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从媒体中得知，以色列著名政治家西蒙·佩雷斯在与藉藉无名的对手竞争以色列总统一职时以数票之差惜败。对于这位以色列国防工业与核武器之父，其政治风度与才华为世界各国所公认的杰出人物来说，失败已不是第一次了。
但这次失败与前两次他在接任总理时随后在大选中以微弱差距输给狂热分子的情形相比，更耐人寻味。不禁令人想起了一九二零年法国一战时的“胜利之父”与“老虎总理”克雷孟梭在竞选法国总统时竟然输给了一个典型的平庸无能之辈的情形——最后发现此人在竞选总统时正处在发疯的边缘，不久后就神经错乱，九个月后因无能而被迫辞职。
犹太民族与法兰西民族在宗教与道德信仰方面相差很大，政治体制与运作方式也不尽相同，偏偏都爱选举平庸无能之辈担任国家元首这个崇高的职务。看来不幸的历史总是相似的，“一个伟大的人不受欢迎，几个庸才倒很得意。”其实见怪不怪，出现这种情况有其必然性。
民主选举机制尤其是寡头选举机制一向就只能也只愿意推举平庸人物
这是因为统治集团尤其是官僚集团一向都不愿意强有力的领袖人物上台。一是讨厌领袖人物时刻会有天才想法要付诸实施，又是检查监督，又是考核评比，弄得他们横竖不得清静，“连偷着吃酒顽的功夫都没了”；二是领袖人物一般都具有坚强的意志与坚定的理想，不会被他人左右，这就意味着官僚集团很难打着领袖的招牌谋一己之私利；三是官僚集团害怕领袖人物明察秋毫，让他们的小动作与见不得人的勾当无所遁形，被领袖人物揪住了尾巴，整得七荤八素，死去活来，这还了得？！
因此统治集团一般只倾向于选择平庸之辈担任最高统治者。这样的人肯定不会有多大能量与手段去改变既有秩序与政策，往往还在经济与私生活方面不干不净，既容易控制，又可保全民主的形式，何乐而不为呢？当年丘吉尔被保守党大老压抑多年，戴高乐则被第三与第四共和国的那些政治流氓与娼妓所刻骨仇恨无不说明了这个道理。在唐代中国，当年关陇贵族集团的头号人物，国舅长孙无忌极力向唐太宗李世民建议立懦弱无能的李治为太子，极力贬低精明强干的李泰，满口尚德不尚才，以仁义孝道治天下，其实心里盘算的不就是这些小九九？
刀剑比选票管用，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在古罗马时代，法律规定：执政官由元老院选举产生。不成文法又规定：军队不喜欢的执政官必须撤换。元老院不敢蔑视军队，他们的选票是剑。以下这个道理其实很容易明白：在一个长期从事对外征服或者处于永久战争状态下的国家，其内部最大的权力集团就是军队，得不到这个集团的认可，任何人都不可能成为这个国家最高和最重要的领导人。即使发生了超出他们控制的情况，他们也有办法把某个不受欢迎的政治家赶下台。
佩雷斯前两次担任总理大概情况是这样：一次是因为工党与利库德集团在议会中议席相等，只得组成大联合政府，由利库德集团领袖先任总理两年，佩雷斯作为工党领袖在其后的两年任总理。另一次是在拉宾总理遇刺后，佩雷斯作为副总理接任。偏偏两次都在随后的竞选连任时失败，以今之视昨，看来就是军方在捣鬼！
前一次是军方主动挑起事端，制造战争气氛，为强硬派造势；后一次是怂恿佩雷斯照搬美国总统的惯用伎俩发动一次广告式的攻击，以改善自己温和派的软弱形象，争取强硬派的选票。结果是既丧失了以籍阿拉伯人的支持，同时一次半心半意的攻击不足以让强硬派消除对他的怀疑。这一次倒不劳军方亲自操刀，只需开个秘密碰头会，做做议员们的思想工作就可以把问题解决了。依我看拉宾之死也就是这个秘密会议决定的。
拉宾这个人，当年以好战分子起家，以战友情谊赢得了军方的信任与支持得以在工党内压倒佩雷斯并当选总理后，却接过佩雷斯的衣钵，大张旗鼓推进中东和平进程，前后判若两人。拉宾这个人不可不谓精明势力，既知道军队是以色列最大的权力集团，利用自己的行伍经历赢得他们的信任与支持，又懂得在不同的国际国内形势下及时调整自己的立场与形象，利用不同的权力集团去推行自己的政策。
当然也可以说他是个真诚勇敢的人，有勇气在晚年幡然转向，推行一条与自己大半生为之效劳的穷兵黩武的政策大相径庭的和平路线。历史与未来都将证明，这是一条符合阿拉伯人与犹太人的根本利益，有利于中东地区永久和平的正确的路线。
只是智者千虑，必有一失，他忘记了犹太民族是一个极度记仇，极度不宽容的民族。军队中的那些铁杆兄弟恐怕对拉宾当年的狂热表现念念不忘、刻骨铭心——直捣开罗城，痛饮阿拉伯人之鲜血；建立一个囊括非洲与中东地区，让全世界犹太人都生活在一起的希伯莱大帝国；何等豪气干云！如今倒好，一阔脸就变，当上总理后，对哥儿们不屑一顾，真是军队的内奸、犹太民族的叛徒、社会主义与军国主义两面派与见风使舵的机会主义者！四大罪名在上，拉宾还有活路吗？这与当年肯尼迪被暗杀有异曲同工之妙，说不定就是中央情报局手把手教会摩沙德的。
进一步说，如果真的实现了和平，以色列身经百战的军队将如何打发和平时光？众多阿拉伯难民将如何安置？大移民政策所导致的过剩人口将如何发配？庞大的国防工业将如何处置？
没有了战争的压力，用什么将这个夸夸其谈、大言不惭的民族团结起来？没有了战争的接口，有什么办法从吝啬成性、一毛不拔的各国犹太财团（首推美国犹太财团）以及犹太院外游说集团控制下的美国政府口袋里榨出钱来？没有了战争以及随之而来的胜利与荣耀，军队有什么理由与资本全面控制国家政权？没有了制造地区争端的借口与能力，以色列在美国的全球战略中还会有多少利用价值？
如果巴勒斯坦地区真的实现了全面与永久的和平，现代以色列将面临与古代犹太王国相同的困境——由于在数量上的绝对劣势，犹太人将淹没在异族人口与异族文化的汪洋大海中，就象古希伯莱人淹没在迦南人与迦南文化的汪洋大海中一样。
从犹太民族本身看来，他们不是成为征服者就是成为被征服者，不是残酷的迫害他人就是残酷的被他人所迫害，从来就没有成功地调和过这两种极端对立的立场与经验。同时他们又是绝对的自我中心主义者，从来就没有主张或相信过天下一家的善意。这个持极端民族主义立场的民族，虽然遍布世界，却从来没有主张过世界主义（也许在法国大革命期间被解放时有过一段时期的例外）。
在以色列军队权力集团看来，从历史经验与人性，从利害关系与权力结构来分析，与阿拉伯人为友比与阿拉伯人为敌更加危险，实现和平比保持战争状态对以色列更加不利（说不定他们是对的）。其实一点也不奇怪，以色列的立国八字方针就是“对内民主，对外扩张”（开国元勋本·古里安语）嘛！
佩雷斯作为以色列国防工业与核武器之父，本可以利用这层关系与军队权力集团紧密结盟，形成军界—工业界权力集团（美苏两个超级大国都是这个模式），并且在其中永久占据核心地位。可是他却有勇气推行一条削弱了自己的政治实力并且注定要得罪军事强硬派的和平路线，在三十多年的岁月里，几起几落、屡败屡战却始终如一，使热爱和平的人们看到了和平的希望并且朝和平方向前进，以致有了今天的和平成果，这一切使我不得不由衷地敬仰他。
君子爱人以德，事人以忠
一个公民，一个政治家，要热爱自己的祖国是理所当然的。但是不是祖国的一切都值得去爱，连极端排外、宗教与种族仇恨还有军国主义都要去极力维护？一个伟大的，现实的政治家当然要忠于国家利益，时刻加以维护，但国家利益究竟该如何定义，建立在何种基础上却是大有疑问。这个问题上并没有公认的答案，“战争是万物之父”，“人类在永恒的斗争中成长，在永恒的和平中毁灭”以及“不斗则退，不斗则垮，不斗则修”等等说的其实都是一个意思。这些争论将伴随着各民族之间的斗争永远的持续下去，永远也不会有最后的答案与最后的审判。
佩雷斯为以色列的永久和平所作的一切在其它国家未必可行，他与军事强硬派的争论与分歧从现实政治的角度来看很难说谁是绝对正确的，一切都有待历史来检验。但是法国社会党领袖饶勒斯（一战前被法国狂热的军国主义分子暗杀）却说过一句放之四海而皆准，俟诸万世而不惑的话——“忠于我们伟大祖国的最好方式就是，凡是她所无心犯下的过失，都必须以她的名义纠正过来！”是的，中东战争是以色列挑起的，她有义务主动缔造和平以偿还她的罪孽！一切热爱以色列，忠实为她服务的人都应当明白这个道理。
纵览历史，任何一个民族，任何一个国家，如果老是纠缠于谁是最大的受害者，谁又做出了最大的贡献与牺牲，谁又应该获得更大的安全与更多的权利这些琐屑的问题上。同时又丧失了广泛的同情心，丧失了公正的立场，丧失了博大和平的气度。那么，离它的最后的，彻底的灭亡也就为期不远了。
例如亚述帝国，当年他们的老家两河流域的北部，也是诸多强悍的野蛮民族掠夺与征服的目标。历经多次衰败与复兴后，整个民族怀着一刻绝对冷酷的心，以先进的军事组织与战术，大肆对外扩张与征服，以彻底的奴役与消灭其他民族为手段来建立帝国的永久安全与绝对荣耀。极度残酷的压迫最终导致了最为暴烈的反抗，那些被奴役的民族联合起来，彻底摧毁了亚述帝国，彻底灭绝了亚述民族，使亚述文明的发展彻底中断。这个结局是历史上所有没落帝国中最为极端的，也是唯一的例子。犹太民族的圣书《旧约全书》中曾记载“亚述王啊，听到你覆亡的消息，哪里的人不拍手称快呢？”
要赢得战争，更要赢得和平
对于以色列来说，战争是她立国的手段。但是她如果不能赢得和平，与阿拉伯人实现和解的话，那么对她来说，生存就是战争，战争就是一切！就像斯巴达人，要永远保持对希洛人的奴役，拒绝与他们和解，因而永远处于被推翻的恐惧中。为此不得不在统治民族内部建立了一套极度严峻的纪律，将整个国家变成了一座兵营，整个民族变成一支军队。虽然在政治上保持了立宪政体，但是与战争无关的科学、文学与艺术全都被统治者视为干扰权力意志的腐蚀剂而被拒之门外，以至于记录它，赞美它的文字都是由异邦人写下的。尽管斯巴达人在勇敢战斗与自我克制方面的努力几乎达到人性的极限，但是它依然不能避免崩溃、虚伪与衰败的最终结局。最后，希洛人在底比斯军队的干涉下获得了解放，斯巴达人长久被压抑的人性一朝得以宣泄则表现出了彻底的无耻与彻底的堕落！
现代以色列当然将尽一切努力避免斯巴达的结局。但是如果不实现和平，依照人性、权力关系与权力结构的运动规律，它是不可能避免斯巴达的结局的。
就当前以色列人的民意来说，要他们同意做出永久和平所必需的让步，恐怕是做不到，因为他们不具备相应的心理基础与承受能力。他们最多可以接受的是——在拥有经济军事优势和有利的外交关系的前提下，与阿拉伯人休战，至于是否重开战端，完全由以色列人视国家利益而定。
看来还是戴高乐将军说得好，“任何磨难都改变不了人的秉性，任何危机都改变不了国家的品质。”
但是伟大领袖人物必须是个教育家，必须在个人的远大理想与人民的现实经验之间建起沟通的桥梁。他必须说服人民，只有站在公正的立场上以温和的态度对待其他民族才能获得真正的和平。放弃目前的安全与利益，才能够在未来获得更大的安全与利益。
“伟大的领袖总是孤单的，他们不同凡响之处在于能够站在时代的前列，预见到未来的挑战。”对于佩雷斯来说，高处不胜寒。民众的短视与善变，对手的敌意与歪曲，党内的嫉妒与倾轧，这一切都在限制着他。以色列这个蕞儿小邦，出了一位世界级领袖人物，不让那些善妒小人嫉妒死才怪。
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但愿佩雷斯愈挫愈奋，老当益壮，老而弥坚，为中东地区的和平事业继续做出贡献。但愿有一天（最好是在他有生之年），佩雷斯能获得以色列人民与全世界犹太人全面的理解与支持，在他的推动与领导下实现中东地区的永久和平！
写于2000年8月2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