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10日的《南方周末》刊载了苏永通等对“中国民间赴日辩论团团长童增”的专访。内称：童增说：“我认为我们基本能代表中国民间，我们身后站着13亿中国人民；日本方面则不完全具有这样的代表性，他们属于右翼”。对此，我有不同看法：
童增的表述是留有余地的，他说“我们”“基本能代表中国民间”，并没有说完全代表，但我仍要提出，童增所说“我们”所指的童增、徐勇、“秘密武器”三人，在此前我闻所未闻，——恕我孤陋寡闻，所知甚少，——但我以为像我这样的人还有，数量恐怕不只在“基本”之外。——再说，即使是少数，也在“13亿”之内，不应被排除在“13亿中国人民”之外。
我有一种习惯，就是在没有委托别人代表我的时候，特别是在我和这个人有一定距离，不了解他将要说什么和做什么的时候，就不认为他可以自作主张地去代表我。我们中国的过去是一种整体和部分的结构，粗略言之：在传统社会，家庭中，个人是部分，家庭是整体，在社会中，家庭是部分，国家是整体；在计划经济时期，在单位中，个人是部分，单位是整体，在社会中，单位是部分，国家是整体。整体的利益是高于一切的，部分则从来就不是一个独立的有着自己的权利的个体。现在社会正处转型之中，一个个体和联合体的结构有可能形成。在这种结构中，每一个人作为个体的权利是第一位的，联合体存在的合理性只在它能提供一个个的个体们所共同需要的秩序和安全。在这种结构的变化中，我希望一种多元一体，和而不同的构架能够形成，以使利益和主张不同的个体能够共生共存。人与人之间是这样，族群与族群之间是这样，社会组织与社会组织之间是这样，国家与国家之间是这样，不再是相互为敌，你死我活，而是在利益、主张不同的情况下共生共存，争取双赢。我们说，和平、发展应是现今时代的两大主题，道理就在这里。
至于苏永通等专访中称童增辩论的目的是“澄清中国民间对日情绪，探讨中日关系症结以及解决之道”，我是赞同的。一切问题，均应积极探寻症结所在和解决之道；一切问题，又都关联着事实、事实的认知与解释，及处置方法多个方面。在问题的处置上，是选择敌视、争斗、你死我活，还是和解、双赢，固然与价值观和主张的不同相关联，但能否正视历史事实，不回避而努力去搞清事实真相，也同样是与价值观和主张的不同相关联的。
由此，我想到前些时候在《南方周末》上看到的一篇题为《从“正义感”到“正义理性”》的文章，想到南非图图大主教的著述《没有宽恕就没有未来》。在我看来，正义理性是非常重要的，而图图大主教强调的搞清楚事实真相是和解的前提则同样是非常重要的。对于人类而言，一切历史问题，均应搞清事实真相，否则，同样的错误、同样的罪行，就仍会重犯。而在人们——不是简单地两分为在某一次具体的事件中的侵害者和受害者——都能从历史中汲取教训后，宽恕罪恶，放弃复仇，才有双赢。
我为什么要写下上面那些文字，因为轻言自己“代表中国人民”正是已经过去了的那个时代遗留给我们的思维方式和表述方式。政府和民间可有不同，民间各种主张之间可有不同，人与人之间可有不同。另外，别人打我们固然不对，但被打的人更应该想一想的是自己为什么会被打。如果说我们品性端优，行为方正，不去打人，但也应该有能力不被人打。
（2005-6-6）
