗待业,成为困难户、低保户?当知青一代中的极少数成功者弹冠相庆,一切苦难最终成为温存的回忆,他们完全忘记了更多的被时代残酷淘汰了的难友。他们缺乏对弱者的同情心,唯有成功者的虚骄,觉得自己的成功便是那代人的成功,自己就是文革一代人的代表。事实上,少数精英的成功是建立在大多数同代人牺牲的基础上的。我参加的77级高考,100个考生人里面只有不到5个人录取,淘汰率最高,空前地残酷,我们真的是极少数被命运特别关照的人,越是成功,越需要的是感恩和谦卑,而不是自傲和虚妄。

  我们这代人毕竟受过启蒙思潮的影响,民主的观念根深蒂固。毕竟不是在90年代后的世俗化环境下生长起来,大部分人不特别爱钱,虽然有些人爱权势。我们这代人不大懂得生活的享受,因为他们年轻的时候,世俗生活是被压抑的,也没有觉得物质生活有多大的快乐。他们的追求是集体性、国家至上的,这就潜伏着变革的动力。特别是当我们这代人即将退休,前途已定,无所牵挂的时候,可能会做点有益的事情。我很希望我们这代人在退下来之前,都能做一两件对得起我们时代的善事,能做多少算多少,那大概是对时代、对人民的最大的感恩。爱权不要紧,要紧的是掌权之后,是否为国家和百姓做好事。可惜的是,那些当官的同时代人,在位的时候屁股决定脑袋,慎言慎行。从位子上退下来之后,倒是慷慨激昂,体制的毛病比谁都看得清楚。

  我曾经说过:我不能改变这个世界,但我可以改变我的课堂。因为我的课堂我作主。假如我的同时代人,都能在自己有权的范围之内,改变一点点,十年、几十年之后,可能整个社会,就会有一些根子上的变化。如今的问题大家都在埋怨社会、埋怨政府、埋怨别人,但很少想一想,我自己能够做什么?不是做不到,而是你能做而不作为。比如民主,谁都知道民主是个好东西,偏偏不愿在自己的职权范围里面落实民主。最不讲民主的其实倒是知识分子群体。大学缺乏民主,院系缺乏民主,连知识分子的各种学会、行业协会,有几个是民主选举产生的?整个都是体制里面那一套,甚至还不如党代会、人代会有差额选举。

  这代知识分子的故事,还远远没有结束,仍然在现实中书写着自己的骄傲或耻辱。新三级知识分子开辟了何种精神传统?将给后人留下什么样的历史遗产?在人生进入收官阶段的我们这代人,或许都应该忙里偷闲,静下心来想一想。历史将会浓墨重彩地为我们记上一笔:或者是光荣与梦想,或者是耻辱与庸俗。

  

  原载《南方都市报》2010年11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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