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12月20日的《南方周末》，在头版的显著位置介绍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的陆学艺等经济学家们的新作《中国社会各阶层分析》。在拜读过该文后，我认为可将《分析》的核心归纳为一句话：为了使中国的社会经济结构成为纺锤形，必须在中国扩大中产阶级队伍。
据经济学家们说，纺锤形是最稳定的社会经济结构，发达国家能持续稳定繁荣，民主不民主，自由不自由都在其次，要中之要是它们的社会阶级结构都是纺锤形的，即：最富裕和最贫穷的社会成员都占少数，社会主流是既不富得流油也不穷得叮当响的中产阶级。政权的稳固，全赖强大的中产阶级作台柱子。按这些经济学家的远见卓识，中国这些年稳定上升为压倒一切的工作（千万不能表述为不稳定上升为社会主要问题，否则本帖命运堪虞），根子就在于中国社会呈金字塔形，即处于金字塔尖的富人太少，处于塔中部的中产阶级人数有限，而处于塔底的贫困的人则太多。
经济学家处方济世，在世界上不乏先例，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先生数次挽美国经济巨人于既倒，但既然这次对衰退所开的药方失效，就先撇开不谈。记忆中最近代的最典型的例子因此就只有首推捷克的私有化经济政策了。10余年前，这个曾与我国同为社会主义大家庭一员的东欧小国，不知得到哪位高人指点，采取类似于俄罗斯公平分财的经济策略，却又以远小于休克疗法的政治和社会代价，较好地实现了公有制经济向私有制经济的软着陆。可以肯定，发生在当年捷克的这一幕，中国的经济学家们是耳熟能详的。
在忧国忧民的社会责任感上，中国的经济学家应该说不逊于任何一国同仁，但是，中国的经济学家们给中国经济所开的药方却总是药不对症，原因何在？在一个问题上，中国的经济学家们迄今为止一直表现得讳莫如深：金字塔形是如何形成的？可以这么认为，经济学家们药不对症正是对这个核心问题有意回避的必然结果。
连江湖游医都知道，不问病因，何以谈对症施治？一个社会的经济结构与其政治权力结构互为镜象，政治权力的金字塔结构不改造，单纯改变经济的金字塔，只能是一厢情愿的徒劳之举。经济上即使在某个阶段形成了纺锤形，只要政治权力结构还是金字塔形的，逆向作用的力量就会愈来愈大，最终必定导致纺锤变形，还原为金字塔形。古今中外的政治权力拥有者无一不是千方百计谋求与其统治者身份相称的优裕的经济和文化地位。只要政治权力一天居于统治地位，经济学家们的纺锤形理想就只会是个迷梦。造成金字塔形的另一大因素是发端于20年前的一条经济思维。今天应该挑明的是，“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是一个不完全句，它还有另外一半没明白说出来，完整的表达式应该是：“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让大部分人先穷下去”。80年代后期到整个90年代，西部农民（国家最贫穷的群体）的负担年年增加，国家政策性投入的70%却集中于东部。政权的这种强力转移支付确实让东部先富起来了，但西部大面积的贫困也因此与日俱增。渐进式改革的一系列法规政策给金字塔结构的生成积极保驾护航。尽管渐进式改革至今为我国经济学家们所津津乐道，事隔10余年后的今天，将我国改革的成果与俄罗斯，捷克，波兰等突变式改革的国家作个简单对比，可得出什么结论呢？人均收入，我们比他们低1倍至数倍；贫富悬殊，他们并不显著，我们在全世界数第一，第二；腐败情形，他们是小范围虽然存在，大面积已得到控制，我们是遍地开花，借用百姓的话叫做：“无官不贪，无官不腐”；全民享受的社会民主自由权利，我们与他们无法相比。我们可以自豪的只是让特权阶级顺利地攫起了与其地位相称的庞大的财富！
不可否认，20余年来，我国社会财富总量有了很大的增加，但是，这些财富并不是改革带来的，而是减少人为破坏后社会公众持续创造的必然结晶。今天的盛世景象与历史上的开元盛世，康乾盛世没有多少差别。把社会财富增加作为桂冠戴在自己头上，只是“改革功臣们”贪天之功为己有。在此有必要消除“高速发展”的虚荣。按官方统计数字，我国近20年的经济发展速度极高。但是，与这个极高的速度相对应的时期内，人民的财富总量是否也以这个速度在发展呢？没有！从9亿农民和数千万失业者的钱包的角度来看待每年8%这个数字，它要么是虚假的，要么是虚文的。用一个虚伪的经济学数字把最贪婪、最无能、最无耻、最腐朽的暴力打扮得花枝招展，实在令人作呕！生产力发展与否，与政府的积极作为是没有多大关系的。政府的职责只是维持社会公正。现代政府好比是交通警察，只负责维护交通秩序，车辆总量的增减与他的工作称职与否无关。但政府的消极性作为却能对经济起着巨大的阻碍作用，中国的经济落后于同期起步的日本、台湾，朝鲜落后于韩国，东德落后于西德，就是因为政府（政党）的长期消极性作为所致。社会经济呈现金字塔形，少数富者短期内富可敌国，绝大部分底层民众沦为改革的失意者，能说这样的政府在主持公正吗？社会的富裕只有以公正为基础才可持久。我国的改革是失败的，败就败在它片面地以效率为目标，却以牺牲社会公正作代价。东欧的改革相对我们而言是成功的，成功之处就在于，它们以公正为目标，兼顾了效率。
经济学家们在尊崇纺锤形社会时，（故意？）忘记了西方的纺锤并非人造的，而是自然形成的。西方的中产阶级是在公正公平的竞争环境中，依靠自我奋斗成就的。他们对政权的忠诚，其实是对公正公平的体制的高度认同，也是良知使然。中国的经济学家不思（故意不思？）根本，只主张学其皮毛，想用拔苗助长的办法，在短期内人为地造出（扩大）一个对现政权忠诚的中产阶级。这样作的结果，除了使社会越来越远离公正之外，注定了会只会引起人民更多的、更大的反感。中国新兴的中产阶级的良知告诉他们，自己的成功不是靠公平比拼，而是靠对自己原来所属的赤贫阶层的加重剥夺，靠一只邪恶的手在背后扶持得来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有学人曾一针见血地戮穿了陆学艺之流的纺锤形社会理想的欺骗性，称这种主张是把财富硬塞给中产阶级，是收买人心。对此，陆学艺等表现得倒是坦诚得可爱：人造中产阶级的目的就是为了“扩大执政之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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