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维高，曾经担任河北省委书记，因严重违纪，２００３年８月被中纪委开除党籍，职级待遇由正省级降为副省级。离开了官场的程维高，通过回忆往事，结合自己的切身经历，反思中国政治体制的利弊得失。近日，有媒体摘登了程的回忆录《我在河北十四年》的部分内容，标题为《一个被开除党籍省委书记的反思》，其中有关“霸道”的内容，值得引起人们的重视，接着反思下去。
２００５年，程接受某周刊记者的采访。记者的问题直截了当：“我在河北采访，多数人都认为你比较霸道，并不民主啊！”程并未表现出恼怒，回答得也颇坦诚，他说：“是！我是很霸道。但是，这一切都要放在政治体制上来观察。这个体制让我有权力霸道。但是，现在我却没有任何机会去申诉、去说明自己的冤屈。”这一问一答，文字虽然不多，含义却十分丰富。
在中国古代的政治哲学中，“王道”和“霸道”是两个常用的概念。所谓王道，指君主以仁义治天下的政策。所谓霸道，指凭借武力、刑法、权势等进行统治的政策。同时，霸道也指强横不讲理。程维高此处所说的霸道，两种含义兼而有之，可以概况为大权独揽，独断专行。应当说，有这种霸道作风的一把手，所在多有，并非程维高一人。至于我们的政治体制何以会产生霸道，程有自己的分析，他认为：“这种计划经济的活动，形成了两种思维：一是重用行政命令，计划高于一切，计划就是命令；二是迷信个人权威。计划经济的协调不是市场，而是靠行政首长。行政首长的权威、努力，工作是否具体、周密，是计划能否实现，经济能否成功的关键。这两种思想习惯对我一生形成的思维模式起了重要作用。”“在这种环境中生活、工作，养成的好处是果断、敢于负责，带来的坏处是霸气、强行命令。”
在程维高看来，自己的霸道并非个人的作风问题，而是现行体制的必然产物。应当说，这样的分析是有道理的。我国现行的政治体制，在某些方面还停留在前现代的水平，比如，只有一个权力中心，而且缺乏制约和监督，由此助长了权力至上的观念，有了权就有了一切，没有权一切又可能化为乌有。所谓自由、平等、公平、正义，在权力面前统统变得无关紧要。在这样的体制之下，有了权就可以霸道，同时也需要霸道，不霸道反而可能坐不稳位子。对此，毛泽东的心得是“大权独揽，小权分散”，这样的经验总结又给霸道披上了正当的外衣。因此，很多一把手成为“一霸手”，也就不足为奇了。
奉行权力至上，无疑对当权者有利，因为有了权可以任意霸道。但是，凡事有一利必有一弊。当权者一旦失去权力，那就必然要“被霸道”。当初你有权可以对别人不讲理，现在人家掌权也同样可以对你不讲理。程维高抱怨，“现在我却没有任何机会去申诉、去说明自己的冤屈。”剔除其中为自己辩解的成份，这句话恰恰是霸道者“被霸道”的真实写照。
存在决定意识，这是一条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千真万确。人们的思想，往往不是来自书本，而是来自自己的切身经历。邓小平如果没有“文革”的磨难，就不可能提出改革开放的新思路。我们还可以作一个假设：如果刘少奇当年不被整死，在后来的历史新时期能够重新复出，其改革开放的理念完全有可能比邓小平走得更远。当年，他作为共和国主席，手拿《宪法》却不能制止红卫兵的暴行。相信此时他对民主法治一定是万分渴望。而在此之前，对宪法和宪政可能并不觉得有什么重要。同样的道理，程维高晚年的反思，是在被开除党籍之后，如果没有这一人生转折，仍然是高官厚禄，相信他对体制的认识又会是另一个样子。程维高坦言：“我的一生中，是到最后５年中才体会到民主与法制的重要。这不是因为我当了５年的省人大主任，而是最后５年我被审查过程中实际体会到的。”这样的体会，可以说是肺腑之言。但愿当权者能够从程维高由霸道到“被霸道”的角色转换中得到启示，不要说为国家、为人民着想，即使是为自己个人安度晚年着想，也应当下决心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加速实现由人治向法治的转变。
（２０１１年１月２７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