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科技大学新生已经入学，但未来能否颁发教育部认可的文凭与学位，还未可知。朱清时校长表示，如果真的发生那样的悲剧，南方科大将自发文凭与学位。这听起来有点悲壮。
这样的表白让我联想起了改革的象征——小岗村的那些农民。也因此，我对南方科大的未来保持乐观。是的，现在的南方科大，就是高等教育领域的小岗村，朱清时校长就是当年与农民共同签署生死契约的生产队长严俊昌。实际上，中国过去的改革基本上是走小岗村模式。
小岗村式变革模式出现的制度前提是，政府垄断资源，各种事情要么由政府干，要么由政府审批。就像小岗村农民面临的情形：土地集体所有、集体经营，农民没有任何权利，也没有任何机会改善自己的境遇。这个时候，他们只有一个选择：突破法律、政策的限制，做自己认为正确的事情。
请注意，这样的做法不是违法。现在有所谓专家声称，南方科大自行招生违反法律，自己发毕业证书也没有法律依据。这样的说法倒也并不稀奇。当年的理论家们就曾经说，小岗村的农民违反了法律、政策。现在也有一些专家声称，农民建小产权房是违法的。
但是，这样的说法统统不能成立。并不是行政部门随便印出一张纸来，就可以宣称它是法律。如孔夫子所说，名不正则言不顺。法律必须具备法律的形式，并合乎事物的自然。具体地说，法律必须是正义的。这样的一张纸才是法律。不合乎事物的自然、不正义的一张纸就不是法律。这个时候，人们做正确的事情，就是在突破不合理的规定，而不是违反法律。
实际上，人们无视不正义的规定，按照正义感做正确的事情，反而是在遵守真正的法律，更准确地说，是在创造真正的法律。还是说小岗村吧。小岗村的农民按照自己的正义感做正确的事情。他们个人的境遇得到了改善，政府也得到了好处。他们的做法迅速被其他地方的农民模仿，逐渐地成为地方的政策，最后，这一制度变成了全国性法律。
那么，家庭承包经营制度的法律是谁制定出来的？人们总会赞美高层的理论家、决策者们。他们当然发挥了作用，但是，小岗村的村民也是立法者，也许是更重要的立法者。对于那项比起原制度来说更为正义的制度的确立，他们做出了巨大贡献。八十年代之后回顾改革的文献，也都在慷慨地赞美这些具有冒险精神的农民。但是，与其事后赞美这些突破不合理的制度的英雄，不如事前就肯定这些看似违法的好汉。
事实上，中国过去三十多年的改革，几乎无一例外都始于突破既有法律、政策，或者是基层民众或官员突破之，或者是高层突破之。小岗村模式就是制度变迁的中国模式。
按照这样的模式，我大胆预测，关于高等教育的法律政策，必将因为南方科大的突破而修改，法律也必须因此而修改。大家都在谈论教育改革，那么，衡量有关部门有没有进行高等教育体制改革的诚意的唯一指标就是，法律是否为南方科大而修改。
这其中的道理，就跟当年农村土地制度必须为小岗村而修改一样显而易见。由教育部发放学历、学位证书，这样的制度实在是荒唐不过了。学历、学位证书旨在向毕业生的雇主证明学生的知识水平。教育部有能力对每年几百万毕业生的知识水平进行逐一甄别么？教育部对证书持有人的名实不符承担责任么？如果做不到，那就不要发证书，让每个大学自行发放学历、学位证书。大学为了自己的声誉，不会乱发。再者，教育部也可以对高校进行监管，第三方也可以建立独立的评级、认证系统。
既然现有的制度不合理，而南方科大自行发放学历、学位证书的做法合乎大学内在的逻辑，那么，现有的制度就必然会被修改。因为，时间总是不利于不合理的制度，而总是站在合理的制度一边。事实上，教育部新闻发言人近日也表示，对创办南方科技大学并进行高等教育的一些改革、探索，教育部是积极支持的态度。这就是高等教育制度可能会因为南方科大而变革的信号。
对教育部来说，及时变革是最明智的。今天人们深情怀念一些八九十年代曾经积极支持改革的政治人物，不是因为他们本人想出了多少改革的好点子，制定了多么科学的改革方案，而是因为，他们能够及时发现基层民众和官员的创新，并且在这些创新引发争论或触犯了既得利益时，及时而有力地表示支持，并且推动法律和政策迁就民众的制度创新，而不是压制这些创新。
这样的人物所具有的美德，就是明智（prudence）。这是政治的最高智慧。明智就是在关键的时刻，做出正确的抉择。而所谓正义，就是合乎民心而正确的事情。现在，朱清时已经做了正确的事情，就看立法者是否明智了。
南方都市报，2011/3/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