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世间的事，如王国维先生所说：可爱者不可信，可信者不可爱。罕有人愿意自揭伤疤，罕有民族愿意自揭伤疤。日本民族如此，中华民族亦如此。自揭伤疤，就要面对自己的罪恶，这实在是精神“自虐”的痛苦旅程。然而，一个民族如果拒绝面对自己的错误乃至罪恶，它就必定属于自作孽不可恕的一族。日本对亚洲欠发达国家的经济援助并不少，但始终被人厌恶。原因何在？没有勇气自揭伤疤。中国在国际社会也屡屡被批评。对此，国人往往以愤怒的情绪相向，除了“反华”、“妖魔化”之类简单的回敬，少见理性的“有则改之”的自我反省和自我批评。人间常识，群体里谁最令众人厌恶？无疑是永远拒绝自我批评的那位个体。一个永远拒绝自我批评的民族，不仅在国际社会中难以被真正尊重，更使自己老大无长进。《走向共和》并非严肃的史实之作，但它表达的一个上位观念却是我们人人感同身受的普遍历史事实：百年了，三代人都走进坟墓了，连红卫兵一代都走近坟墓了，却没有能力走近共和，这个老大的民族，太不长进了！
倘若我们真正热爱祖国，就应该有一点心平气和的自我反思。
中国有许多伤疤。其中之一，是多少爱国主义豪言壮语都掩盖不了的基本事实：当代中国是患了谎言症的“民族”。并非中国人个个天生喜欢说谎，而是制度长期强迫百姓不说真话，谁说真话谁就要被追究“责任”，小则砸碎饭碗，大则家破人亡；久而久之，谎言成为当代中国人的新“建树”新传统。无论SARS事件还是孙志刚事件，以及同时期悲惨程度不低于SARS的辽宁海城上千学生中毒事件等等，人们从官方渠道得到的最初消息常属谎言。这个渗透全社会的谎言当代新传统，不仅令官吏出身的首善之都的屡新市长，习久无察地向全世界坦然说谎，就连几十年训练以尊重事实为第一原则的医学“科学家”，一旦坐上共和国卫生部长的高位，同样“代表”全体中国“人民”谈笑风生地向全世界人民谎话连篇。试问，当某国向世界输出重症传染病、国际组织的高层官员都为此客死该国的同时，代表该国市民形象的首都市长和代表该国专家形象的卫生部长，仍旧联袂盛情邀请各国公民来传染病肆虐的地区放心旅行，那么“友邦”对此该做如何评价？话说重了固然难听，可拿人命关天来撒谎且拒绝反省的民族，还需要他人来搞什么“妖魔化”吗？（www.yypl.net）
当代大陆中华民族已经患上了严重的谎言症，这是残酷的事实。更残酷的事实是，这个病症几乎无药可医。无论是学雷峰学孔繁森，无论是讲政治还是精神文明建设，在治疗当代中华民族的谎言病症方面，都没有表现出多少疗效。然而，最荒诞的残酷是，几乎无药可医的SARS病魔瘟疫，反过来倒真有一点治疗中华民族的谎言毒瘾的疗效。应了这个民族医学传统中的一句古训：以毒攻毒。多少次重大事故惨案屡屡被隐瞒，罕有高官为此失去乌纱帽。SARS 病毒来了，只有极个别中国人面对SARS 说了真话，如北京的蒋彦永、广东的钟南山。大多数知情人都被各种各样的体制因素封上了嘴巴。换了另外任何一种场合，蒋彦永和钟南山的真话，不但不可能被社会承认，而且会被当作百分百的谎言批驳。事实上，直到三月下旬至四月上旬，SARS早已在广东流行并在北京开始迅速传播的危难时刻，蒋彦永和钟南山等人说的真话仍旧被国内的媒体当作谎言来批驳或拒斥，媒体向大众灌输的是时任北京市长、卫生部长等人的“真话”，它代表了政府的喉舌——尽管事实证明，它是谎言。有人赞扬蒋彦永先生“童言无忌”，是指出皇帝新衣的那个“小孩”。此言差矣。蒋彦永先生面对的决不是那个荒唐却可爱的皇帝，而是一个庞大的制度和一些大大小小的赵高。谁逼迫制度最后不得不暂时放弃谎言的呢？不是蒋彦永、不是钟南山，他们远没有那么大的作用；甚至也不是许多专家所说的是WHO组织和世界各国的压力；作为一个习惯性撒谎的制度，嗤之以鼻地对待国际舆论是其谎言传统中固有的重要组成部分。最终逼迫这个制度暂时放弃谎言的，是SARS病毒。SARS病毒，不学习三个代表，不懂得讲政治，不理解稳定的重要性，不服从最高指示，它只知道按自然本真面目顽强行动，它以渺小又渺小的病毒之真，挑战庞大又庞大的制度之假，那客观结果就是，病毒以自己的肆虐一再提醒这个民族，你在撒谎，你又在撒谎，你还在撒谎，你怎么好了疮疤忘了疼，没完没了地撒谎…。所以，人们甚至可以预见，只要SARS疫情一旦得到暂时控制乃至基本消除，谎言传统会立刻卷土重来。（www.yypl.net）
一个没有自我反省能力的民族，就是一个永远不会汲取教训的民族。
在悼念李慎之的一篇文章里，笔者写过如下一段话，“50多年来这个东方民族的经济发展，是以淹没说真话的人士为代价的。在历史的长河里，从55万右派开始，它不仅漂亮地干净利落地大规模摆脱了说真话的人士，也彻底消灭了一个民族说真话的勇气。这也就等于说，彻底消灭了一个民族的良知。”
请注意，因说真话而遭横祸，并非是40多年前胡风时代、或30多年前张志新时代的陈年旧事，而是21世纪的今天仍旧鲜活鲜活的现实。我们身边天天重复着因说真话而遭厄运的惨剧。湖南益阳市仗义执言的李尚平老师因说真话而被谋杀，河南平顶山市的小干部吕净一因说真话而夫妇双双被谋杀（妻子被害，吕净一自己身受重伤）………。几十年的历史，我们中的绝大多数人，对这类“新闻”早已麻木。这类惨案了无“新”意，它们不过是几十年来的一个虽新已旧的社会常规，一个司空见惯了的当代中华民族的痼疾。（www.yypl.net）
不麻木又能怎么样？有几人能有这样的勇气：为了说真话，让自己心爱的妻子、儿子、女儿来承担横死的厄运？
可以断言，如果当初吕净一预见到魔爪终究会伸向自己的亲人，他一定会选择沉默。
如今间或有知识分子撰文纪念顾准、李慎之说真话。历史上的顾准，曾经为着儿子的饭碗而违心地“悔罪”——也是另一种形式的说谎，但在那个时代，这却是勇士也无法抗拒的命运；历史上的李慎之，因为有周公和邓公的人际渊源和高级干部的身份，而大大降低了说真话所要担负的风险。对千千万万李尚平和吕净一这样的小人物，坚持说真话所冒的人生厄运的危险，要远超过李慎之先生。朱学勤先生在悼念李慎之先生的文章里几乎用“石破天惊”来描述先生1999年那篇文章（朱学勤先生原文修饰愈为“震撼海内外”、“如霹雳划破夜空。”）客观地说，李慎之先生1999年之文，放到任何一个现代文明国家，都是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一件事物了 —— 一个公民表达自己的见解，没有任何惊世骇俗之见，行文如此委婉，善意如此真切，如此普通的一段文字，却被社会的“良心”群体知识分子们视为石破天惊，什么原因？谎言的制度和传统早已病入膏肓，使人无法面对平实的真相，也无法面对说出真相的个人。就如同一个积习在皇帝面前下跪磕头的民族，一旦看到竟然有人见到皇帝不磕头或不下跪，一定吓破了胆 —— 不仅是民众，更包括皇帝。如果我们不讳疾忌医，这“石破天惊”，不正是一个民族从上到下猥琐不堪的写照吗？
不论一个民族经济上多么繁荣多么成功，如果它没有良知而谎言成性，那么，这个国家就不可能有前途，这个社会就不可能有正义，这个民族的后代必将生活在黑暗之中。大学生孙志刚之死，是一个“小小”的例证。屡屡发生的成百成千的中小学生中毒案，更是例证。其实，孙志刚沾了大学生身份的“光”，大学生的身份，相对容易地唤起了媒体和知识阶层的关注，使他个人之死获得了鲜血淋漓的“殊荣”。而更多更多的没有地位没有身份的农民，无声无息地惨死在这样那样的“收容所制度”下和谎言传统里，根本无法获得这个社会主流媒体的足够关注。（www.yypl.net）
我们应该考虑一个非常现实非常真实的社会学“科研”问题：在一个说谎已成为强大传统的社会里（这很大程度拜毛润之先生所赐），如何一点点恢复和挖掘出人们的良知，如何一点点培养出人们说真话的“勇气”，使真话最终成为社会的常规而非异数（李慎之是异数，蒋彦永是异数，李尚平老师是异数，吕净一是异数，而前卫生部长和我们等都是“常规”）
答案既复杂也简单。复杂的答案，指向制度改革；简单的答案，指向个人坐言起行。我们，身为“渺小”的每一个人，应当从简单入手。我们所需要诘问的是：在这样一个社会里，要打破说谎传统的恶性循环，哪些人哪些群体应该且可能担负起比较多的责任？
这涉及到至少五个方面。第一，责任分布问题：社会正义的脊梁（说真话）应该由哪个（哪些）群体来多几份担待？第二，意愿分布问题：哪些人哪些群体多少有意愿追求正义（说真话）？以及各自追求正义的强弱差别？第三，代价分布问题：哪些人哪些群体追求正义（说真话）需要付出的代价相对比较少？第四，获益分布问题：哪些人哪些群体追求正义（说真话）获得的利益相对比较多？第五，策略差别问题：对于这些不同的目标群体，应该采取那些差别性的和渐进性的措施，甚至包括赎卖措施，促使他们尽量少说一些假话，尽量多说一点真话。（www.yypl.net）
引用李慎之先生《无权者的权力和反政治的政治》中的一段文字作为结尾：
就在他（哈维尔）出任总统时的就职演说――《人民，你们的政府还给你们了》――中，他在历数国家面临的问题之后说：这些都还不是症结所在。当前最大的问题是，我们生活在道德沦丧的环境中，我们都是道德上的病人。口不应心对我们来说已习以为常。我们已学会不相信任何东西，不再关心别人而只顾自己（我这样说时）我针对的是我们所有的人，因为我们全都已经习惯了，适应了这个极权制度，接受了这个制度是不可改变的事实，从而成全了它的运行。换言之，我们大家都多多少少对这部极权机器之得以运行负有责任。我们当中没有一个人仅仅是这部机器的受害者。要知道它之所以能运行，我们每个人都曾出了一份力。
……
（哈维尔）唯一的主张就是人人凭自己的良心说真话，做实事，不过他始终强调要“干”。他说：每件事情坚持或失败就在于“干”。事情在“干”，原则上总比“不干”要强。他在给妻子的一封信里说：“我可以以我认为合适的方式行动。我深信每个人都应该这样，即担负起自己的责任。有人会反对说这没有用处。我的回答十分简单：有用。”（www.yypl.ne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